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嘉瀚丟下工作，駕車回家期間一直心緒不寧。
他很清楚妻子是個冷靜的人——身爲護士，面對瀕危的病人也得冷靜應付——所以當他從電話聽到妻子號啕大哭，說孩子出了事，要他立即回家，他便知道情況一定很嚴重。
就是因爲他知道情況嚴重，纔不得不放下工作，向上司請半天休假。換作平時，他一定以工作爲先，在電話打發妻子，下班後纔回家處理。
夏嘉瀚是個擁有強烈責任感的人，而他的工作，正好需要這份責任感。
他在香港廉政公署任職調查主任。
夏嘉瀚是英國人，本名是Graham Hill，當他來香港工作時，一如其他洋人，給起了一箇中文名字。他一直覺得這有點可笑，他明明是一個不懂中文的老外，卻有一箇中文名字，而香港的本地華人爲了趕時髦，往往替自己改一個洋名。像兒子的保姆梁麗萍，英文名叫Liz。可是她卻不知道這是Elizabeth的縮寫，Liz剛到夏家工作時夏嘉瀚便常常叫她做Elizabeth，對方卻一臉茫然，說明後雙方纔發現這個小誤會。
而更可笑的是，因爲中文姓氏中沒有近似的音譯，“夏”的粵語發音是“Ha”，跟“Hill”其實不大相像，有些同僚會稱他做“Mr.Ha”。夏嘉瀚覺得，自己和妻子變成”Mr.&Mrs.Ha ，l，每天卻喊著華人保姆的洋名，香港真是片古怪的殖民地。殖民者漸漸跟本地人同化，被殖民者在生活和文化上卻愈來愈像外來人。
他的妻子叫Stella。因爲中文名字通常只有單音節或雙音節，於是取了個不大相像的名字“淑蘭”。兒子Alfred也一樣，起了名字叫“雅樊”，而他自己的“嘉瀚”似乎是三者中跟原名發音最相似。替他們起名的人一再保證這些都是漂亮吉利的名字，夏嘉瀚倒沒有在意，因爲他不是個迷信的人，他一直相信，中國人那些“風水術數”，只是一些沒有科學根據的玩意。
他深信人要得到幸福，便得靠自己的雙手爭取。
夏嘉瀚在一九三八年出生，兒時經歷了二次大戰，成長於英國最反覆的年代。畢業後投考員警，在倫敦員警廳工作，在同事介紹下認識淑蘭，二人結婚組織家庭，婚後第三年雅樊出世，就是很“正常”的一個英國公務員生涯。當時夏嘉瀚猜想，他大概會繼續這種“正常”的人生，工作至退休，然後跟妻子在近郊找個平靜的小鎮安享晚年，節口時跟兒子和孫兒玩樂。可是他錯了。
淑蘭是位護士，婚後仍然工作——夏嘉瀚知道妻子是個很要強的女性——但在孩子出生後，淑蘭還是辭職，專心在家照顧孩了。夏嘉瀚爲廠讓家人有更豐裕的生活，以及彌補妻子辭職後滅少的收入，他將多年累積的財產投資住房屋市場。由於他的信貸紀錄良好，加上公務員的身分，從銀行借貸買房子，再放租賺錢沒有任何阻礙，而他自己也計算過，如果房價持續上升的話，他甚至可以提早退休，亦不用爲兒子將來上火學的學費煩惱。
問題是英國經濟突然陷入衰退。
四年前，即是一九七三年，英國房市逆轉，大量信貸銀行陷入財務漩渦，面臨破產，而同時出現的石油危機、股災和滯漲更是雪上加霜，令英國經濟短期復甦無望。夏嘉瀚因爲一念之差，沒有及時將手上的摟房脫手，結果因爲租戶潛逃，他無法供款，物業被銀行賤賣，財產一夜間全都蒸發，更反欠銀行一筆不小的債務，爲了還債，妻子重操故業，可是因爲全國失業率高企，薪水不如從前。百物騰貴，每月償還部分債項後收入不敷應用，頭幾個月兩夫婦還互相勉勵，認爲假以時日問題便能解決，但時間一久，兩人發覺清還債務的日子遙遙無期，忍耐力逐漸磨光，不時因爲瑣事鬧脾氣，偶然大吵一頓，六歲的兒子亦察覺氣氛有變，性格漸漸變得內向，笑容不再像以前整天掛臉上。
在夫婦二人快被生活逼得發瘋時，夏嘉瀚在報章看到一則廣告。在遠東的香港，殖民地政府剛成立一個叫“廉政公署”、專門打擊貪污的執法部門，招聘各地有經驗的執法人員。一級調查主任月薪有港幣六至七千元，摺合約六百英鎊，這比夏嘉瀚的月薪高上一大截。而且，廣告還註明提供不少福利和津貼，於是夏嘉瀚跟妻子商量後，決定試試轉換跑道。因爲夏嘉瀚在倫敦員警廳有豐富偵緝經驗，面試後不到幾天便收到應聘通知，一家三口整裝待發，準備離開熟悉的故鄉，到亞洲一個陌生的城市工作還債。
夏嘉瀚和家人之前對香港不甚瞭解，只知道是有一百年曆史的英國殖民地，鄰近葡萄牙管治的澳門，因爲決定到異地生活好一段時間，他們纔去增加認識。對他們來說，香港的地名和街道名字很拗口，而且夏嘉瀚在閱讀書籍時發覺原來這片“殖民地”有部分並不屬於聯合王國——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割讓給英國的佔領地，但新界只是租借，租約在一九九七年到期，英國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後將香港切成兩邊，保留港島和九龍的管治權，將新界還給中國，而問題仍未解決，兩國政府未有定案。夏嘉瀚讀到此處，便覺得香港不過是一片借來之地，今天他到這城市工作，跟其他英國人一樣，只是在別人的土地上討生活而已。
一九七四年六月，夏嘉瀚帶同妻子和兒子遠赴香港。爲了儘早還清債務，妻子夏淑蘭在九龍醫院覓得一份工作，院方認爲她的護土經驗非常值得本地護士學習，所以待遇亦相當不錯。香港廉政公署替夏嘉瀚辦好不少遷居的繁文耨節，最大幫助的，是提供夏家一間政府宿舍。位於九龍塘的南氏大廈是高級公務員專用的宿舍，單位寬敞，設計接近英國的高級公寓，令來自歐美的人員不會因爲居住環境落差太大而威到不安。雖然不是獨楝房屋，但宿舍附近的環境優越，治安良好，在南氏大廈旁邊各樓宇居住的，不是本地的大老闆，便是在外資公司工作的高級員工，或是調職香港的外國企業菁英分子。
孩子的教育本來也是夏嘉瀚夫婦擔心的問題，他們當初考慮來港，幾乎因爲這一點而卻步。對夏氏夫婦來說，到異地工作五年、十年沒有什麼大不了，畢竟形勢比人強，自己欠債便不得不認命：但對小孩子來說，童年的生活環境、學習階段都很重要，他們擔心在香港找不到好的學校，孩子沒辦法結交朋友，大大影響他的成長。夏嘉瀚寫信給在香港居住的友人，查問教育水準和素質，對方熱心地寄了一大疊學校資料和招生章程給他參考。在讀過資料後，兩夫婦稍稍安心，因爲他們知道香港教育制度跟英國接軌，而且有好些專門招收歐美學生的學校，課本、作業、教學語言、甚至家長通告等等全都使用英文，英國小孩在香港唸書，跟在英國並無太大差異，他們爲兒子選擇了住住所附近的學校，校園雖然不大，但老師和職員都能說流利的英式英語，態度熱心親切，給予夏嘉瀚和妻子相當大的信心。
在香港三年，夏家省吃省用，努力儲蓄，香港政府給予的津貼和福利亦比夏嘉瀚想像中多，加上加班費以及妻子的薪金，本來以爲要三、四年才能還清的債務，意外地兩年便解決了，近一年還能存上一筆可觀的積蓄，因爲過去的慘痛教訓，夏嘉瀚夫婦學懂了“積穀防饑”的道理，他們不敢將錢拿去投資，大部分撥到銀行的定期存款帳戶，賺取利息。
夏嘉瀚打算在香港多工作一段時間才返英，一來薪水優厚，二來，香港的經濟情況竟然比英國本土好得多，他每天讀報，看到家鄉的社會新聞都不禁搖頭嘆息。英國這幾年間失業率完全沒好轉，超過一百萬人失去工作，勞資糾紛不斷，工會罷工示威無日無之，曾幾何時，英國有着“日不落帝國”的強悍稱號，如今居然被譏諷爲“歐洲病夫”，淪落到跟十九世紀的土耳其帝國混爲一談，夏嘉瀚既感到荒謬，又感到泄氣，當然，他還有一點慶幸，還渡重洋來到東亞這個小城市，只花兩年便令家庭的財務重回正軌，如果待在倫敦，搞不好因爲金錢問題弄至離婚了。
當然，豐厚的薪水代表着工作並不簡單。
剛就職時，夏嘉瀚被工作內容、案件數量嚇一大跳。廉署成立之初，每天都收到大量匿名舉報，而且大部分都是投訴政府部門的貪瀆事件。案件不一定很嚴重，涉案金額不見得龐大，但範圍之廣、程度之深令夏嘉瀚訝異。小販每天都要付幾塊錢給巡邏警員，稱爲“茶錢”：在公立醫院住院留醫，如果不“打賞”負責雜務的女工，病人便會被置之不理，不會得到合理的服務。幾乎所有公營部門都有類似的問題，夏嘉瀚便明白，香港政府成立廉署是有迫切的需要，否則當社會愈繁盛，這些小貪便會演變成大貪，蠶食社會制度，到時再處理便爲時已晚。
對半個中文字都不認識的夏嘉瀚來說，這工作尤其困難，某些調查涉及本地文化和習俗，他初接蜀時更覺得一頭霧水，然而，廉署聘用他是看中他的工作經驗，讓他領導一批經驗不足的本地新人，學習調查、掌握證據、以符合司法程式的搜查行動令行賄貪污的人被送上法庭。廉署成立之時，在香港最具有偵緝經驗的當然是皇家香港員警隊，但是警隊貪瀆情形錯綜複雜，警員都是被調查的對象，廉署只好另覓新人，重新培訓，這便是夏嘉瀚受聘的主要原因。
這三年間，夏嘉瀚的工作充滿挑戰性。
香港警隊的貪污問題，一向十分嚴重。因爲是跟罪犯直接交手的部隊，員警涉及貪污，便直接構成治安問題。香港從開埠時期起，罪犯和黑社會利用金錢“疏通”，令執法人員開一眼閉一眼已是慣例，任何不法勾當，只要付得起錢，便能一一解決，員警掃蕩非法賭場、色情場所、毒販巢穴，目的並不是要肅清罪惡，而是收取黑錢。歹徒付過款，便等同買了通行證，警方在一定時期之內不會再騷擾。罪犯們爲了讓警員們可以向上級交差，通常每隔一段時間便安排一些自願坐牢的同黨，連同證物“送給”被收買的員警，當然他們上繳的毒品、賭款，遠不及實際流通使用的數量，不過是九牛一毛。因爲前線警員沒全力履行職務，警隊核心的高級人員都矇在鼓裡，他們不知道某些社區治安日壞，滿以爲地區警員已盡力打擊罪惡。
加入警隊，成爲組織的一分子，即使是正直的人，也不得不低頭，警隊裡有一個說法——
“行賄”是一輛車子，小隊收到錢，你可以“上車”，給你分一份：你不願意同流合污，便不要收賄款，但也不要多管閒事，這叫做“跟車跑”;如果你硬要向上級舉報，便是“站在車子前”，你只會被車子撞倒、輾過，害自己遍體瞵傷，任何不自量力的傢伙，想阻止這輛車子，就算不被整治，也很大機會給投閒置散，在警隊裡被孤立排擠，當然更別奢望有任何晉升機會。
警方內部本來有反貪污部，但由於反貪污部也是由警員組成，與其他部門關係千絲萬縷，成效自然不彰。廉政公署便是爲了突破這困局而成立，直接隸屬香港總督，以獨立身分調查所有涉貪的人物和部門。
夏嘉瀚在任職第一年已檢控了不少受賄的警員，和同事合力揭發不少隱藏於臺底下的交易，第二年開始發現更多涉及較高級警員的案子，例如醫長統率部下一同貪污，包庇罪犯。廉署調查案件時十分謹慎，他們必須分辨貪污指控是事實還是誣告——有些罪犯爲求減刑，往往以能提供“黑警”情報做藉口，廉署的調查員便要反覆覈實該指控有沒有根據。夏嘉瀚雖然不懂中文，但他曾說“全世界的流氓都差不多”，犯人是否說謊，證供在細節上有沒有矛盾，他都心裡有數。
目前，他所屬的調查小組接手一宗案子，本來他以爲內容跟以往見過的差不多，卻漸漸發現規模比以往任何一起案件更大。
事件追溯至去年春季，即是一九七六年四月，政府工商署ⓧ緝私隊在西九龍油麻地果攔ⓧ附近一楝大廈搜出毒品，拘捕一名美籍混血兒及數名人士，控以藏毒罪，四個月後，警方接連掃蕩全港二十三個地點，檢獲一批價值兩萬多元的海洛因，拘捕八名嫌犯，包括涉嫌在果欄一帶販毒的集團首腦，嫌犯在候審期間主動要求跟廉署人員會面，聲稱要揭發執法人員集體貪污，而在上個月犯人被定罪後，正式成爲廉署的控方證人，協助調查相關的貪污案。
犯人要揭發的，便是警務人員收賄，容許他們在當地販毒的交易。
犯人以金錢換取員警“放生”，經營一年後，不料被工商署逮捕，而工商署的調查迫令警隊正視事件，涉貪的警員在上級壓力下無法干預，導致犯人落網，犯人對此深深不忿，明明已交付大筆賄款，到頭來還是躲不過牢獄之災，於是決定來個玉石俱焚，要教訓那些收了錢但“辦事不力”的員警。
販毒集團保管了帳冊，記錄了詳細的行賄名單，包括警員和中聞人，不過帳冊全都用上暗號，而且犯人“派片”——“交賄款給警員”的黑話——時只約略知道對方的職級和所屬部隊，要明確指認涉案的警員，得花上大量工夫。廉署的調查員必須確保對方指出的警員沒有任何案情上的矛盾，能成爲法庭認可的證供，夏嘉瀚便要仔細檢查案件中所有人物關係、賄款流動過程。雖然他看不懂帳冊中的中文，但同僚的檔以英文寫成，他便以類似辨識符號的方法，深入挖掘事件的真相。久而久之，他漸漸認得某些中文字，只是這對他日常生活毫無幫助，因爲帳冊中全是暗語，像“本C”代表“油麻地警署刑事偵緝部”、“老國”代表“九龍總區特別緝毒隊”、“E”代表“巡邏車”等等。爲了熟習這些鬼畫符似的漢字，夏嘉瀚甚至把檔和帳冊副本帶回家，在公餘時繼續埋頭研究，當然他也知道這些是敏感資料，平日塞進保險櫃裡，連妻子都無法過目。
ⓧ即今天的海關。工商署職責包括偵緝走私貨物，同時亦有偵樓販毒、違毒等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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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果欄：位於油麻地的水果批發市場，自一九二二年起已開始運作，至今天仍然是香港和九髓市區水果批發、競投、交易的集散地。
然而，當調查愈久，他便知道事件牽連愈大。
這起集體貪污案，並不只涉及前線的警員和警長，根據污點證人的口供和帳冊內容，受賄的執法人員包括總區甚至總部的人物，甚至有督察級或以上的幹部。夏嘉瀚和同僚們發現，這跟以往地區警員收“茶錢”的小案很不一樣，一旦動手，便會揪出幾百個員警，把整個貪污集團連根拔起。
廉署低調運作了三年，似乎就是爲了迎接這一場戰爭。
然而，即使廉署的保密工夫再好，世上沒有能包住火的紙。在果欄販毒案的首腦被捕後，警隊已傳出“廉署要對警隊開刀”的謠言，而且，廉署成立後不時調查警務人員，雙方關係勢成水火，廉署認定警隊裡百病叢生，所有警員都有貪污嫌疑，而警隊認爲廉署矯枉過正，動輒想把看不順眼的警員踢進監倉，要他們跟被自己一手抓進獄中的犯人爲伍。
正因爲這個緣故，當夏嘉瀚回到寓所，從陷入恐慌的妻子口中知道情況後，他感到震驚之餘，同時對應否報警躊躇不決。
那件染血的校服、那撮兒子的頭髮，令他知道綁匪不是鬧著玩。身爲執法人員。他當然知道聽從歹徒所言，不報警獨自處理是最愚蠢的做法，因爲無論肉票的家人報不報警，匪徒收贖金後故人的機率也一樣，不過是一半一半。要跟綁匪周旋，盡力救助人質，有警方作後盾是最保險的做法，夏嘉瀚在英國時見過警方在千鈞一髮問救出肉票的案子，歹徒本來打算收贖款後殺害人質，幸好警員成功跟蹤取贖金的犯人，找出對方的巢穴。
然而，他不知道向警方求助，負責的警員發現他是廉署人員，會不會敷衍了事——不，敷衍了事還好，最怕是公報私仇，有意無意間作出妨礙，害兒子喪命。
他呆在電話前，內心不斷掙扎，妻子夏淑蘭在他身後無力地癱倒沙發上，捏著那撮頭髮，不住哭泣。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時鐘指標指著下午一點三十分。夏嘉瀚瞧着那件髒兮兮的校服，聯想到兒子被歹徒剝去上衣，現在衣不蔽體、被關在某個黑暗的房間擔驚受怕，終於立定主意，提起話筒。他知道，即使警方跟廉署有嫌隙，這一刻，他只能向皇家香港員警求助。
他根本沒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