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中國經濟增長了一倍，成爲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
但經濟中積累的問題也非常多，儘管還沒有步入衰退，但國際經濟危機已經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震盪，這些問題就開始爆發了。
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分化。
五六年間，經濟總量增長了一倍，人均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八十，數據看似不錯，但人均這個詞彙太具有欺騙性。
事實上，除了增加了兩千多萬城市中產之外，最廣大的底層民衆，尤其是鄉村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依然只侷限於謀生，生活水平跟十年前，甚至跟滿勤時期相比，都沒有明顯的提高。
這跟日本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期間，經濟總量增加了六成，人均收入增長了四成，農民賣兒賣女的情況反而比幕府時代更多了。
原因就在於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惠及民衆，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產之外，經濟增長的收益全都被資本家拿走了，成爲了工商業原始積累。
客觀來說，這是自然的經濟規律，甚至可以說就是自然規律。西方人馬太總結出來強者恆強的規律，被稱之爲馬太效應。中國人更早知道這個道理，老子說“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
這些年，朱敬倫的執政過程，始終都沒有干涉經濟自由，讓民間自己博弈，這種博弈的過程，自然會出現優勝劣汰，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現象。
這公平嗎？不同的世界觀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或許很窮，但他接受能力強的人分的多的道理，認爲別人掙錢多是人家本事大。有些人也許很富，但卻爲這種貧富不均的現象而憂慮。更多的則是窮人對自己收入不滿，富人則覺得理所應當。貧富越是分化，這種理解的分歧就越大，社會矛盾就越大。
這些年來，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一個方法是繼續維持低效率的鄉村共同體，不對農業徵收稅收，將更多的資源留在鄉下，維持鄉村社會運轉，得到的結果是鄉村保證了最廣大人羣的生存，並在社會危機期間，能夠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羣返鄉；另一個方法是，宣傳和鼓勵移民。脆弱的鄉村自然經濟，儘管有親戚、同鄉等關係構成的傳統保障體系，但是自然經濟的特點就是低效率，僅僅能夠爲生，不可能有太多繼續，抗風險的能力太差，每時每刻都有一些人，一些家庭遭遇變故之後破產。政府給這些人的出路是資助他們移民。
這兩個方法很好的緩解了社會矛盾，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矛盾。
活在英美體系中，在商業社會裡，這種矛盾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歷史上最接近解決這種矛盾的，是北歐等的福利社會，二戰後推廣到了德國和瑞士。
中國可以搞高福利制度嗎？
這是一個專家學者爭吵不休，討論不完的話題。
大部分人認爲中國搞不成，至少在發展階段搞不成。理由很多，案例很詳實。因爲有的國家曾經搞過，失敗了。
瑞典可以搞，瑞士可以搞，因爲人家站在產業鏈的頂端，國民經濟以高附加值爲主。
澳大利亞可以搞，新西蘭可以搞，阿拉柏國家可以搞，因爲人家人口少，地大物博，光靠變賣礦產資源就能讓國民維持高福利。
看起來中國一條都不具備。硬性推廣的話，只會造成一個結果，那就是拉美化，比如阿根廷那樣，經濟長期徘徊在中端，即上不去，也下不來，不溫不火，十分僵化。
這些都很有道理，也可能變成現實。
但出於人情考慮，中國人就活該受窮嗎，中國人就永遠也無法享有富裕安康的生活嗎。
從科學角度出發，也許是這樣，因爲本國的物質資源有限，平均下來，在任何一項中，可能都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國就應該堅持自由經濟模式，讓社會，讓民衆自由博弈，讓更有能力，又有效率的人佔有更多的資源，從而讓整個國家都更有效率。
但任何社會都不是純粹以自然科學原理運行的，組成社會的是人，是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死的資源，工業和機器，人是會思考的，他們是能感受到不公的，他們可以接受爲了國家利益而犧牲一部分自身利益，但用國家整體效率說服大家接受財富分配的不公，似乎只能讓人感到那是富裕階層的藉口。
不止老百姓，就是朱敬倫，對這種各種專家提出的理論都異常的反感，這和農業時代，和士大夫向全民強勢灌輸的理念又有什麼不同，士大夫可以讓商人接受商賈是賤業的邏輯，讓商人自己都鄙視自己。那麼在工商業時代，掌握話語權的強勢工商業階層的觀念，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社會真的需要爲了效率而無休止的犧牲公民權益，爲了效率，而讓強者恆強，讓弱者被淘汰嗎？
從感情上，朱敬倫不接受這些。從理性上，他也不接受這些。
因爲他知道，那些在社會博弈中的弱者，他們並不是傀儡，他們有自己的喜怒哀懼，他們會抗爭，會拿起槍來捍衛自己生存的權力。
所以無論從感情上出發，還是從理性上出發，朱敬倫都知道，這個國家需要做出一些改變了。
無數次他想到夜讀管子那一夜，兩千多年前的中國精英說，“以法治國，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則安”，這種富民思想，不管是出於美好的願望，還是出於富民易治的邏輯，朱敬倫都打算試一試。
但他心中壓力很大，因爲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依法治國是這些年來他堅持的，法治思想從小學就開始教育，在教育發達的南方地區，已經漸漸成爲了共識，但法律的尊嚴，更多的還是靠強權來維護，而不是出自所有人的自覺。
因爲法律沒有讓所有人都感覺到是保護他們的，基於私有產權的法律，更多保護的，還是那些富人。
朱敬倫不求全責備，並不打算施行人人平均財富的政策，但他想讓最底層的，最弱勢的羣體，得到他們可以在社會自然博弈中更多的收穫，這總是無可厚非的吧。
他知道政治對經濟的干預，肯定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問題，效率肯定會降低的。
這點心理準備他有，他是可以接受犧牲一定效率的結果的，甚至在朱敬倫心中，他並不認爲一味強調經濟增長速度是一種健康的心態。改革開放，我們高速發展了三十年，那又如何？社會問題沒有解決，官民矛盾更加嚴重。高速增長了三十年，儘管所有人都受益了，但大多數人的抱怨增多了，是他們不知滿足嗎？是他們感受到了不公！
日本高速增長了三十年，日本人富裕了，臺灣高速增長了三十年，臺灣人富裕了，韓國高速增長了三十年，韓國人富裕了，新加坡高速增長了三十年，新加坡人富裕了，中國高速增長了三十年，中國成了世界上賦稅最高的國家。
增長的成果哪裡去了？老百姓沒有看到。增長成就了跨國公司的利潤，增長成就了少數寡頭的財富，增長成就了國家的稅收，增長成就了官員的貪腐。
從大明時代起，朱敬倫就對貪腐問題最爲關注，可以說始終執行的是嚴刑峻法，貪腐問題並不算嚴重。也並不熱衷於吸引外資，所以增長也沒有變成跨國公司的利潤。可是從農業到工業社會的巨大變革，帶來的財富重新分配，和工業革命創造的爆炸性財富，還是早就了一大批富豪。國家稅收也大幅度提升。
在一個良性運作的社會中，稅收是必不可少的，高福利國家的稅收也高，稅收反而是一種調節財富分配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沒人會對高稅收有意見。
富豪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沒出現西方式的血淋淋的程度，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但現在經過三十多年的積累，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是到了重新建立財富分配方式的時候了。
完全平均他不考慮，完全公平也不可能做到，但至少他認爲，中國可以比英國人，比美國人更公平一些。
至於重新分配的方法朱敬倫也有，北歐式的的高稅收高福利可以搞，美國式的針對不同人羣的稅收調整也可以搞。
唯一擔心的是專家們威脅社會的效率問題，是北歐搞高福利時代先後出現的一些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旦社會底層的民衆，在不需要辛勤工作也可以活下去的時候，他們又沒有強烈的發展願望，或者看不到讓他們努力工作的收穫的話，他們會失去動力，人就變得懶散。
西方經濟學家，將此稱之爲高福利的負效應，北歐曾經出現過。最典型的是荷蘭問題，荷蘭在開發了北海油田之後，結果工業大幅縮減，因爲人都不願意去工作了，都在吃油田的福利，造成了去工業化，經濟學上將這種現象後來稱之爲荷蘭病。
後來的中東油霸國家，也遇到了這種問題，而他們一直都沒有解決，除了石油，幾乎發展不出任何產業。
如何避免這種問題，朱敬倫想到了一個學者曾經告訴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