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3年中美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探索與挑戰
2013年是中美兩國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起始年。在這一年中，中美關係總體上表現良好，相互依賴繼續加深，在諸多領域實現了合作，爲建設兩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與此同時，與中美兩國關係良性發展的同時，依然存在諸多挑戰，對中美關係造成消極影響。網絡空間安全、地緣政治博弈、新武器研發所引發的軍備競賽等問題逐漸成爲破壞兩國關係的重要因素。
（一）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爲未來中美關係發展奠定了“歷史路徑”
中美兩國建設新型大國關係，避免重複歷史上大國必將衝突的老路，不僅僅是一種理論宣示或現實需要，事實上已經形成某種“路徑依賴”。經濟學中經常用“路徑依賴”來解釋歷史因素對於現在決策的重要影響力，即過去的決策如何影響到現在和未來的一系列決策。換句話說，路徑依賴是指我們將去哪裡不僅僅取決於我們現在在哪，而且取決於我們曾經在哪。路徑依賴有兩種表現方式：自我強化和鎖定。人們一旦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甚至“鎖定”前進的軌跡，難以改變。如果我們將該理論放到國際關係領域來進行分析和檢驗，會發現中美關係也存在這種“路徑依賴”。回顧歷史，隨着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中美兩國開啓了戰略合作的新路徑。自此，合作而非對抗逐步成爲中美戰略界的主要共識，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實施和深化，這種“路徑依賴”越來越強化。
第一，中美經濟相互依賴逐年增加，經貿關係已經成爲穩定兩國關係的壓艙石。作爲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在自然以及人力資源、市場、資金、技術等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美開展經貿合作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24.5億美元，增長到2012年的4847億美元，增長將近200倍。據中國海關統計，2013年1—6月，中美貿易額2440.1億美元，同比上升5.6%。與此同時，多年來中美在投資領域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截至2013年6月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62883個，實際投入717.9億美元。美國仍是我外資最大的來源地之一。中國對美投資也呈快速增長勢頭。2013年1—6月，中國企業在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21.8億美元，同比增長290%。截至2013年6月，中國企業在美累計非金融類投資115.9億美元。
自2012年12月以來，中國持有美債總額一直穩超1.2萬億美元，且增持幅度十分明顯。2013年1—9月，除1月、6月、8月分別減持62億、215億、112億美元美債，其餘6月均爲增持，2月至4月曾連續增持377億、184億和204億美元美債。中國穩居美國第一大債權國地位，接近美國全部國債的23%, 佔中國外匯儲備36626.62億美元的35%強。2013年7月10—11日，中美兩國在華盛頓舉辦了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兩國官員圍繞落實兩國領導人關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共識展開溝通和協商，在推進雙邊投資協定的實質性談判、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開展能源合作等領域取得豐碩成果。這爲兩國進一步深化和擴展雙邊經貿合作和應對國家經濟與金融挑戰夯實了基礎。
中美之間無論是在經濟的互補性，還是貿易和金融關係，都已經形成深度相互依賴。一方面，這種路徑依賴使中美之間的合作形成巨大的慣性衝力，產生飛輪效應，不僅將合作的領域從最初的安全領域擴展到經貿和金融領域，而且強化了兩國合作的既定方向。而且這種選擇已經逐漸進入鎖定狀態，要想脫身非常困難，因爲這將付出巨大的社會與經濟代價，是兩國政府和人民難以承受的損失。事實上，中美兩國在長達40多年的交往中，已經形成巨大的利益共同體，在各自國內也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這對現行的中美合作形成強烈的需求，只有鞏固和強化現有合作才能保障彼此繼續獲得利益。如果輕易作出改變，那麼意味着長達40年的前期投入和努力都將一文不值。這種經濟學上的巨大的“沉沒成本”，讓任何試圖改變中美合作路徑的努力都難以奏效。
第二，中美之間的政治合作也在深入展開，特別是在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領域。中美兩國同時面對全球氣候危機、資源匱乏、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跨國犯罪等諸多不穩定因素的挑戰，在穩定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確保能源安全、核不擴散等領域存在諸多共同利益。中美合作的領域逐漸從經貿、社會、文化等低級政治領域，擴展到國際安全與國際政治等高級政治領域。誠如希拉里·克林頓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所言：“中國和美國不能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但是沒有我們的合作，任何問題都可能難以解決。”
2013年，中美在國際安全與國際政治領域的合作充分體現在伊核和朝核問題上。2013年伊朗核問題一度出現極度惡化趨勢，但最終隨着11月24日六國與伊朗達成初步協議，而得到緩解。回顧近年來的伊朗核問題，中美兩國在共同應對國際危機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合作嘗試。首先，儘管很不願意，但是中國依然參與到美國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中。2011年，美國國會針對伊朗通過了更加嚴厲的制裁法案，將制裁範圍擴展到金融領域，授權美國政府在當年6月28日後制裁仍與伊朗從事有關石油交易的外國銀行。由於伊朗是中國重要的石油來源，因此美國的制裁行爲嚴重影響到中國的能源安全利益。據英國路透社2012年1月12日報道，蓋特納在北京訪問期間，曾經遊說中國放棄伊朗石油，但是遭到中方拒絕。之後，美國國務院宣佈對中國、新加坡和阿聯酋三家與伊朗有石油貿易往來的公司實施制裁。然而到了6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突然宣佈將中國和新加坡列入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名單，原因在於中國和新加坡大幅減少伊朗原油進口。2013年6月5日，美國國務院再次宣佈，由於中國等9個國家和地區大規模減少伊朗石油進口，因此可以繼續免於遭受美國《2012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第1245章所規定經濟制裁。由此可見，儘管中國政府公開反對美國援引國內法制裁中國企業，但實際上在伊朗問題上與奧巴馬政府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協調。其次，中國積極參與到伊核問題的斡旋中，與美、英、法等國展開互動和博弈，最終達成階段性協議。一方面，西方對伊朗動武的威脅暫時得到緩解；另一方面，中國成功地參與其中，爲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並且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認可。在這一過程中，中美兩國共同培育了一種合作範式，即既不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又彰顯中國的權力，以國際法爲準則，以談判爲手段，進行國際戰略和國家利益的和平競爭。
這種積極的互動同樣體現在朝核問題上。奧巴馬第二任期對朝政策基本繼承了第一任期的“戰略忍耐”, 但又有所調整，拒絕再與朝鮮進行接觸，不再謀求
試圖改變朝鮮擁核政策的努力，從國際應對朝核危機的一線退到二線。長期的談判無果和朝鮮出爾反爾，讓美國政府改變了對朝戰略認知，認爲朝鮮只是將棄核作爲談判籌碼，是真心想成爲擁核國家，因此再繼續談判也只是浪費時間。近年來，朝鮮發表的各種聲明、談話和公告已經以核武國家自居，甚至在2012年4月將擁核地位寫入憲法。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和發射衛星，讓美國再次確認朝鮮走核武道路難以逆轉，也讓一貫反對對朝過度施加外部壓力的中國開始重新調整對朝政策。2012年12月12日朝鮮發射光明星3號，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記者招待會上明確指出：“對朝方在國際社會普遍表明關切的情況下實施發射表示遺憾”，朝鮮和平利用太空的權利“受到安理會決議的限制”。針對2013年1月12日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22日中國政府在聯合國贊成通過關於對朝鮮所謂“射星”追加制裁的2087號決議。中國對朝政策的調整促使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對中美合作更加趨於積極。2013年3月，奧巴馬在祝賀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電話中強調朝鮮的核武器和導彈項目對美國及其盟國和地區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因此希望中美加強協調，確保朝鮮能夠兌現無核化承諾。同月，美國對朝政策特別代表戴維斯在國會中重申：不接受朝鮮爲有核國、不獎勵朝鮮錯誤行爲、不爲朝鮮重返談判桌提供補償、不在朝鮮改善對韓關係和人權狀況前改善朝美關係、不容忍朝鮮對鄰國的挑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被迫走向對朝施壓的前臺。2013年4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開幕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國際社會應該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們的地球村成爲共謀發展的大舞臺，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競技場，更不能爲一己之私把一個地區乃至世界搞亂。”有媒體將該言論解讀爲，中國含蓄警告朝鮮。儘管朝核問題的解決還看不到曙光，但中美在對朝問題上合作在加強，步調趨於協調。
第三，中美在文化、教育、科技、體育等人文領域合作進一步加強。人文交流被認爲是戰略對話和經貿合作之外，支撐中美戰略關係的第三根支柱。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間的人文交流日益加深，既是穩定兩國關係的重要因素，也是未來中美真正能否實現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變量。2012年4月初，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發佈了由王緝思和李侃如合作的報告：《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指出了兩國間的不信任對實現戰略合作和穩定的影響，希望兩國能夠更好地揣度對方的想法，並據此制定更爲有效的方式來建立戰略互信。由於意識形態差異和大國政治的邏輯規律，純粹政治領域的互動可能很難實現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因此，人文領域交流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2010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正式成立，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能夠加強相互理解、友好和合作，夯實中美友好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爲中美關係發展注入新的活力。2013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訪美，參加第四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作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第一位訪美的中國高官，她的一舉一動被美國媒體評價爲“身體力行地爲推動中美人文交流助力”。出訪當天（17日），劉延東在《今日美國》報發表題爲《中美關係歸根結底是人民的關係》的署名文章。文章稱，通過兩國政府的通力合作和人民的相知相親，將有助於兩國關係走上新型大國關係之路。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史蒂文森18日在就劉延東訪美舉行的吹風會上稱，第四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是落實美中兩國元首2013年6月“莊園會晤”時所達成共識的重要舉措。11月21日，劉延東和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共同主持了此次磋商，並達成一系列成果，以鞏固和加強中美兩國人民在文化、教育、科技、體育以及婦女等領域的交流合作。這表明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維護中美關係的決心。
（二）2013年中美關係所遭遇的挑戰
2013年中美關係在穩步發展的同時，同樣存在諸多挑戰，比較重要的有二：
第一，“棱鏡門”事件與中美網絡空間安全博弈。隨着網絡技術的迅速進步，網絡病毒的現實危害空前增大，網絡空間近年已經成爲大國間進行政治、經濟、外交、安全博弈的新空間和新戰場。網絡戰爭已將戰爭的空間維度從海、陸、空、太空進一步擴展到第五維度—網絡空間。
2013年網絡空間安全成爲中美關係的熱門話題。美國前中情局僱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引爆了令舉世譁然的“棱鏡門”事件，使網絡空間安全成爲各國媒體和學術界所關注的熱點話題。對中美關係來說，網絡空間安全所引發的爭議已經成爲兩國進行戰略博弈重要領域，這不僅僅體現在斯諾登短暫停留香港所引發的美方憂慮，而且體現在美方高層和媒體對該問題領域的重要關切。在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與奧巴馬總統聯合舉行的記者見面會上，第一個問題就是網絡空間安全問題，特別提到中美之間存在網絡攻擊和信息竊取問題。奧巴馬指出他與習近平都認爲制定網絡空間領域的共同規則和手段對雙邊和多邊關係越來越重要。事實上，對網絡空間安全的關切已經成爲中美高層會談與磋商中的重要話題之一，近年來幾乎所有中美兩國的互動中都會涉及該話題。2012年5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會見中國國防部長樑光烈時表示，中美兩國均具備先進的網絡戰能力，必須致力於避免誤判以防釀成危機。2013年4月，美國新任國務卿克里訪華，中美達成建立網絡安全工作組的協議。5月底，美國國防部科學董事會的一份報告泄露給媒體，指責中國黑客非法竊取五角大樓武器項目數據以及其他國防技術，將中美之間的網絡空間安全問題進一步推到風口浪尖。
我國政府非常重視網絡空間的安全問題，一貫反對使用網絡武器進行網絡攻擊行爲。但是，不容置疑的一個現實是網絡空間正在成爲中美之間進行戰略博弈與鬥爭的新領域。西方國家一方面打着言論自由的旗號，在網絡空間大肆宣揚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另外一方面研發網絡空間武器，並進行網絡攻擊。世界上第一個官方開發並用於實戰的網絡攻擊武器是美國所研發的震網（Stuxnet）病毒。儘管沒有得到美國官方承認，但學術界廣泛認爲，該病毒曾被有效地用來攻擊伊朗核項目。該行爲事實上打開了網絡空間的潘多拉盒子，正在形成網絡空間領域的軍備競賽和武器擴散，給世界和平和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對我國來說，我們堅持和強調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同樣適用於網絡空間，堅持網絡空間的國家主權，反對美國在該領域對我國進行任何形式的干涉或攻擊行爲。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美國在網絡空間領域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全球13個根服務器中有10個在美國，使美國在事實上握有能夠摧毀整個網絡空間的“終極武器”。
因此，我國應該高舉國際道義大旗，在網絡空間推行公平與民主原則，團結大多數國家，發揮聯
合國在網絡空間治理的權威，削弱美國在該領域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在網絡空間的鬥爭，既涉及意識形態層次的鬥爭，例如防止網絡空間的顏色革命，又涉及國家安全層次的鬥爭，例如防止政治、軍事或商業情報的泄密，以及防止對軍用和民用設施的破壞性行爲。美國國家標準與科技研究所早在2013年初就根據總統行政命令多次舉行研討會，討論“網絡空間安全框架”，以確定該安全框架中的關鍵內容和基礎設施標準，最終的版本預計2014年2月出臺。對此，我國應該積極發聲，制定符合我國國家利益的相關規則和標準，爭奪網絡空間領域的話語權。
第二，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戰略博弈。隨着美國“再平衡戰略”在亞太地區的實施，其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逐步加強。在此期間，中國的海空軍實力也在迅速增長。在美國看來，2013年來自中國海空軍實力的增長導致西太平洋地區的權力格局發生變化。中美兩國在該地區正在形成某種對峙格局，圍繞地緣空間和利益的戰略博弈正在展開。這突出表現在2013年以來發生在南中國海、東海等地區的一些熱點事件上，例如南海自由航行、島礁爭端、專屬經濟區劃界、中國設置防空識別區等問題上。
首先，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海權爭奪日益加劇。中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一直是一個陸權國家，即使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很長時間內，中國儘管對海軍有戰略意義上的思考，但發展海軍更多的是爲了國防的現代化，而與中國的海洋地緣毫無關係。二戰後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美國在亞太地區享幾乎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隨着中國在21世紀初開始實行“走出去”政策，直接導致了中國海洋地緣權力的崛起。“中國資本‘走出去’，表明中國需要發展出足夠的能力，來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貿易大國的地位，也決定了中國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同時，中國周邊海洋資源的大發現，加快了周邊國家在和中國有爭議的海洋地區開發資源的步伐，這大大加劇着中國和周邊國家圍繞着海洋島礁的主權爭議，甚至衝突。”與此同時，美國長達10年的反恐戰爭以及突然爆發的金融危機導致與中國之間出現力量對比失衡，動搖了美國過去在本地區的霸權模式。中美之間的力量變化對西太平洋海洋地緣政治造成了巨大影響。
進入21世紀以來，儘管中美之間曾發生撞機事件（2001年）、小鷹號事件（2008年）、無暇號事件（2009年），但總體來說中國處於守勢，美國處於攻勢。但2013年，中美之間在地緣戰略博弈領域的互動則攻守兼具。11月23日，中國宣佈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對於來自海上方向的空中威脅和不明飛行物，中方將根據不同情況，及時採取識別、監視、管制和處置等相應措施加以應對。毫無疑問，這是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一項重要措施，符合國際慣例。同時，中國政府也一再強調尊重各國依國際法享有的飛越自由，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設立不改變有關空域的法律性質，國際航班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內的正常飛行活動，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然而，這一正常合法動作卻遭到美、日、韓等國的武斷指責和反對。就在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公佈不久，美國就派出兩架B-52轟炸機在未向中方通報的情況下進入中國防空識別區，並逗留一個小時。12月3日，美國副總統拜登認爲中國的行爲是單方面試圖改變現狀，並對此表示深切憂慮。此後，中美之間展開多次隔空喊話，指責對方試圖破壞地區穩定和安全局勢。美國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Chuck Hagel）就公開認爲中國劃設防空識別區的舉動是“一種不利於穩定的企圖，目的是改變地區現狀”。12月17日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與菲外長德爾羅薩里奧共同舉行的記者發佈會上再次聲稱，“美國不承認也不接受中國在東海劃設的防空識別區。識別區不應該實施，中國應該避免採取類似的單邊行動，尤其不應在南海這樣做”。
2013年早些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加利福尼亞州與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會晤時曾表示，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充分體現出中國領導人希望與美國分享利益的胸襟和對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信心。但是，在美方聽來，在某種程度上，習近平主席的言外之意在於“中國不能接受美國繼續作爲太平洋頭號大國的現狀”。防空識別區的設定代表了中國在西太平洋合法擴展權益的行爲，而“遼寧號”航空母艦的出海訓練則進一步展示了中國海軍走向深藍的決心。所有這些努力在美方的解讀中都被認爲是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霸權的行爲。12月5日，美國海軍考本斯（USS Cowpens）號在南海監視遼寧艦時被中國軍艦逼停，則進一步加劇兩國間的不信任和戰略對抗。
其次，美國繼續加強與亞太地區的軍事同盟關係，同時爲了制衡中國的海空力量增長，開始縱容甚至支持個別盟國的非法行爲。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使美國有理由介入其中，以維護其對盟友的軍事安全承諾的可信性，但客觀上增加了中美之間的對抗。以釣魚島爲例，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是對主權歸屬不持立場，也避免直接回答釣魚島是否適用於規定美國對日本防衛義務的《日美安保條約》。2010年9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第一次公開明確表示，釣魚島適用《日美安保條約》。2012年12月4日，美國參議院表決通過2013年度“國防授權法”修正案，再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寫到將釣魚島作爲《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對象，反對試圖通過“武力威懾和動武”來解決領土主權問題的舉動。在美國看來，中國的權力擴張意味着在西太平洋挑戰美國霸權；但是在中國看來，中國尋求合法權益的努力卻遭到美國的無理指責和對抗，更加增加了對美國霸權主義行徑的反感和厭惡。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區形成類似兩極格局的地緣戰略勢態，大大增加了該地區的不安全因素。
毫無疑問，中美兩國還處於不斷試探和適應過程中。美國希望通過不斷強化本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政治軍事存在，來遏制中國試圖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努力，確保自己纔是該地區安全與穩定主宰者的地位。中國則希望通過將自身權力的擴張控制在合理合法範圍內，來打消美國對華實力增長和戰略意圖的恐懼和不安。在這一過程中，必然充滿鬥爭和博弈，以及必要的妥協。在這一過程中確保和平與穩定的關鍵問題是：美國是否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來抵抗和容忍中國實力持續性增長所帶來的權益擴張？以及中國是否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來遏制本國民族主義的擴張訴求，堅持符合國際法規範的和平崛起路徑？這是考驗中美能否建成新型大國關係的關鍵。德國在19世紀晚期的崛起，給中美兩國都提供了反面教材。一方面，英國、法國等傳統大國對德國正當權益的忽視，最終激起德國的仇恨，走上挑戰的道路。另一方面，德國無法遏制自身對權益的過度訴求，戰略選擇失誤，導致周邊鄰國團結起來對抗德國的崛起。如果中美無法吸取教訓，歷史的錯誤往往會重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