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早年的文字只能記錄在羊皮紙和牛皮紙上。大家知道今天的真皮衣服、真皮沙發有多貴吧？在那個生產力低下的年代，一張羊皮紙的價格更是高昂無比。並且書籍需要人手工抄寫，而《聖經》篇幅又很長，成本就更高了。有的年代，一本《聖經》的價格抵得上職位較高的神甫一年的收入。圖書館裡供神甫學習的《聖經》要用鏈子拴在桌子上。12世紀，能收集24本書就稱得上是圖書館了，一部彌撒價值比得上一座葡萄園。
到了13世紀，這一切終於有所改觀。纖維紙張代替了羊皮紙，書籍的成本慢慢降了下來。
然而禁止普通百姓接觸《聖經》的命令，恰恰就是在13世紀開始頒佈的。
因爲壟斷《聖經》的好處太明顯了。既然教會的全部權威都來自於這本書，那麼把這本書束之高閣，也就沒有人可以懷疑教會了，一切都必須以教會的說法爲準。
換句話說，壟斷了對權威的解釋，就等於壟斷了一切。
所以你能明白，爲什麼美國憲法非要把案件的裁斷權交給對法律一無所知的老百姓了吧？①
說點題外話，根據教會這招，我們可以寫一本反烏托邦小說：未來的某西方邪惡國家號稱最法治，擁有歷史上最完善的法律和最嚴格的司法制度，但是法律全是用老百姓看不懂的“權威語”寫成的。用《動物莊園》的話來說就是，豬莊嚴地宣佈：在這個莊園裡，每一隻動物都應該平等地遵守法律。但動物們卻發現，法律只有豬纔看得懂。
對於接下來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有兩種看法。
樂觀的人會覺得，這是中國玩轉世界的又一個鐵證。（就像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有人以爲是東漢驅趕匈奴後的連鎖反應。所以好像是中國皇帝動了個念頭，原本不可一世、稱霸一時的歐洲帝國就瞬間滅亡了②。）
悲觀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是中國再一次痛失絕好機會的憾事。
我上面說的是四大發明這事兒。
四大發明這概念是外國人李約瑟提出來的。從近代開始，中國人越來越喜歡被外國人誇，出自外國人之口的四大發明尤其讓我們驕傲。但很多人卻忘了一件事，這四大發明雖然都是對西方文明有巨大意義，卻也全都被中國人嚴重忽視。
火藥就不說了，被外國人用火藥槍侵略的記憶大家已經足夠深了。
指南針呢，咱們都知道能用於航海。但航海對於中國人來說可有可無，最理想的結果不過是多開拓點疆土，多封賞點屬國罷了。而且西方航海業最發達的時候，恰恰明清在實行海禁，誰航海就砍誰。然而航海對於西方文明是什麼意義呢？是地理大發現，是開拓殖民地促進了商業繁榮，是拓寬視野從而帶動了文藝復興，是航海技術、天文學、地理學、博物學發展的關鍵。
最重要的是造紙術和印刷術。
剛纔說了，早年歐洲的書籍價格昂貴。但有了紙張和印刷術後，普通老百姓也能買得起書籍，連庸俗的市井小說也有機會擺上貨架。正因爲有了廉價書籍，馬丁？路德才得以成爲歐洲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不是隻在廣場上匆匆作了幾次口頭演講就被扔到了火刑架上。
正因爲有了廉價書籍，歐洲人才有了衆多嶄新的思想，有了哲學的復興，有了科學的崛起，有了現代文明的一切：
思想自由、理性、懷疑精神、科學、光明的未來。
這些是歐洲人從紙張和印刷術中得到的。與此同時的中國人呢，得到的是更多的孔孟經典和更多的市井小說而已。
是的，假設西方人從沒學會“四大發明”，那他們今天恐怕還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紀。但是我們早就有了“四大發明”這麼多年，卻沒給我們帶來一點科學的文明、理性的思辨和哲學的懷疑精神，以至於到了近代，讓侵略者像笑話動物一樣笑話我們。
那你覺得吹捧“四大發明”，這是在誇我們呢，還是在損我們呢？
再者，造紙術確實是從中國傳到阿拉伯，再傳到歐洲的（當年用羊皮紙的歐洲人曾經看着用纖維紙的阿拉伯人狂羨慕），但歐洲的活字印刷技術卻是古騰堡獨立發明的③。
磁石哪裡都有，發明指南針也不是什麼難事。航海最重要的是羅盤、六分儀這些精確的儀器，這些可都是歐洲人和阿拉伯人搞的。
火藥的發明則是很有爭議的事，但看西方人對鍊金術熱衷成那樣，恐怕也不難鼓搗出來。
總之，“四大發明”其實並不是什麼不可逾越的高峰。就算蔡倫很小氣，發明了紙張的配方也偏不告訴西方人；就算畢昇很仔細，搞出了活字印刷也偷偷藏起來。但西方文明折騰到了13世紀，就算是天天胡蒙也能把讓教會寢食難安的低成本書籍發明出來了。
所以壟斷《聖經》這招註定是沒戲的。
多虧了造紙術和印刷術。
馬丁？路德是神聖羅馬帝國人（可以算作今天德國的前身），也就是日耳曼人。他的宗教檄文一寫完，就在歐洲人手裡瘋狂傳閱。那時路德批評的主要對象還是贖罪券。百姓們聽了自然非常歡迎，神聖羅馬帝國的貴族因爲也深受教會稅收之苦，所以同樣支持他。而且非常巧妙的是，路德派不說這場鬥爭是教徒和教皇之間的矛盾，而說成是日耳曼民族和羅馬民族的矛盾。這下激起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感情：當年老子把整個羅馬帝國都滅了，今天我們越來越強大，怎麼還要受制於小小的羅馬呢？
剛開始路德和羅馬還沒有完全決裂，兩邊吵一陣，和一陣。後來雙方矛盾升級，教皇把路德開除出教會，路德的文章也越寫越猛。
這時發生了一個關鍵的變化。
路德之前的文章大都用拉丁文寫成，符合教會的學術習慣。而此後路德的文章都改用德語寫作。這使得他的文章一寫完立刻就被廣爲印刷，平民馬上就能讀到。日耳曼人頭回見到這麼刺激的事兒，馬路上全是用家鄉話罵教會的大字報，多好玩啊。大夥都跟着起鬨，這哄越起越大。羅馬教會急眼了，宣佈：
把日耳曼整個開除出教！
教皇大概是氣昏了頭了，有這麼開除法的嗎？
法不責衆，路德派一點都不含糊。羅馬下令燒燬路德的著作，支持路德的人也當衆燒燬教皇的訓諭。教皇開除日耳曼人，他們也宣佈把教皇開除了。
我們這老些人呢，怕你啊。
不過，當時還是很多人不看好路德一方。路德的對手是壟斷了歐洲一千年的教會，有着無以計數的財富、教徒和大量忠實於它的軍隊。路德這邊只有少數日耳曼貴族和一羣喜歡起鬨卻不一定靠得住的百姓。
所以說，這是一場不公平的戰爭。弱者是路德。
不過，羅馬也不能輕易使用武力。主要原因是路德的聲望和歐洲貴族對他的保護，次要原因是路德說得在理，羅馬也有點理虧，承認部分批評是對的。所以只能打筆仗。
然而，羅馬神甫們用慣常的拉丁文和學術文章討伐路德，不是知識分子根本看不懂。而路德用的是德文，以及通俗易懂穿插幽默的通俗文字。路德成了歷史上第一個暢銷書作家。他的文章一寫完，不僅立刻在日耳曼各處傳播，還馬上被翻譯成各國文字，暢銷全歐洲。
所以說，這是一場不公平的戰爭。真正的弱者其實是教會。
路德的勢力越罵越大。再加上教權和王權的根本矛盾，終於使得這場宗教革命遍及整個歐洲，千百萬神甫和知識分子捲入其中。王宮貴族們紛紛舉着刀槍宣佈加入其中一方，幾十年後還真打了一場損失慘重的宗教戰爭。
不久以後，基督教分成了兩大派。羅馬一方被稱爲天主教，支持路德的則被稱爲新教。另外，東邊的羅馬帝國在此之前還搞了一個東正教。
天主教、新教、東正教，這就是今天基督教最主要的三大教派。新教的誕生全賴於路德的努力。
一言興邦，這個千百萬文人的終極夢想，路德做到了。
他用一支筆就改變了世界。
然而戲劇性的是，在這場運動裡，最大贏家不是路德，也不是日耳曼貴族，而是一個出身平平、除了讀書寫作之外一無所長的知識分子。
他叫加爾文。
革命的理論者和統治者常常不是同一個人。就像盧梭成就了羅伯斯庇爾，路德成就的是加爾文。
那時的局勢很亂，有無數的人爲新教振臂高呼，有無數的人提出自己的教義，有無數的人企圖建立新的宗派，而加爾文是最成功的一個。
加爾文只比路德小12歲。他和路德兩個人都是先學的法律，卻中途改爲研究神學。他深受路德神學的啓發，也受到了天主教的迫害，一路流浪，來到了瑞士的日內瓦。最終，加爾文在日內瓦確立了他在新教中的地位。
加爾文不像路德那樣把新教的傳播侷限在日耳曼民族裡。就如同保羅將基督教傳播到其他民族一樣，加爾文將新教的影響擴大到整個歐洲，並且用龐大、嚴格的教會系統維持他的統治。很快，加爾文像他的敵人——羅馬的天主教教皇——那樣當上了新教的教皇，日內瓦成了新教的羅馬。
宗教改革最終以天主教和新教各佔歐洲的一半而告終。
加爾文是個虔誠、博學、勤奮的教徒。
他生活簡樸，不爲金錢所動。連他的敵人，天主教教皇都誇獎他說：“如果他能爲我所用，我相信天主教定可囊括四海。”
他學識淵博，在26歲時就寫成了內容精深的神學鉅著《基督教原理》。
他意志堅定，不爲任何恐嚇與利誘所動。天主教一次次燒他的書，他每次的反應都是增補更多的內容、重新印刷。結果天主教越燒，他的新版著作就越厚，直到天主教燒不動了爲止。
加爾文簡直是天生的社會運動家，具有革命者的一切優良品質。
但同時也具備革命者慣有的缺點——
不容異己。
新教是靠着路德一篇篇雄辯的文字，從天主教的火刑架下頑強成長起來的。如今，加爾文在日內瓦豎起了更多的火刑架。他燒天主教徒，燒異端分子，燒跟他神學觀點不一致的人，燒所有具備蘇格拉底式懷疑精神的人。
在宗教改革之前，只有一個羅馬教廷負責審判哲學家。
在宗教改革之後，變成了兩個教廷比賽般審判。有時爲了對付異端，這兩個原本水火不容的敵人竟然能聯合起來，天主教的神甫被邀請坐到了日內瓦的法官席上。
我們還記得，當年路德反抗的是獨裁，用的武器是哲學。然而，一千年前哲學幫助基督教最後反倒被基督教剿滅的歷史再次發生了。在用哲學打敗了天主教以後，新教用新霸權代替了天主教的舊霸權。
實際上在近代科學家、哲學家被迫害的例子裡，加爾文所幹的遠比天主教更有名。這再次證明了，哲學和宗教的聯合是行不通的。宗教只會把哲學當做上位的工具，一旦取得勝利，就會毫不猶豫地把哲學扔到一邊。
要成功，哲學必須靠自己。
然而假如我要說，哲學其實不反抗反而更好，你會怎麼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