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戰略和政策建議
（一）正確認識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着國際產業分工與合作的深化，利用傳統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下的數據進行經濟分析常常難以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一方面，我們認識到“中國是貿易大國，而非貿易強國”, “中國對外貿易賺了數字，沒有賺到利潤”；另一方面，我們又頻繁使用諸如“外貿依存度”等指標，誇大了對外貿易和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對外貿易依存度之所以不宜作爲測算對外貿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有兩個原因：一是該指標的分子（進出口額）是一定時期內貿易的“流量”，在全球化形勢下存在大量重複統計，而分母（GDP）是一定時期內經濟的“增量”，二者性質不同；二是該指標的分子是出口額與進口額之和，分母中的對外貿易部分則是出口額與進口額之差，分子並非分母的子集，因此對小型經濟體的測算結果經常大於100%，其經濟意義很難解釋。
筆者根據沈利生提出的計算外貿依存度的新公式 ，利用2007年投入產出表計算，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爲18.7%，出口依存度爲10.5%；劉昌黎基於2007年中國主要出口商品的出口量與產量進行測算，認爲中國經濟的貿易依存度不超過20%，出口依存度爲10%左右 。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並沒有傳統外貿依存度指標所反映的那麼高，我們沒有必要對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增長放緩對經濟增長的衝擊過分擔憂。而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比重較高，雖然其創造的增加值遠遠低於一般貿易，但可以爲國內提供相當數量的就業崗位，加工貿易的低速增長可能對國內就業產生更大壓力。
（二）逐步實現出口轉型升級和更高層次的“走出去”
亞當·斯密指出，國產商品佔交換品最大部分而外國貨物佔交換品最小部分的國家，總是主要的利得者。對於中國而言，出口轉型升級的戰略意義不僅僅是提高出口收入，而在於減少中國資源和環境的消耗，弱化勞動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以出口質量換取出口數量，以技術品牌商業網絡的高出口競爭力替換低端製造產品規模出口的弱競爭力，以出口和走出去方式的轉型，獲得中國經濟增長抗衰退力量和新的拉動力。
從出口的升級看，一是要建立自己的技術品牌銷售體系。中國製造需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培育中國製造的全球知名品牌；各門類產品生產和出口銷售，應當建立行業協會，實行出口價格協調機制，遏制多頭競爭；需要建立全球批發、出口和各地區代理甚至零售等上下游一體的商業網絡，掌握銷售的主動權，控制銷售環節的利益漏損流失。二是要促進大規模和集成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在嚴格知識產權和技術保密約定、防止核不擴散的契約保證等前提下，中國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應當推動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集成技術的高鐵、衛星、AP1400核電、移動通信、大飛機、衛星定位、大型計算機系統、大型水火電站等技術密集、銷售額大、附加值高的項目的出口，並且使之設計、技術、工程建設、培訓、後續服務等成套和連續化。三是鼓勵中國投資“走出去”，既要中小微投資者走出國門，投資和開辦餐飲、加油站、超市、旅店等，更要培育和促進企業走出去，做大做強，發展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特別是不受國際規則限制的民營大型和特大型跨國公司，同時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成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減少因其國有企業身份在國際投資中受到的限制和歧視。在全球視野和格局中，改變過去的最終產品出口爲一部分中間產品出口，在生產地組裝並銷售，從而消化國內產能，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調整和提升中國的產業結構，並在全球經濟空間中、與吸收投資國的合作共贏中，通過國外製造服務、貿易和資金的國際流動，獲得國民收入的淨流入利益。
（三）減少和積極有效應對貿易摩擦
當前以及今後一定時期，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已經呈現常態化、複雜化的趨勢，貿易摩擦將貫穿中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全過程，應對貿易摩擦是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面對貿易摩擦增多的趨勢，我們既要高度重視，積極應對，也要以客觀的平常心態來看待。
總體上看，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有兩種類型：一是進口國濫用貿易救濟措施，二是中國部分政府部門和企業確實存在不規範的補貼或經營行爲。從減少和積極有效應對貿易摩擦看，一是要利用多邊貿易規則進行堅決反擊，例如2013年12月3日，中國正式通過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起訴美國過去數年間對中國產品發起的13起反傾銷措施。二是要在多邊、區域和雙邊框架下積極推動有關貿易救濟的新規則，儘可能地消除規則上的“模糊地帶”，增強其可操作性，約束濫用貿易救濟措施的
做法。三是要進一步加強國際經貿規則宣傳，規範政府和企業的行爲。四是要強化行業商（協）會的協調功能，其核心是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五是要與主要出口市場建立政府層面的貿易爭端預警機制，在發現問題的較早階段及時交流和溝通，從而預防、減少乃至消除摩擦，爲雙邊經貿合作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例如2013年11月，中國與歐盟就建立預警機制的意向進行了初步溝通。六是要考慮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形成互補雙贏的合作模式，避免發展中國家僅僅成爲對華的原材料輸送地。中國在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和投資的過程中，要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本地化的能力建設，同時通過優惠貿易安排或自由貿易協定擴大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其關注的重要產品。
（四）積極應對和參與大型區域貿易協定
從目前來看，中國加入TPP談判還很困難，中日韓FTA談判和RCEP談判也難以在短期內達成，針對大型區域貿易協定在制定國際貿易規則方面的新功能，中國需要制定合理的應對策略。
1．中國應對TPP的策略
TPP的很多新議題與中國改革的目標和思路是一致的，例如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政府採購、環境保護、勞工標準、國有企業等等。中國與TPP之間的分歧不在於改革的方向，而在於改革的進度，從長遠來看，TPP所倡導和推行的新規則也符合中國的潛在利益，因此中國對TPP應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然而，中國目前的經濟自由化水平距離TPP的要求還存在較大差距，中國的加入固然會擴大TPP的影響力，已有成員（尤其是發達成員）更擔心中國加入會加大談判的難度，妨礙有關“高標準”的達成，降低TPP協定的質量，因而中國在近期很難加入TPP談判。針對當前的形勢，中國應採取如下策略：
（1）關注TPP談判，順勢而爲，積極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國目前雖然進入了重大經貿問題談判的核心圈，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作爲現行國際經貿規則適應者、遵循者的角色沒有根本改變。即便中國不加入TPP，也可能不得不採納TPP的規則，因爲這些規則遲早會推廣成爲世界性規則。爲了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形勢，中國必須拿出更大的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重點推進與TPP議題一致、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意義重大領域的改革，例如環境標準、勞工標準、國有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投資限制、政府採購、政策透明度、服務貿易開放等，擴大同各國各地區利益匯合點，爲未來加入TPP創造條件。
（2）深化與TPP成員的對話與合作。中國加入TPP需要得到已有成員的同意，我們應該早做準備，深化與TPP成員的對話與合作，積極營造加入TPP談判的良好氛圍。TPP的12個成員中，東盟4國、新西蘭、智利和秘魯已經與中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我們可以通過簽訂啓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或者簽訂補充協定的形式，進一步提升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可以考慮適當將TPP中的某些高水平內容納入新的協定中；澳大利亞和日本已經與中國啓動了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我們應在確保關鍵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推動談判完成。對於尚未列入日程的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應積極研究啓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可能性，對條件成熟的國家儘快啓動談判，對難以立即啓動談判的國家，可以考慮就有共識的關鍵領域優先展開合作。例如，2013年7月在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美兩國宣佈將盡快重啓雙邊投資協議談判，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爲基礎與美方進行投資協定實質性談判，這既符合國際投資規則發展的新趨勢，也與我國正在推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3）以WTO、APEC和東亞峰會爲平臺，凝聚全球發展共識。中國作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發揮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以多個平臺爲載體凝聚全球發展共識。在全球層面，要積極維護WTO體制，努力推動多哈發展議程談判取得新進展。在地區層面，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東亞峰會提出的“新型命運共同體”、胡錦濤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提出的“亞洲精神”以及李克強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提出的“凝聚共識”均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在旗幟鮮明地表明立場的同時，還需要積極推動有關各方將這些共識轉化爲行動，倡導建立更加公平的國際經貿秩序。
2．中國推動中日韓FTA的策略
中日韓FTA的關鍵在於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談判。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以來，中日關係跌入低谷，尤其是2012年9月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以後，兩國高層往來中斷。儘管如此，雙方仍然克服困難，在2012年11月宣佈啓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隨着日本政府在“右傾化”道路上越
走越遠，中日兩國的經貿往來和投資都受到嚴重影響。儘管中日韓FTA在2013年舉行了3輪談判，三方就“力爭在2014年底之前力爭達成實質性協議”一事達成一致，但其前景並不樂觀，“亞洲悖論”將對中日韓FTA產生持續性影響，中日韓FTA最終能否取得成功，三個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是決定因素，我們必須認識到中日韓FTA談判的艱鉅性和長期性。
中國應該在努力推動中日韓FTA談判的同時，積極推動中韓FTA談判，並可以考慮以農業議題的讓步換取日韓在其他領域的妥協。中國是農產品淨進口國，但農產品並非重要出口部門，中國出口額中農產品所佔比重不足3%。對於中國而言，目前和將來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保持較高的農產品自給率，而不是擴大農產品的出口，在中日韓FTA和中韓FTA談判中將農業議題作爲自由貿易的例外不是沒有可能。
在中日韓FTA談判完成之前，中國應繼續推動與日韓在各領域的深化合作，彌合裂痕，妥善處理分歧，爲東北亞地區實現和平與繁榮貢獻力量。
3．中國推動RCEP的策略
RECP作爲東盟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其與TPP存在一定的競爭性，但並非對立關係。首先，二者“殊途同歸”，都是形成未來FTAAP的基礎框架；其次，二者均涵蓋了廣泛領域的自由化，符合當代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方向；最後，二者的成員有很大範圍的重合，目前已經有7個國家同時參加了兩個框架的談判，未來泰國、菲律賓、韓國也可能加入TPP談判。
相對於TPP的高標準、高質量，RCEP的靈活性和包容性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更大。RCEP符合中國的經濟自由化水平，也符合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在RCEP成員中，中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的FTA談判尚未完成，與印度的FTA談判尚未啓動，對中國而言，未來談判的重點和難點是中日、中印FTA，因此，與中日韓FTA類似，RCEP談判同樣具有艱鉅性和長期性。
爲推動RCEP取得進展，中國應採取如下策略：
（1）支持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主導地位。RCEP框架的特點是“小馬拉大車”，中國支持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要在RCEP框架內妥善處理與其他成員的關係，避免其成爲地區大國利益的角鬥場。
（2）加強與RCEP成員方間的政治互信。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離不開相互間的經濟合作和政治關係，國家間的經濟與政治摩擦必將制約相互間的市場開放。如果南海部分島礁及海域主權之爭問題、釣魚島問題等無法緩和，則RCEP談判將受到制約。
（3）根據先易後難的順序，在部分領域優先展開談判和合作。考慮到RCEP成員經濟的多樣性，中國應根據先易後難的順序，與有關成員就有共識的領域優先展開談判，取得談判成果，提升與已簽訂FTA成員的經濟一體化水平。區域內密切的實體經濟聯繫是區域一體化的根基，對於談判難度大的成員，可以優先考慮從必定能夠爲各方帶來切實利益的特定項目着手進行經濟合作，再逐步向其他領域擴展。從長期來看，中國應加強與RCEP成員尤其是東盟的產業鏈整合，將當前的垂直型分工逐漸轉化爲水平型分工，同時擴大對RCEP成員的投資。
（4）促進RCEP與中日韓FTA的良性互動。中日韓FTA作爲RCEP框架下的子框架，其談判能否順利進行直接關係到RCEP的成敗，同時， RCEP談判作爲更多成員參加的談判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稀釋中日韓FTA中的政治分歧，有助於促進中日韓FTA的進展。因此，中國應同樣重視兩個談判框架，促進二者的良性互動。
（五）推動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談判取得進展
WTO第九屆部長級會議達成的“早期收穫”協議爲最終完成多哈發展議程談判奠定了基礎，被稱爲“爲世貿組織帶來新的晨曦”。然而相對於其他議題，“早期收穫”協議涉及的內容屬於“容易摘取的果實”，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短期內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景仍然相當黯淡。鑑於追求大妥協是不現實的，WTO很可能在今後的談判中，採取類似巴厘島會議的模式，對已取得共識的領域率先在部長級會議上進行“鎖定”，通過逐個突破的方式將多哈發展議程談判向前推進，使人們重拾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
中國目前正在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匯合點不斷擴大，同時中國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和期待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要以積極、自信、負責的姿態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經貿規則和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更好地維護中國的根本利益和人類的共同利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