爲了攻佔武漢，日軍勞師遠征，死傷累累，但並沒有能夠消滅中隊任何一支主力精銳，最後該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軍事上等於是一次失敗。
外交新星
對於佔領武漢，要說不高興，也就“第一名將”岡村有些不高興，大部分日本人都還是很開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宮裡召見了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和海軍軍令部次長，表示“朕對此深感欣慰”。
其實自攻陷南京之後，裕仁已不只一次召見他的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只一次，不過，他有理由認爲這次應該是到頭了。
四個多月前的御前會議上曾經討論過，要是把武漢和廣州都攻下來，中國政府便將無路可走。現在兩個目標全部達成，就等對方自己搖白旗了。
可是那個政府從“南京政府”降到“武漢政府”，又從“武漢政府”降到“重慶政府”，怎麼看，都沒有一點要搖白旗的樣子。
對此最交代不過去的就是首相近衛，當然他交代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剛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作爲對手”的聲明，馬上就來了個臺兒莊大捷，說明雙方的角鬥纔剛剛開始。現在好，你想談都抹不下這個臉了。
近衛怨天尤人，把外相、陸相都給恨上了。
這個沒譜的廣田弘毅，爲什麼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難收，處境如此尷尬。
那個挨刀的杉山元，當初打仗數你叫得最兇，說是要“一個月解決中國事件”，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麼都沒解決。
於是早在武漢會戰之前，近衛便一發狠，實行內閣改造，整整換下來四個閣員。其中，繼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繼任陸相爲板垣徵四郎。
宇垣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個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衛起用這樣一個軍中老前輩，也無非是想壓一壓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軍內少壯派。
當近衛找宇垣談話，要他擔任外相時，宇垣堅持說：我進班子可以，不過你得答應我，不能拿你那個“對手聲明”套着我，否則這個外相沒法幹。
對於發“對手聲明”，近衛自己都有些後悔莫及，當然是一個勁兒點頭。
不過宇垣所稱的“對手”卻絕不是說的蔣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員。
近衛把宇垣和板垣同時召進閣，其用意是雙管齊下，即宇垣負責通過外務省誘降，板垣負責通過軍部誘降，大家齊頭並進，但最後的結果，就像是日本海、陸軍一樣，彼此互補談不上，天天拆臺扯後腿倒綽綽有餘。
宇垣的重點是盯牢孔祥熙，可還沒等他弄出什麼眉目，板垣那邊卻已經把臺子都搭好了。
軍部計劃成立一個“對支院”，用以對中國“開展工作”。這個機構擺明是要搶外務省的飯碗，宇垣自然要反對，由此導致兩個部門的關係十分緊張。
近衛改來改去，把自己夾到了中間。軍部是什麼力道，給板垣和多田駿合起來一逼，他只好同意設立“對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辭職收場。
宇垣下了臺，軍部要獨自搭臺唱大戲，而軍部的誘降跟外務省並無任何區別。他們並不是真的要跟你進行什麼正式談判，而是要與軍事進攻相輔，從內部進行挑撥離間和分化。
日本人愛耍花招，蔣介石卻也想借機打探一下虛實。因爲那時武漢會戰纔剛剛開始，正面交涉的門窗又被關死，這種時候，瞭解對方在幕後到底想些什麼，做些什麼，自然十分重要。
蔣介石決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場，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政法系，雖然學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卻根本進不了外交部（“政治學西洋，軍事學東洋”嘛，他把次序弄錯了），回國後只能在大學裡教教書，寫寫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國，自言“從政七年如咯血”
這個時候的高宗武，相當於還未受過什麼挫折的大學畢業生，剛剛進入人生的跑道，年輕力壯，精神抖擻，縱然一時未得機遇和垂青，可對美好未來始終抱着無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紮實的日語功底，據說留學東瀛八年，連日本人都以爲他是正宗本國人。在此基礎上，他開始進一步研究日本政壇動向，曾在《外交評論》上一連發表十四篇論文，篇篇內容不離日本問題，讓一度對日本國情不甚了了的國人大開眼界。
人們開始悄悄議論，那位年輕的日本問題專家究竟是誰？
只有奮鬥，才能收穫好的結果，小高你快要有戲了。
到了1933年，由於日本退出國聯，中國國內普遍對國聯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視，高宗武身逢其時，接連受到國內軍政兩界的頂級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的接見。蔣介石甚至還親自把小高老師請到家裡，聆聽他的見解。
1934年，高宗武被調到外交部，此後沒多長時間就從一個普通科員，升爲亞洲司科長、副司長。第二年又一躍成爲亞洲司司長，參與對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這一年他才三十歲。高宗武曾經說過，他年輕時從來沒有缺過錢，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錢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三十歲，我們沒準兒連做房奴、車奴都還沒有資格，可能是一個公司的小職員，一個工廠的小工人，一個商店的小店員……反正大多脫不開一個“小”字，可人家卻已是堂堂司長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運也實在是夠厚待他了。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參加通郵談判。當時日本方面想通過實現關內外通郵，來迫使南京政府事實上承認僞滿。高宗武在黃郛的幫助和指導下，一方面拖延了時間，另一方面又在解決通郵問題的同時，巧妙地繞過了政治障礙和陷阱。
在那次談判中，年輕的高宗武表現出了一定的勇氣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這時慢慢顯露出來。
談判過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對日方代表直接說“不”，結果導致了談判當場破裂。走出談判會場後，他還認爲自己當天的表現是成功的，黃郛會因此誇獎他，未曾料想後者搖了搖頭，大有不以爲然的意思。
在黃郛這樣的外交老手看來，談判場上，作爲弱國代表，不能只圖自己一時痛快，直接談崩是很冒險的，因此高宗武之舉，實屬“小孩子”纔有的衝動。
高宗武年輕氣盛，一下子就來了性子，當即對黃郛說，如果產生後果，責任全由他一個人承擔。
黃郛看着眼前這個愣頭青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倒是他旁邊的殷同嘀咕了一句：這種談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們不能因爲殷同後來真的成了漢奸，就完全否認他當時代表中方立場且爭取國家權益的努力。實際上，從他負責的談判來看，此人稱得上是精明無比，僅談判技巧一項，就遠非初出茅廬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黃郛的話來說，大家來進行這些談判，就是爲國家“唱戲”的，僅僅是戲唱得好不好，夠不夠水平的問題。
可是高宗武並不願這樣理解，自己勇敢地對日本人說出了“不”，不僅得不到上級和同僚的肯定，反而還捱了批評，心裡面真是既委屈又窩火。黃郛老前輩的資歷和身份在那裡，他不能明頂，對殷同就不客氣了：你不是笑我想當英雄嗎？告訴你，我離開南京之前就沒想過要做英雄，更不會靠日本人來當鐵路管理局局長。
殷同當時擔任北平市鐵路管理局局長，這句話明着就是諷刺他的，亦可見高宗武之年輕和不顧場合的意氣用事。實際上，若沒有黃郛後來的及時補救，通郵談判是難以繼續進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憑此取得成就和聲名。
我們也許會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個時段，旁邊都有這樣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長者相助，或者都有這樣允許你改正的機會，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走麥城
1936年，中日展開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政治談判。在這次談判中，已升任亞洲司司長的高宗武只是參加預備會議的配角，但由於擔任主角的外交部部長張羣表現強硬，因此日本人反過來大力吹捧和擡高這個年輕人，說是以後遇到事情只會找高宗武談。
似乎任何時候都是如此，老外說誰行，大家都會側目而視，認爲這個人可能真的行，何況還是人人都見之發憷的談判對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達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覺得當亞洲司司長都算屈才了：我對事務性的工作沒有興趣，我的願望是使中日關係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以實現東亞歷史性的變革！
人就是這樣，狂起來真個是沒邊沒沿兒，你以爲你是聯合國秘書長呢？
“七七事變”後，高宗武加入了“低調俱樂部”，但是蔣介石堅決抵抗，日本人也鐵了心要侵略，都是槍來槍往，刀來刀去，沒賣嘴皮子的人什麼事。自近衛內閣發表“對手聲明”後，雙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隻能做看客了。
由一個成功者突然變成賦閒者，那種心裡空蕩蕩的感覺真是太讓人難受了。
不行，絕不能這樣無所事事。
於是，高宗武便通過同爲“低調俱樂部”成員的周佛海向蔣介石進言，表示願意請纓去香港刺探日方情報。
在這一過程中，蔣介石曾一度改變主意，想不讓高宗武再去香港，主要就是考慮到對方還太年輕，容易出現閃失，但是經過周佛海的力保，高宗武最終還是成行了。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蔣介石面前誇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捨己再無能人。可是外交場本來就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江湖，在裡面混的人肚裡的腸子都要繞無數個圈，高宗武幾次往返香港，均徒勞無功，而且找到的人無論在外務省還是軍部都說不上話，更不可能讓你掏到什麼機密情報。
蔣介石在對日秘密談判上十分謹慎
按照蔣介石的安排，秘密刺探和交涉的事關係重大，來不得半點差錯，每一步都需其親自授意，然而幾次碰壁之後，這個“外交新星”開始浮躁起來，腦子一發熱，做事也沒了邊。
在蔣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慫恿下獨自去了東瀛，而後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條打破僵局的危險思路：擁戴汪精衛，取代蔣介石，以向日方謀和。
外交實際上是個非常嚴謹細緻的工作，作爲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卻充滿着太多的自由空氣。在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他一直認爲“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溫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謀和之心。正好這時的汪精衛由於自己的主張在政府內部受到排斥，也正準備通過高宗武發起“和平運動”。
WWW◆ttκΛ n◆C 〇 日本軍部由此發現，原來除了孔祥熙之外，還可以從汪精衛身上打開缺口。
蔣介石在得到報告後勃然大怒。
不經允許，擅自赴日，還主動向對方獻出這麼一條糟糕透頂的“計策”，這無異於在乞降。
本來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虛實，最後反而讓人家鑽了空子，一個外交新星轉眼間變爲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個渾蛋，誰叫他去日本的？
蔣介石命令停發高宗武的所有活動經費，而且自此以後再也不願見這個自以爲是的書呆子了。
高宗武本來自恃甚高，想當年連黃郛都不被他放在眼裡，經此刺激，立刻咯血不止，導致結核病復發，一連幾個月都無法見人。
一夜之間，過去擁有的所有東西都將離自己遠去，這對高宗武來說，甚至比死亡還可怕。於是，他孤注一擲，越走越遠，直至追隨汪精衛走上叛國投敵的道路。
故事的戲劇性就在於，當汪僞政權即將開張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識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當，於是逃離上海，並將“汪日密約”公諸報端，反過來對汪僞政權造成了沉重一擊。
雖然是亡羊補牢，然而一個外交官的人生已經結束了。這個年輕人曾經爬得很快很高，卻也跌得很快很慘。
老江湖
情報還是要繼續刺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類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小青年了，這次被蔣介石賦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說會道的蕭振瀛。
蕭振瀛是一個文臣，當初蔣介石委任他爲一戰區總參議，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場廝殺。
凡世間萬物，均須盡其用才行。蕭振瀛能在華北縱橫捭闔，靠一張嘴鬥敗土肥原和板垣，這種才能若是浪費了豈不大爲可惜。
蔣介石讓蕭振瀛以接眷屬的名義，在香港與日方密談。
奉命之後，蕭振瀛也動身前去香港。他與高宗武不同，雖然不是什麼衣着鮮亮的“日本通”，可卻是老江湖了，鼻子輕輕一嗅，便能聞出對方的氣味兒。幾句閒話一聊，就發現一個叫和知鷹二的日本人大有講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軍部。
他猜得沒錯，和知正是軍部派駐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華北混的，而蕭振瀛當年也是華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當然認識和知。他隨即向正在武漢的蔣介石報告了這條線索。
此時武漢會戰已經進入中期階段，蔣介石馬上將蕭振瀛召至漢口，當着面授以機宜。
話說和知在見到蕭振瀛後，也認爲自己找到了敲門磚，在向軍部彙報時，後者同樣鄭重其事，將其命名爲“蕭振瀛工作”。
兩人面對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個最大誘餌，那就是承諾“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狀態”。
消息傳到武漢，不獨孔祥熙等極少幾個知曉內情的“主和派”激動不已，連蔣介石都感起了興趣。
在此之前，他對“和談”本來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蕭振瀛前去也主要是爲了刺探日本人的內幕。
當時張季鸞名爲《大公報》主筆，實際也是蔣介石帳下的重要智囊。蔣介石在私下對張季鸞明言，以他對日本人的瞭解，如果沒有“重大變化與打擊”，對於吃到嘴邊的肉，對方是絕不肯輕易再吐出來的，所以對和知所謂的“和談”不應樂觀。
說是這麼說，可當蔣介石聽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狀態”時，也不由得怦然心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