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攻勢的結果反映了當時正面戰場的一個真實狀況，即中隊無力作決定性反攻，而日軍因侵佔的地方越來越多，可以使用於中國的兵力也已達到極致。
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大家都很難。
繼續賭
根據史學家黃仁宇提供的數據，到1939年，日本直接軍費已達六十四億日元，爲開戰之初的兩倍，全國收入的一半以上轉瞬化爲烏有。
石原莞爾曾經說過，如果中日爆發全面戰爭，至少須耗用軍費五十億日元。現在看來，“唯一戰略家”估計得還是太樂觀了，事實是，已經超過六十個億砸下去，卻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收場。
到1939年年底，由於國內的軍工生產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於學校軍訓的步槍都收集起來運到了前線。
日本在東亞的一家獨大，無疑是對“九國公約”的公然挑戰。英國因歐洲戰場的牽制，在大多數時間內還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協和退讓，美國則再也按捺不住了。
1939年，美國國務院正式通告日本，廢除了“美日通商條約”。這個條約於1911年簽訂，實際上要1940年1月26日纔到期，可是美國人不管這些，直接揮起刀斬了下去。
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當時美國產品佔到了日本總進口物資的四成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戰略物資，像石油鋼鐵之類，都非得從湯姆大叔手裡才能買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對付中國和蘇聯，開戰名單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覺間，已經是仇敵滿天下。
細數手上的棋子，日本統帥部才發現自己在中國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腳來都非易事。
趕快撤掉一些吧。
軍部制訂計劃，預計分兩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年底，將關內日軍由八十五萬減至七十萬，第二批是到1940年年底，由七十萬減至四十萬。
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師團的復員，實際就是首批撤兵計劃的一部分。可是這個計劃遭到了“中國派遣軍”的強烈反對。
如今的“中國派遣軍”可不得了，華北的“華北方面軍”、華中的“華中派遣軍”、華南的第二十一軍都由其直接指揮，也就是說，只要是在華日軍都得聽它的。
日本軍部又怎麼樣？同樣得禮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計劃剛開個頭，就執行不下去了。
“中國派遣軍”的司令官是西尾壽造。他的上位，幾乎就是幹得好不如關係好的現實縮影。臺兒莊打成那個鳥樣，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彎曲一下之後，照樣可以坐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爲訓練總監，成爲日本陸軍三大首腦之一，然後又出任在華陸軍最高指揮機構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麼來什麼。
板垣軍功夠高了吧，也纔不過在他手下當一個總參謀長，你還有什麼可解釋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許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應該說打仗頗有一套，在兵少將寡的情況下猶能維持現狀，特別是躲過了第五、第九兩個戰區發動的冬季攻勢，算是難能可貴，可是這人太有個性，連統帥部的命令有時都敢質疑，於是西尾就選擇了讓岡村走路，後者被委以軍事參議官一職，從此離開了武漢前線。
一切重新開張，西尾打算在任內做出點樣子。爲了防止冬季攻勢這樣的大規模攻勢再次出現，他決定趁中隊進入休整的機會，集中兵力打擊第五戰區。
在把軍部的球踢回去後，原擬復員或回國的部隊都留了下來，“中國派遣軍”也就有了大動干戈的資本。
知道第十一軍兵力不足，別說攻，守都困難，西尾採取了“東兵西調”的辦法，從駐紮江浙滬一帶的第十三軍中抽出七個步兵大隊開赴武漢，歸第十一軍新任司令官園部和一郎中將統一指揮。
園部和一郎與岡村寧次是同學，而且是從陸士一直“同”到陸大的同學，後來岡村到關東軍任師團長，園部也追了過去，同樣是當師團長，現在又來武漢接班——蹭明星的光也不是這麼個蹭法，還搞得形影不離了。
不管別人怎麼想，園部的確有超越前任的勁頭和想法。爲了確保此次一擊即中，他以三個師團爲基幹主力，再分別配屬十五個步兵大隊，使進攻五戰區的實際兵力一下子超過了四個師團。
即使“東兵西調”之後，第十一軍一共也才七師四旅團，園部這次是真的把最大賭注都押上了。
其實大家都在賭，日本軍部賭“中國事變”能夠最終解決，西尾賭自己開張大吉，園部則賭自己是不是比岡村會來事。
死結
李宗仁和他的將官們又要經受新的考驗了。
早在冬季攻勢時，右翼兵團司令官張自忠曾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採訪。本來大家談得還算順利，可記者忽然問到了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問題引起了張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萊問：您認爲中國有如此多的僞軍首要原因是什麼？
史沫特萊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美國記者，但她的話顯然剌傷了採訪對象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專門針對張自忠的，之前也問過川軍首領王纘緒。
爲什麼有這麼多僞軍？那位老大給出的答案倒也中規中矩：因爲他們不讀書嘛，要是他們多讀儒家經典，就不會去當僞軍了。
史記者不愧是名記者，反應十分快捷：據我所知，有好些僞軍頭目可都是飽讀經書的。
王纘緒無奈地看了看這位刁鑽的記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釋：讀書要認真，你說的僞軍頭目們肯定讀書很膚淺。
史沫特萊瞭解了一下，川軍首領自己從不讀書，哪怕是“膚淺”地讀。他的指揮所裡連一本書都找不到，更別說儒家經典了。
與王纘緒不一樣，張自忠沒有這麼會吹牛，但他戰績彪炳，而且幾乎就是王纘緒嘴裡所稱道的那種典型——少時讀過儒家經書，從軍後手不釋卷，看的都是各種軍政書籍。
史沫特萊認爲張自忠會給他一個認真的答案，卻沒想到對方聽後，臉色驟變，只用一雙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無冕皇帝一支筆，誰敢得罪，張自忠的態度使史沫特萊大爲光火，事後還氣呼呼地對張自忠的幕僚發脾氣，說她永遠不理解也不會信任像張自忠這樣的人。
其實歸根結底，人還是得厚道。
採訪之前，史沫特萊翻過張自忠的資料，知道對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卻仍要這樣提問，是不是故意的還真的很難說。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國女人不能理解的事還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個人的心已被深深刺傷了。
自從離開華北後，張自忠每戰必竭盡全力，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仗越來越難打，離華北和平津也越來越遠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經的，然而不打仗的時候，一個簡單的關於僞軍的問題，就那麼讓人難以承受。
當年的一雙生死兄弟，一個背叛了另外一個，雖然那一個後來選擇了寬容和原諒，可是隻要不把對方失去的給找回來，你就永遠難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會像塵土一樣毫無價值。
那是心中纏繞很久的一個死結。
我不是僞軍，也不是漢奸，我不是，我會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來的！
那個人
宋哲元的境況很不好，早在徐州會戰前就是如此。
在把張自忠迎回軍隊後，這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曾抱定打回華北，重振二十九軍的願望，然而卻發現自己越來越力不從心，再也無法恢復到過去指揮長城抗戰時的神勇了。
更讓他傷心不已的是，已經沒有多少人願意服從他這位昔日抗戰英雄的指揮了，他說要往前衝，大家都一個接一個地往下溜，並不把集團軍總司令當回事。
當時第一集團軍已歸屬第一戰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隊爲什麼總是一退再退，屢屢來電相責。
參謀處問宋哲元如何答覆，宋哲元也不知道怎麼答，便隨口編了個理由，說前線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動所致，而是主動作爲，乃是爲了“避免與敵決戰，以免部隊作無謂的犧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決戰”，你還要“避免”，還不肯作“無謂的犧牲”，這個理由自然難以讓人信服，別說程潛，即使參謀處的那些參謀也覺得說不出口，只好另外編了一些理由搪塞過去。
到了後來，宋哲元幫前線部隊擦屁股已經擦到連他自己都語無倫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決戰說”之後，他又提出了一個“全軍爲上”。
秦德純趕緊提醒他，“全軍爲上”語出《孫子兵法》，指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並不是不戰而退，您把意思給弄錯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說，這幫小子一個勁兒撤退，怎麼幫他們圓？
要不弄通俗一點吧，就說是：能戰則戰，不能戰則走。
這又不是在後方打游擊戰，豈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騰，都是爲了應付程潛的“檢查”。
其實他每次作戰，都把集團軍總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軍，部隊還是爭先恐後地往後退，退來退去，總部位置竟然變成了進攻時的最前面，撤退時的最後面！
由於在指揮作戰方面毫無起色，劉鬱芬、門致中等西北軍元老們都按捺不住，紛紛發電報到前線，希望宋哲元能夠辭職讓賢。
宋哲元這時也感到部隊混亂，光整頓起來就非易事，便把兵權交給馮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養病。
宋哲元周圍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現在一看，老爺子無職無權，便都一鬨而散，留下來的，僅秦德純等幾人而已。
在他居於高位之時，背後敢隨意議論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徹底退下來，閒言碎語就越來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軍官兵面前的講話作爲底本，又把華北的那些事翻出來，在背後指指點點。
此時的國內輿論，也一改“七七事變”開始時對二十九軍的讚揚，轉而對宋哲元和二十九軍大加批評。譏諷和痛罵的文章，有的發表在報紙上，這個還好一點，你可以選擇不看，但還有人會直接寫信或者發電報給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傷心和難過，常常借酒澆愁。
他不只一次地問，華北的事究竟是誰的責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們來負這個責任呢？
沒有人能夠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語：一個人在臺上的時候，誰都來恭維你，可是在你倒黴的時候，就牆倒衆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幾個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纔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說老爺子既心病難除，不如再把信找出來讓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轉憂爲喜，並小心翼翼地把信隨身收藏起來。
那封信是蔣介石寫的，當時華北政委會剛剛成立，蔣介石在信中說，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權處理，而一切由中央負責。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據，他認爲他從此可以大聲地告訴世人：我宋哲元是愛國的，在華北兩年的所作所爲，都是經過中央授權並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