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五、眼見仙丹求不得
孫元起心道：我能說我沒在美國留學過麼？
當然，這話是說不出口的。孫元起斟酌了片刻，答道：“誠如仁兄所言，美國政治體制堪稱典範，值得世界各國取法，中國也不例外。但取法不等於移植，我們首先必須要考慮到中美兩國的巨大差異。比如地理形勢，美國地廣人稀，民衆不用擔心水旱饑饉。東瀕大西洋，西臨太平洋，形成兩道天然屏障；北方是溫馴的加拿大，南方是怯懦的墨西哥，國內的敵對勢力主要是戰鬥力不足爲5的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不用擔心外敵侵擾，可以安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討論民主。
“而我們中國呢？北方沙俄已經攫取我大片領土，現在又對新疆、內外蒙、東三省垂涎三尺。日本狼子野心，十多年前割我臺澎諸島，又訛詐兩億兩白銀，讓他們胃口大開，只怕以後會更加貪婪。西、南則有英法窺伺西藏、雲南。國境四周，強敵環伺！在國內，中央微弱，各省獨立，戰亂頻仍，水旱相繼，饑饉不斷，民不聊生，哪有閒心去考慮什麼民主自由？
“借用仁兄剛纔的教誨，我們國家當下最緊要的問題是什麼？是儘快實現國富民強，內除割據，外御強敵，實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至於國家體制是民主共和，還是開明專制，不過是仁兄所說的‘治’字而已。只要有效，何必分辨它根源何處？如果我們不顧中美之間的巨大差異。盲目移植美國政治體制，無異於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結果只能是自尋死路！”
唐紹儀頓時大搖其頭：“賢弟所言差矣！誠然，現在國弱民貧、百廢待興、各省獨立、民不聊生，但我們也要看到，這正是規劃國家未來政體的最佳良機，這就叫‘因民之困’。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我們要乘此良機，爲中國擬定最民主、最有發展潛力的政治制度。使數百年後的賢才志士再無李文忠公的遺憾。爲了這個目的，即便國家在短期內有所損失，從長遠來看也是非常值得的！
“再者，權力如老虎，易放難收，我們應該在它幼小初萌的時候便關進籠子裡，教它尊重議會、恪守憲政，確保在國民的監督和制約運行，不敢稍有逾越。而不應該爲了一點蠅頭小利或者激於一時氣憤。把它放出籠柙飽餐血肉，這隻會讓它兇性大發。一旦吃不飽、或者對主人不滿、或者沒有發泄對象。它便會不分青紅皁白擇人而噬的！”
孫元起皺眉問道：“在唐兄看來，我們應該要民主還是要富強？”
唐紹儀一愣：“這兩者並不矛盾吧？這不應該是一個單選題吧？”
“假如只能二選一呢？”
“這……”
孫元起不管唐紹儀的答案，兀自說道：“民主與富強或許並不矛盾，但縱觀全球各國，所有後進國家進步到發達國家，都會經歷一個加強中央集權的時期。民主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參政的熱情，使得決策體現多數人的意願，但它並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它有它自身的弱點。比如民衆易受情緒左右、政權不穩定、決策滯後、反精英崇大衆傾向等。
“當然，這些弊端對於一個穩定富強的發達國家來說或許並無多大礙，頂多是讓發展速度滯後一點；但對於貧窮落後的國家而言，卻不啻於一劑斷腸毒藥！它會削弱中央權威，架空國家元首，做起事來處處掣肘，從而使得國家陷入民主泥沼再難脫身。所以世界上先富強而後民主的國家比比皆是。先民主而後富強的國家卻從來沒有！這便是我極力主張開明專制的根本原因。”
在二十一世紀陷入民主泥沼最有名的國家，當屬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以及東南亞民主樣板菲律賓，故而孫元起對此頗有體會。
唐紹儀道：“既然我們知道民主存在這些弊端，那採取措施加以彌補便是。何必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呢？”
孫元起笑道：“這些弊端是民主的胎裡病，真要把這些弊端全部糾正了，那改過的民主還是民主麼？而且糾正這些弊端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教育，通過教育讓全國民衆認清國家當前形勢，瞭解自身應盡的義務，學會行使應享的權利。現在全國四萬萬人中，識字者不足百分之十，等民衆掌握民主，這需要五年、十年？還是三十年、五十年？國家能一直這麼等下去麼？
“其實，我所主張的開明專制與美國的民主共和體制並無太大差異。最突出的差別在於，在美國是由民主黨和共和黨共同把持參衆兩院，而我希望的是由一個各個階層精英人士構成的政黨把持兩院，不僅要把鬥爭侷限在議會內部，而且還要侷限在政黨內部，從而避免政權頻繁更迭帶來的國家動盪。此外，國家元首也是由政黨內部推選，而不是拉票競選，從而避免智商不足一百的演說家當選。……”
當下，孫元起把後世的國家架構向唐紹儀大致描述了一遍。
等他說完，唐紹儀沉吟道：“如此雖然可以重樹中央權威，有利政策施行，但架空議會獨操權柄，只怕是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吧？縱使以後國家富強，對於普通民衆又有何益處？”
孫元起敷衍道：“所謂‘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國家富強了，民衆自然也會從中受益。至於民主這個問題，等國家富強以後再討論不遲，或許等中國重新屹立於世界之巔時，執政黨會分裂成兩個政黨呢？那豈不是直接就實現仁兄所希望的美國民主共和體制？”
對於孫元起這個天馬行空的臆想，唐紹儀自然難以贊同。兩人又論說一番，眼看天色漸漸昏黃，已到掌燈時分，唐紹儀起身告辭。臨出門前，他回頭語重心長地勸道：“賢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孫元起答道：“河魚腹爛，不求活水，尚思化龍；書生垂死，不問良醫，猶念報國。雖然其心可嘉，未免失之迂闊！”
隨後的一兩天裡，唐紹儀有空就過來找孫元起商談，總希望他能放棄開明專制，改投到民主共和的懷抱中來。就像那句名言說的：“世界上兩件事情最難，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二是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前者成功了叫老師，後者成功了叫老闆。”唐紹儀或許是個合格的政治家，卻絕對算不上個合格的老師。孫元起則恰恰相反，憑藉着當了十多年老師的教學技巧，居然讓唐紹儀對民主共和制度開始有些不自信，轉而對開明專制大感興趣。
孫元起通過與唐紹儀不斷的交談駁難，再加上自己對歷史的認識和對現實的理解，漸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思想體系。這套政治思想體系在未來幾年裡不僅成爲新中國黨的指導理論，也對之後的民國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後來史書上把孫元起與唐紹儀的舟中談話稱作“孫唐會談”。因爲談話的時候輪船正在黃海上行駛，所以也叫“黃海會談”。孫唐會談的時間、所乘坐的輪船名稱、談話的主要內容及其深遠影響，都是高中近現代史課本中的重要考點。
因爲會談中只有孫元起、唐紹儀及衛隊長馮基善三人在場，並沒有留下什麼書面材料，後世的史學家只能根據唐紹儀、馮基善兩人回憶的一鱗半爪來還原當時的情況，然這兩個當事人的回憶也存在很多牴牾之處。在唐紹儀所著的《同學少年都不賤——民國政壇的“耶魯系”》一書，對“孫唐會談”足足用了五章的篇幅，濃墨重彩地描繪了自己如何諄諄善誘，傳授孫元起治國方法；如何滔滔不絕分析國內外形勢，讓孫元起茅塞頓開；如何旁徵博引各家政治思想，以供孫元起採擇挑選……總之就一句話，在“孫唐會談”中，他唐紹儀扮演了孫元起“精神導師”的偉大角色。
而馮基善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生活》中則對“孫唐會談”這一說法予以嚴厲批駁，在他看來，這場會談最準確的名稱應該叫“孫馮會談”或者“孫馮批唐會談”。因爲早在前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孫元起先生與梁啓超會面時，已經初步提出了開明專制的思想。“孫唐會談”的真實情況是，衛隊長馮基善堅決站在孫元起先生一邊，對身重西方民主之毒的唐紹儀痛加批判，揭露其作爲西方走狗的深刻本質，最終使他幡然醒悟棄暗投明。
正因爲書面資料缺乏，當事人又人言人殊，這段歷史也成爲近現代史研究人員最熱衷的話題之一。短短數十年間，各國先後發表了近萬篇論文及百餘本專著，造就了無數名歷史學家，最後甚至連那艘輪船上每一位船員、乘客的名稱都考證了出來！
但是在1912年2月的時候，卻誰也不知道這場會談將來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尤其是孫元起，當時他除了思考政治問題，還在專心致志地寫一封推薦信，根本沒有空閒去想其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