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需要重構對歐政策的目標和內涵
“危機紅利”的逐漸消失讓中歐關係在2013年總體穩定發展的同時，出現了“小幅震盪”的跡象，雖然尚不足對中歐關係大的格局造成衝擊，但是其中所透露出的趨勢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因爲這些跡象意味着歐洲戰略層面正在進行的轉向，而這種轉向對未來中歐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都將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政府顯然也感受到了歐洲對外戰略的這種變化，認識到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需要“準確定位”。2013年11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來華出席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的歐洲理事會主席範龍佩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時談到，中歐要着眼歷史變革趨勢，抓住發展機遇，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準確定位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那麼如何“準確定位”呢？這需要中國在新的形勢下，特別是在歐洲對外戰略轉向的背景下，重新審視中歐關係，重構對歐政策的目標和內涵，在此基礎上，要積極地對中歐關係進行主動地塑造和引導，在對歐政策的內容上更加豐富和多元，在形式上也更具立體感和主動性；未雨綢繆，而不能僅僅是被動地應對歐洲人的這種戰略調整。
首先，減緩歐洲“大西方”戰略的推進速度，應成爲對歐洲政策的中短期目標。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鞏固和加強歐美同盟，以歐美爲核心打造出一個“發達國家集團”，聯合一些發展中國家，重建對西方有利的國際經濟政治新規則、新機制，已經成爲了歐洲政治精英們的共識，我們很難改變歐洲人的這一既定戰略，但是我們並非就對此無能爲力，甚至無所作爲。中國有可以運用的資源和能力來減緩歐洲“大西方”戰略的推進速度，爲中國最終化解“大西方”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壓力贏得寶貴的時間，這應該成爲中國對歐政策的中短期目標。這是因爲，雖然表面上看上去悄無聲息，但是此次歐洲對外戰略的轉向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它正快速地推動着新一輪國際規則的形成，有學者稱之爲發達國家主導下的“再全球化”進程，這一進程沒有否定全球化，恰恰相反，它沿着全球化開闢的道路繼續前進，卻又有自身的特點。較之以往的規則，新規則將更加嚴格，更整齊劃一，更具有普遍性，更具有針對性，其非中立性也更加隱蔽。發達國家往往不願承認，但新規則最重要的限制對象無疑就是中國。在歐洲調整對外戰略，積極推動“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應該重新審視長期以來對歐洲固有的看法，這種“固有看法”中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歐洲人要通過聯合擺脫美國人的控制，成爲全球獨立的一極。在對歐政策上，中國需要修正用歐洲來平衡美國的傳統思維，更切合實際的是將延遲歐洲倒向美國的速度、減緩歐洲實施“大西方”戰略的步伐作爲中短期目標。
其次，建立與歐洲共享和相互認同的價值理念，引導和塑造歐洲人的新“中國觀”，應成爲對歐政策的新內涵。許多觀察家在論述中歐關係之時，都習慣將中歐之間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的不同作爲中歐關係發展的一個既定約束條件，認爲其很難改變，並且也往往把中
歐之間矛盾分歧歸結於此。但是，如果要將歐洲戰略調整的軌跡真正引導至符合中國利益的軌道中來，避免雙方出現戰略誤判甚至戰略衝突，僅僅依靠經貿關係的密切是不夠的，中歐之間的價值理念問題就是一個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中歐之間有可能建立共享的價值理念嗎？不僅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中歐在共享價值觀念的建立方面有着巨大的空間，這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建立中歐之間相互認同和共享，並對全人類都具有重要意義的發展理念。
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和歐盟的2020戰略雖然是爲不同的體制制定的戰略規劃，但是卻充滿同樣的和平願望和發展訴求。比如，歐盟2020戰略裡所提出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以及“創新”等發展理念對中國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所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目前歐洲正在以擴大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範圍爲目標的結構性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2013年11月舉行的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峰會就體現了中歐之間尋求建立共享的發展理念的努力，此次峰會所制定的《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在開篇就明確寫道：中國正努力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落實“十二五”規劃。歐盟正加緊推進“歐洲2020”戰略。中歐各自戰略發展規劃爲雙方形成合力、深化互利合作提供機遇。不少歐洲的政策界、學術界以及智庫研究人士都認爲中歐關係缺乏“戰略性”，他們這一論斷的重要理由就是中歐缺乏共同的價值觀，而中歐關係發展的現實則說明這些人是缺乏戰略遠見的，中歐雙方自覺或不自覺地正在努力嘗試建立與歐洲共享的價值理念，這無疑將有利於引導和塑造歐洲人的新“中國觀”，這應是中國對歐政策的新內涵。
歐洲對外戰略的調整，或者說“大西方”戰略的推進，固然會對中國造成一定的戰略壓力。但是，如果中國應對得當，實施有效的措施來減緩歐洲“大西方”戰略的推進速度，並且主動引導和塑造歐洲人的新“中國觀”，是可以有效化解歐洲戰略調整所帶來的壓力，作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完全有能力，也有可供運用的資源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歐政策更加“立體化”，不失時機地開展有區別的、分層次、更具針對性的對歐外交。歐債危機讓歐洲內部的力量對比和利益格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比如，德國在歐債危機中“重新崛起”, “德國的歐洲”正在成爲一種客觀事實，波蘭外長更是公開呼籲德國在歐洲應該承擔起更爲強有力的領導角色。北歐、南歐和中東歐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地區差異也在危機中充分暴露。這些變化都爲“立體化”的對歐外交提供了機遇， 2013年5月中國新一屆政府總理李克強首次正式訪問歐洲，歐盟成員國中只選擇了德國，這體現了對德國一種特別的重視；另一個國家瑞士雖然不是歐盟國家，但是卻與歐盟有着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繫。2013年11月李克強總理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並對羅馬尼亞進行正式訪問舉，這讓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進一步加強。歐債危
機的爆發，讓中東歐吸收的來自歐盟成員國的投資大爲下降，中東歐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是有實際需求的，而中國企業也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這讓雙方很容易就找到了利益的匯合點。有區別、分層次、更具針對性，是過去一年中國對歐外交的亮點，也體現了未來對歐政策的方向。
第二，促進中歐相互間的直接投資，增強中歐之間的“共同體”意識。與貿易不同，海外直接投資體現了投資者對東道國更爲持久的信心和長遠的眼光，直接投資會讓國家間關係更加的“骨肉相連”。相比中歐關係，歐美關係顯然更爲穩固，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歐美互爲重要的直接投資來源國。截至2010年底，歐盟國家所吸收的全部海外直接投資中來自美國的佔了近50%，而美國所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資中超過60%都來自歐盟國家。根據歐盟委員國的數據，歐盟在華直接投資佔歐盟海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1%，而中國對歐洲的投資則更是剛剛起步，2011年，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爲32億歐元，僅佔流入歐盟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4%。
在2013年11月的中歐領導人峰會上，雙方宣佈啓動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這對中歐關係未來的發展意義重大，相比貿易，國家間的相互直接投資會帶動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人員、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要素更爲直接和密切的交流，更爲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雙方觀念的交流、溝通和融合將有助於雙方“共同體”意識的建立。
第三，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是塑造歐洲人“中國觀”的重要依託。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主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財富從哪裡來。斯密給出了一個非常簡約但卻邏輯嚴謹的財富增長模型：財富的增加源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依靠勞動分工和專業化，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出現和發展則必須有一個足夠大的市場。假如一個地區居民很少，那麼這些居民自己的衣、食、住、行多數情況下都要自給自足，是不可能出現高度專業化的分工的，因爲市場狹小，需求有限，專業化的生產反而是不經濟的，甚至是浪費。但是假如這個地區的居民人數達到一定規模，專業化所帶來的規模化生產就是有利可圖的，促使發達的勞動分工的出現。簡單說，就是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一個龐大的市場來支撐。經濟學家將這一增長模型稱之爲“斯密定理”。在中歐關係中，“斯密定理”仍然是起作用的。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國內市場正在發展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這會讓歐洲的產品更加依賴中國市場。比如德國大衆汽車2013年在全球的銷售量是970萬量，而中國市場的銷售量就達到了327萬量，超過了大衆全球銷售量的三分之一，是大衆汽車在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歐洲是中國最大的技術轉讓來源地，這並非偶然，因爲許多技術想要真正地商業化，必須要有一個足夠大的市場，否則是不會盈利的。
以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爲依託，實現中歐之間發展理念和發展路徑的對接和融合，進而建立中歐之間相互認同和共享的價值觀，是非常大有可爲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