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這封信視若珍寶，每時每刻都不肯離身，直到臨終前，還千叮嚀萬囑咐，要求家人務必把信編入自己的傳記。
夢迴華北
宋哲元平生，向以“寧爲戰死鬼，不做亡國奴”自勉，也以這一信條來教育和要求別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聽說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後，他親自給石友三發去電報，要後者珍惜個人聲譽，服從戰區命令。
汪精衛和他素無瓜葛，但在對方叛逃之後，他專門致電蔣介石，痛罵汪氏的叛國行爲，爲國人所不齒。
他始終忘不了的，當然還是那片戰場。只是從那裡傳來的，基本都沒什麼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氣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過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來。
宋哲元按捺不住，頗思重上戰馬，他對別人說：要是宋某出去帶隊伍，敵人絕不致如此猖獗。
可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當時宋哲元由於長期心情鬱悶，已經患上了嚴重的肝病，誰也不可能讓一個病人去帶兵打仗。
後來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兒見父親病情越來越重，後方又缺乏藥物和良醫，便寫信勸他到香港去就醫。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軍人，不能在前線殺敵，已經抱憾。你們還勸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責任嗎？
堅決不去香港，卻鬧着要去西安，因爲那裡離華北更近一點。
家人和醫生屢勸不聽，只好叫來了秦德純。
秦德純跟隨宋哲元半輩子，對他知根知底，便勸衆人：隨他的意吧，別叫他心裡不痛快了，這樣反而可能會好一些。
“寧爲戰死鬼，不作亡國奴”
是宋哲元一生的信條
可是宋哲元哪裡還能夠長途奔波，只行了二百里，到綿陽就再也動不了了。
在綿陽時，宋哲元的病情急劇惡化，常常不斷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過來，他對前來看望的舊日同僚說：軍人不能戰死沙場，死也不能瞑目……
當年宋哲元離開北平時，由於行程倉促，沒有來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帶走，後來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紀大了，不可能攜之遠行。
宋哲元託人帶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柺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見面，這就是唯一信物。
他終於進入了生命的倒計時。
夢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條條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夠感覺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戀一生的精神家園。
還有那羣兄弟，曾在一起歡笑，一起悲傷，一起掙扎，一起迷惘。
無論活着，還是死去，都無法忘記……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綿陽，時年僅五十四歲，那一天是中國傳統的清明節。
吞聲
在宋哲元退養期間，張自忠仍定期發去電報，以報告戰場上的進展情況。
當然電報中要常有勝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勝仗，只要讓對方高興，張自忠都樂此不疲。
只是這太難了，越往後面越難。
冬季攻勢之後，第五戰區就進入了休整補充階段，可是由於後方物資極端匱乏，所謂補充，多數情況下都只能淪爲一句空談。
桂軍第八十四軍算是李宗仁的親兵部隊了，也是要什麼沒什麼——要工事材料，沒有；要工兵，沒有；要炮兵，更沒有！
李宗仁現在的狀況可以說比臺兒莊大捷前都慘，在兩手空空的情況下，他能給予各部隊的只有一紙死命令：假如打起來，一線官兵必須與陣地共存亡。
連桂軍都是這個樣子，其他部隊可想而知。
早在冬季攻勢時，張自忠就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們白天單衣赤足，凍得連手都扳不開槍機，到了晚上則只能以稻草當被窩禦寒。悲哀的是，誰也無法改變這種境況，張自忠能做的，只是帶着這些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廝殺、去拼命，這讓他備受煎熬。
冬季攻勢之後，兵團建制撤銷，張自忠仍爲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看起來他可指揮超過十萬之衆的集團軍，其實這個集團軍很難指揮，各部隊原來都來自不同的單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實力，不願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則是戰鬥力極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塊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五十九軍。
可是五十九軍也不是磨不鈍的鐵槍頭。這支當年華北首屈一指的雄師，曾擁有三萬精兵，但自臺兒莊大捷後，每打一仗就要損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這一半里面還有很多是後來補充的新兵，其作戰能力和素質無法與老兵相比。
一邊是責任不斷加重，另一邊卻是可用之兵急劇減少，張自忠所面對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五十九軍單獨擊退第十三師團也不算特別困難，然而一年之後面對同樣的對手，卻已是倍感吃力，無論鄂北大捷還是襄東大捷，其實勝得都很勉強。
張自忠清楚地知道，戰場之上，幸運之神不會永遠眷顧某一個人，這樣下去將來非丟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敗。
他也想了很多辦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聯手馮治安第七十七軍，通過“統一思想、健全乾部”，使這兩支老二十九軍中最強的兄弟師能夠協同一致，共同禦敵。
張自忠所說的“統一思想”，就是他在給馮治安的親筆信中所說的，要跟日軍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時的馮治安早無“七七事變”時拔劍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繼續敷衍，敷衍着佈置，敷衍着防守，有時甚至寫一些假戰報進行搪塞。
在健全乾部方面，馮治安同樣做得很差。第七十七軍的軍紀本來就不好，南下後由於他的放縱，更是變本加厲。下面強拉老百姓的騾馬，有人告狀，他竟然說，現在這種情況講什麼紀律，拉幾頭牲口不算什麼，我們不拉，日本人也會拉。
第七十七軍的一個營長不僅強徵民糧，而且公開抽大煙，但馮治安也只是輕描淡寫地來了一句：以後大煙少抽點。至於強徵民糧的事，則半點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後果，就是很多中下級軍官變得十分驕縱猖狂，除了欺負老百姓外，哪有什麼戰鬥力可言。
張自忠縱使把一顆心掏出來給人看，亦改變不了對方，他爲此十分憂慮，曾對自己的幕僚說：如果沒有別的好辦法，個人只好早點死掉，不然對不起苦戰中的官兵。
死，是張自忠重掌五十九軍後出現頻率最多的字眼。實際上他每次作戰也是險中求勝，死中得活，“瀕死者屢矣”。人生慷慨處，視死忽如歸
不過在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總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無愧於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卻把這一線希望擊得粉碎：那些曾經的歲月、曾經的你我，已再不能夠重來。
天還是原來的天，地還是原來的地，卻已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又該去往哪裡。張自忠的內心有了一種被撕裂的感覺，只有他知道，當一個人離去，剩下的人會有多麼孤獨。
名利、地位、榮譽，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願意拋棄這一切，就靜靜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卻流不出一滴眼淚。想喊，卻發不出一點聲音。
直到見到友人後，張自忠才抑制不住爆發出來，他捶胸大慟，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許我有贖罪的機會了！
從這個時候開始，“死”真正成爲張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擇。
決心
1940年5月1日，第十一軍對第五戰區發動進攻，棗宜會戰（棗陽—宜昌）開始，這是自武漢失守後中日之間最大規模的一次戰役，第三十三集團軍據守的襄東防線成爲日軍攻擊的首要目標。
張自忠知道這將是一場大惡戰，特地曉諭五十九軍將領：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爲其死，已毫無其他辦法。
張自忠有死戰決心，但他沒有想到，戰鬥之殘酷程度遠遠超出原先的預計。
從出擊日期、路線到包抄迂迴的戰術，棗宜會戰和隨棗會戰都差不多，但是由於得到“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的支持，日軍像南昌會戰時那樣，進行了高度的特種配備。
包括第十三師團在內，進攻第五戰區的每個師團都配有一個山炮兵大隊，此外，園部還將第十一軍直屬的重炮兵旅團、戰車聯隊以及騎兵聯隊全都派上場。
對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戰車都是最大的威脅。
在臺兒莊大捷中，中隊曾用戰防炮對付坦克戰車，然而此一時彼一時，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斷更新換代。
一炮便能幹掉的89式、92式、94式戰車已成過去時，剛剛出來的95式、97式在裝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是97式戰車，被稱爲日本在二戰中裝備最成功的一種坦克，要想把它轟個對穿頗不容易。
5月2日，第十三師團便突破了襄河東岸的右翼防線，這一速度比隨棗會戰還要快得多。
張自忠迅速調整部署，派第三十八師等部隊東渡襄河，對北進之敵實行側擊。
過河的部隊很多，但數第三十八師打得最兇，因此也最爲引人注目。第十三師團不得不回過頭來，對第三十八師進行合圍，後者處境十分險惡。
5月6日，張自忠召開集團軍會議，提出要渡河督戰，以挽危局。
在場將官都認爲主帥不宜親征，應該讓身爲集團軍副總司令的馮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後，張自忠曾致書馮治安。
他說，佟麟閣和趙登禹都死在南苑，現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二十九軍的將領只剩下你、我，還有劉汝明等幾個人了。
我們不知什麼時候也將永別，所以應立即下定決心，趁沒死的時候，爲國家和民族盡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樣，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
可是這番肺腑之言，顯然對馮治安的觸動並不大。電話打過去，對方說他抽不開身，而且還勸張自忠也不要去。
張自忠不再猶豫，當晚他給馮治安留下了最後一封信——
我因責任所繫，必須過河與敵一拼，假如事情不順，將奔着最終的目標而去。總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壞，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張自忠東渡襄河，這實際上已是他第四次親自渡河作戰。
僅僅三個月前，第十一軍就發動了一次試探性的春季攻勢，那一次的情況也險惡異常，同樣是張自忠在渡過襄河之後，以側擊的方式發動猛擊，才最終扭轉了局勢。
可是那句話永遠是對的，戰場之上，幸運之神不會始終眷顧某一個人，如果說前面三次都庇護了你，那麼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會那麼走運了。
平時張自忠的衣着與普通士兵無異，但這次他似乎已有預感，一反常態地穿上了將軍制服，並戴上了中將領章。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解脫
第十一軍往北推進的速度越來越快。5月8日，中路的第三十九師團攻佔了棗陽，西路的第十三師團和東路的名古屋第三師團對中隊完成了第一層合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