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被刺殺後四年，具有絕對優勢的西班牙“無敵艦隊”被用海盜船、商船拼湊起來的英國艦隊悉數殲滅。再過八年，腓力二世又被法國擊敗。一連串軍事和政治上的失敗使得西班牙實力大減，這成就了堅持不懈頑強起義的荷蘭人。威廉去世二十多年後，荷蘭終於贏得了獨立。
荷蘭是個很怪的國家。
我們說過，荷蘭地勢低，河流多，這意味着它的農業水平差。但也意味着水上交通發達，所以荷蘭的商業發達。這讓我們想起了什麼？對，同樣是靠在海邊、航海業和商業發達的雅典。
商業和哲學很有關係。
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靠水邊的人都聰明。這很有道理，靠水邊的多商人，自然理科就強，也就易於孕育思辨精神。同時，商業城市人口流動大，管理者不敢得罪外邦人，所以對外來和新興文化更爲包容，而不像農業社會那樣，強調的是社會穩定和循規蹈矩。
古代中國就是個典型的以農業爲主的內陸國家，周邊的國家又都比中國窮，沒什麼好交易的。所以中國並未出現思辨精神，而是以善於維持社會制度的倫理學優先。
正是因爲商業發達，在天主教和新教比賽般絞殺異端的世界裡，荷蘭擁有全歐洲最開明的言論政策。不久以後，荷蘭成爲各類異端分子、科學家、哲學家的避難之地。它成爲雅典之後，哲學的第二個故鄉。
但是商業國家也有缺點。
商人都顧着自己賺錢，喜歡考慮個人利益而不顧大局。在打敗西班牙人的時候，荷蘭人原本想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推舉一個人當國王。但是自從威廉被刺殺以後，荷蘭再也找不到像他這麼有威望的人。都是商人嘛，也不能指望誰大公無私。此時的荷蘭一共由七個省組成，七個省互相猜疑，選誰當國王都有人反對。一度荷蘭人實在不行了，竟然找英國要了一個貴族來給自己當國王。但是這國王一味顧及英國的利益，荷蘭人不得已又把這個國王趕回去了。
最後怎麼辦呢？逼急了荷蘭人想出一招，算了，哥們兒，七個省不都互相不服嗎？咱投票得了。
於是，荷蘭在近代歐洲第一個取消了獨裁者，完全採用議會投票的方式處理政務。這種政體從羅馬屋大維專政以來，已經很多年沒有了。此時的荷蘭也不能叫做“荷蘭王國”了，而改叫“荷蘭共和國”。（準確的名字叫“尼德蘭共和國”，包括今天的荷蘭、比利時等地。今天的尼德蘭共和國沒了比利時，名字沒變。我們習慣叫它“荷蘭”，實際上“荷蘭”只是共和國裡一個省的名字。）
這個舉國都是油滑商人，政客間互不信任，議員一天到晚吵架，一個決議能從地方吵到國會一個禮拜都決定不出來的小國家，也就被歷史學家們當做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聽上去很美，資本主義，又民主，又言論自由，比封建國家那得優越多了。然而荷蘭也有不行的地方。
比如說打仗這事兒。你想，全國都是忙着掙錢的商人，誰會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爲別人去打仗呢？但是商人也有商人的解決辦法，不是沒人想當兵嗎？哥花錢僱總行了吧。
這一僱不要緊，他們一不小心僱到了近代第一位哲學強人，笛卡爾。
如果我們說懷疑精神是哲學的靈魂，那麼可以說笛卡爾天生就是個當哲學家的料。
笛卡爾小時候在教會學校上學，功課很棒。但是笛卡爾卻認爲學校中所教的，除了數學之外沒有任何有用的知識。他懷疑學校的課程，決心自己去獨立求知。我們可以說，當笛卡爾決定叛逆學校課程的這一刻，他也被蘇格拉底附體了。
作爲一個基本沒什麼前人可以參考、沒什麼書可以相信的哲學家，笛卡爾探索世間奧秘的方法自然只剩下一種：親自體驗世界，按他的話說就是讀“世界這本大書”。
因此笛卡爾參加了荷蘭的僱傭軍。不過參加荷蘭軍隊這幾年也沒打什麼仗。或許因爲不過癮，笛卡爾後來又加入巴伐利亞軍，參加了“三十年戰爭”。
大約在26歲的時候，笛卡爾離開了軍隊。他大概是覺得自己探索世界的目標已經實現了，準備著書寫作。最終，笛卡爾選擇定居言論最爲自由的荷蘭，以後人生裡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荷蘭度過的。
笛卡爾既然被蘇格拉底附體，那麼他研究哲學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用懷疑把所有的知識重新檢查一遍。他直接懷疑：我眼前的這個世界是不是都是假的？會不會我見到的一切都是幻覺？都是夢境？
其實這不算什麼了不起的懷疑。且不說“莊周夢蝶”的典故了，我估計大家小的時候，大概都有過類似的靈機一動：我是不是生活在動畫片裡？爸爸媽媽是不是外星人變的？
《楚門的世界》、《黑客帝國》、《盜夢空間》等好萊塢片子一出，這個問題就更直觀了：我們怎麼知道周圍人不是全都串通好的演員？我怎麼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一個電腦虛擬出的世界裡？我怎麼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夢境裡？
笛卡爾的懷疑雖然小孩子都想得出，可是在哲學史上，這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很多哲學家都被這個問題難住了：我明明知道我所生活的、所感受的這個世界無比真實。但是，到底怎麼能嚴格地去證明它是真實的呢？你要是非說一切都是幻象，這誰也駁不倒你啊！
咱們一會兒就能看到，歷史上的各位聰明人是怎麼應對這個難題的。
好，我們承認，笛卡爾的懷疑論很有挑戰性。那我們倒想聽聽，笛卡爾自己是怎麼回答的呢？
笛卡爾其實也有點崩潰。都懷疑到這份上了，還有什麼是存在的呢？想來想去，笛卡爾還真想到一個。他想，不管我再怎麼懷疑，“我懷疑”這件事是確定的，它肯定存在吧。也可以說，只要有了懷疑的念頭，那麼“我”肯定是存在的——“我”要是不存在就不會有這些念頭了。
這就是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這句話雖然很有名，但是經常被誤讀。有的人以爲，這話的意思是“我存在是因爲我思考”，更有人引申爲“人生意義就是去思考，不思考人就無所謂存在不存在了”。
這些解釋都是錯的。
“我思”和“我在”不是因果關係，而是推理演繹的關係。即從前者爲真可以推導出後者爲真，而不是說“我不思”的時候就“我不在”了，在不在我們不知道。
從“我思故我在”開始，西方哲學的精妙之處纔剛剛顯示出來。
當然你可能不服，這明明就是一句淺顯至極的話，連小孩子都明白，怎麼就精妙了呢？
道理很簡單。
拿中國哲學比一比就知道了。
咱們說了，笛卡爾的懷疑論沒什麼了不起的，“莊周夢蝶”就是這個意思嘛。但是懷疑了之後，中西方哲學的思路就不一樣了。
《莊子》裡說完“莊周夢蝶”的故事，繼續說：
“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這話意思是：周公與蝴蝶肯定有區別，這就叫“物化”。
這就有問題了。
首先說“物化”這詞現代人就有很多解釋，什麼“物我交融”了，“順應變化”了，“四大皆空”了，全都能自圓其說，那麼多國學家也沒個定論。就看解讀的人學的是哪門哲學，就能把哪門哲學的解釋安在這兩個字上——要是寫本書後人怎麼解釋怎麼有，那大哥，我還要你寫書幹嗎啊？
其次，或許《莊子》真的包含了深刻的道理，但是它像其他的中國的哲學著作那樣，說道理的時候以比喻爲主。它的道理點到爲止，不細說，不深究，不推理，不演繹，更不會自我懷疑。就像“一陰一陽之謂道”，“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之類的話，你聽着感覺韻味無窮，讓你說明白它到底什麼意思，又說不清楚。
數學是最簡單清晰的吧。有個初中學的知識，我們在地面上豎兩根杆子，根據影子長度能計算出太陽高度。這是個非常簡單的相似三角形問題，一個公式就能表達清楚。那我們古代的數學家劉徽大哥是怎麼記錄這公式的呢：
“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
我靠，這是首詩好不好。
如果當年的牛頓也是照着這個風格寫《原理》，把力學定律通通藏在十四行詩裡，他們英國人能贏鴉片戰爭鬼才信呢！
可老實說，劉徽也是被逼的。他要真的老老實實寫成數學公式，他這本書恐怕就更沒人待見了。因爲中國知識界向來有重視文學的傳統，連當官考試都得靠文采，寫數學書自然也免不了要風雅一番。
而西方哲學完全相反，不講究用詞是不是優美、意境是不是深遠，走的完全是紮紮實實的推理道路。“我思故我在”是按照邏輯推理順理成章得到的結論，嚴謹得如同數學公式，卻缺乏中式哲學的韻味，更不會讓人誤以爲其中包含什麼安邦定國的深意。哪像中國典籍，說“微言大義”，幾句話就能涵蓋無數道理，半本《論語》就能治天下呢。
那麼，中國的比喻式哲學，和西方人的數學式哲學，我們該選哪一個呢？
我們剛剛說過，我們爲什麼不要立刻就提供幸福的宗教，而非要追求哲學？
因爲我們想避免獨斷論。
這就是雖然西方哲學比中國哲學更枯燥無聊，我們卻仍要了解它的原因。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堅持介紹西方哲學史，而不是搞本《道德經新解》之類的東西，每章引一段原文，塞兩個勵志小故事湊成一本書把您糊弄過去。那樣的書也能讓我們有所得，但是假如它不把懷疑當做戒尺，不把邏輯當做紙筆，那我們怎麼能知道，它所說的都真實可信？
所以，西方哲學家們一點兒情調都沒有，討論問題的方式都是擡槓擡槓再擡槓：
你敢寫“道可道，非常道”，他就非要拉住你問：“你給我定義一下‘道’。”
你敢回答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他就繼續追問：“你給我定義‘陰’和‘陽’。”
一如當年的蘇格拉底那樣討厭。
當然，這種哲學研究起來枯燥無味，要不怎麼哲理書籍都得寫成人生小感悟型的纔好賣。有時我也恨不得乾脆寫一本《西哲小語》算了。就這麼寫：
笛卡爾說：
我思故我在。
爲了一本小說流淚的小美說：
我愛故我在。
剛考進美術系的阿強說：
我創作故我在。
每天都會早起打掃街道的大嬸說：
我生活故我在。
那親愛的朋友，你因爲什麼而存在呢？
——再配一波普風格的小插畫兒，多給勁呀，您就坐星巴克裡可勁兒領悟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