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紛亂至此，引發這場風暴的“罪魁禍首”，大唐中書令、河中節度使李曜卻安之若素，不僅從征討鳳翔的大軍中悄然抽身回到長安，甚至還有“閒心”在府中處理了一大批近日堆積的公文。
前幾日他出徵在外，坐鎮乾州，李嗣昭、李嗣源與李存審三人聯袂到長安來見，恰巧未能遇上，三人於是又趕往乾州拜會。李曜與三人密議良久，才使這三位節帥各自回鎮，領兵圍剿鳳翔，李曜自己則馬不停蹄地從軍中抽身，返回了長安。
李曜走時，只帶走了數百親信牙兵，而後幾日他便隱匿在長安城裡，外界根本不知道這位右相已然歸來，更不知道出徵鳳翔的大軍，在數日之內少了近四萬之巨，幾乎每日便少一萬左右。這批人馬去了何處，只有李曜與他們自己知曉。
毫無疑問，這些兵馬自然是受了李曜的密令，化整爲零、悄然調動到了別處，而李曜自己則在長安處理公務。
按說到了這個時候，什麼公務也不如軍務來得急切，但這件公務卻十分重要，出不得一點麻煩，因爲它極大地影響着軍務。
糧食，是的，正是糧食問題。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古時候並沒有汽車、火車之類超大運量的工具，糧食特別是軍糧在轉運過程中的損耗極大，而關中本身的糧食產量又遠遠跟不上戰爭的消耗[無風注：附文說明漢唐時期關中地區糧食人口的關係和變化]，特別是在此番李曜的運作下，幾乎整個大唐較有實力的藩鎮都動起來之後，李曜縱然早已謀算好，能使自己永遠處於內線作戰，但兵力的調動仍嫌過於頻繁，所需要消耗的軍糧也是駭人聽聞的巨大數目，因此糧食問題他不得不考慮。
原本他在主導河東軍械監時期存糧頗有盈餘，但李克用作戰實在過於頻繁，且河東年年受災，使得李曜不能不將好容易積攢的一點存糧都搭進去，因此如今他手頭的存糧，也就能滿足關中此戰所需，其餘還要另想辦法。他如此忙裡偷閒處理的公務，正是關中水利工程和一些佛寺田產相關的問題。[無風注：附文說明漢唐時期關中糧食供應問題，純考證，無興趣的讀者請直接跳過。]
待這些事情理清，各項命令紛紛從鳳閣鸞臺下達地方，李曜也已經不在長安。
朝廷方面每日接到河中戰報，皆言朱溫攻蒲州、東昇二城甚急，聽那言語，似乎二城隨時可能失陷，蒲津渡隨時可能易手。
李曄聞之，一日數驚，朝堂之上，前番李曜在朝時的井然有序也不見了，甚至有些人開始敢於指責一些投向李曜的官員，作爲李曜在朝中文臣的代表，王摶對這些一反常態的情況竟也置之不理，只是一味沉默。從河北返回長安的崔胤見了，不禁心頭暗喜，見朝中“李存曜黨”的確什麼手段也拿不出來，這才放心大膽地給朱溫去信，將朝中情況說與他知曉。
河中看似攻得甚急，其實朱溫卻已然親率大軍趕到虢州，見過朱友謙之後，直接合兵奔赴潼關之下，此時探馬回報，潼關守將竟已換成摧城左軍都指揮使張訓。朱溫聞之大喜，語衆將道：“張訓乃王珂舊將，孤聞其麾下河中鎮兵早已被李存曜打散重編，如今在河中軍中甚不得志，可遣一人入潼關與其一談，若能賺開潼關，大事定矣！”諸將也都欣然，朱溫遂遣親信司馬鄴入城商談。
張訓果然不出朱溫所料，親自將司馬鄴迎進府中，兩廂坐定之後對他說道：“天子因汴州相逼，於京中一日數驚。朱全忠若不污其‘全忠’之名，當率軍歸鎮，天子自然長安，如此萬事可談！”
司馬鄴笑道：“東平王全心忠於李唐，這是毫無疑問的。如今知天子在鳳翔缺衣少食，堂堂朝廷竟然需要向河中一鎮借錢來使，儼然失去了九五之尊，已成天下笑柄。故遣僕將熊白鵝掌、山珍海味並錦帛繒絹等獻上，拳拳忠心可昭日月。”
張訓無可無不可地道：“休要誑我。長安宮闕數毀，新修也不過略作修飾，不比往日多矣，而東平王卻將東都洛陽宮修葺一新，此來關中，某不是想將天子挾持，前往洛陽？嘿，某料朱全忠必是欲劫天子幸東都無疑。其果忠心，不如先發工匠將長安宮修葺一新。”
司馬鄴又談及賺開潼關之事，張訓只是冷笑，根本不答腔，司馬鄴無對，只好回稟朱溫。
朱溫聞言沉吟道：“張訓這是在行緩兵之計，他是李存曜麾下之將，既然如此，必是因爲李存曜尚有手段未曾被我所知……孤料其必已向天下藩鎮搬求救兵。不出一月，必有兵至。”
司馬鄴應對：“縱觀天下藩鎮，河南、河北、荊襄已歸王化，湖南、兩浙傾心相附，嶺南、福建鞭長莫及。武昌、江西爲淮南覬覦，自救尤恐不及。河東爲大王屢敗，蟄伏不敢再出。能救關中的只有吳、蜀及河西。然王建假途滅虢，竊取興元；楊行密半途折返，其心皆在於擴大地盤，無慾勤王。唯河西之地，保大、保塞、定難、朔方皆邊庭若旅，縱使將兵至，無異於以卵擊石，更何況李存曜以武力威逼鄜坊，党項的定難軍豈能爲他效力？如此，大王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朱溫笑道：“公有所不知，河南、河北、荊襄雖已羈服，然陽服陰抗之輩大有人在。尤其青州王師範，幽燕劉仁恭、襄陽趙匡凝，便是陽奉陰違之輩。待我平定關中，此三鎮我必剿滅。”
司馬鄴道：“大王志在天下，此番用兵大半年，於天下英雄面前落下悖逆之名。王建、楊行密誰不願作天子？然他二人觀大王迎奉天子，即不相助，也不爲敵。何故？正是縱容大王迎得天子歸，而行不臣之舉。他日則可召集天下羣雄，已討逆之名與大王爲敵。若勝之則爲天子，實至名歸！此中利害，還請大王深思。”
朱溫聞言稍懼，沉吟道：“公所言有理，我今所有，不過五分之一天下。吳、蜀未平，不可操之過急。今從公言，明日便遣使奉表入城，請修長安宮，以定天子之心，平天下之恨！如此，只是我汴州與河中私戰，天下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司馬鄴欣然道：“如此，大王當遂所願！”
誰料當夜洛陽方面卻遣使來報：
青州王師範暗遣牙將張居厚等二百人化爲商賈，欲攜兵器入洛陽城，期以元宵夜暴亂，已被發覺。張居厚見事情暴露，率衆徒殺防城將婁敬思，強攻洛陽，爲僕擊退。逃亡途中，被僕擒來。
朱溫聞信，對司馬鄴等將佐道：“王師範果然叛了！”仍依前計，派出使者接洽張訓，說願意修葺長安宮室，誰知又接道敬翔自汴州的書信來報：
青州王師範遣使至開封上今歲貢賦。僕觀其使眼行失色，乃問其東方之事。其使果做賊心虛，供出王師範此番分遣部衆將兵詐爲商賈欲潛入汴、徐、兗、鄆、齊、沂、滑、陝、虢、河陽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歡、大鬧花燈、州府無備時俱發，奪取河南。事態緊急，僕不及相告大王。已遣少將友寧將兵巡視上述州府，告以實情，令其嚴加盤查來往商賈，謹以書信報告。
話說朱溫見敬翔書信，驚得一跤跌坐於座牀上，惶惶然對衆將說道：“我固知王師範將叛，未知他竟造成如此巨大的動靜，必有高人爲他謀畫。幸得子振謹慎，及時識破其謀。否則，上述州府，若失去一半，孤王大勢去矣！”衆將佐也是驚出一身冷汗，紛紛問朱溫當如何抉擇。
朱溫道：“潼關之事，不能再久拖不決。我當再上表一封，令天子及早做出選擇，只消授我名義，如今李存曜遠在乾州，這潼關只有區區張訓，豈能抗衡孤王十萬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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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說明漢唐時期關中人口與糧食的關係：
秦漢時興修的鄭白渠，是關中涇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戰國至明代，關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國”的美譽。劉敬說關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馬遷認爲關中財富居天下十之六。《漢書·溝洫志》有鄭白渠“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的歌謠，班固《兩都賦》又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說法。張衡《西京賦》盛讚關中“地沃野豐，百物殷阜”。鄭白渠“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的說法，在歷史上流傳了二千多年。多種史書、地理書、農書、類書、詩歌總集、經書，都徵引這句話。元明清時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員，提出發展華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決京師糧食供應的主張，其歷史根據就是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依賴關中，無需海運漕運東南糧食。古往今來，人們深信“涇水一石其泥數鬥”和“衣食京師億萬之口”。鄭白渠果真“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嗎？如果不是，漢唐大一統皇朝首都長安的糧食來自何方？關中爲什麼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食？這裡的天地人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問題給我們什麼啓示？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當時君臣曾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在今天，仍然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學術問題。20世紀以來，學者們從漕運倉儲、官祿民食、生計生產、供需商貿等相關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三十年來，更有學者專門研究漢唐長安的糧食供應問題，對於長安糧食的來源，學者們提出了三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爲，長安糧食依賴東南漕運，另一種意見認爲長安糧食依賴關中，再一種意見認爲長安糧食供應，因人口、時間等因素而異。糧食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一個與自然環境變化有關的問題。因此，圍繞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問題，還要做大量深入細緻的研究工作。本文將從關中天地人關係消長角度，來探討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問題。
漢唐時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並不完全依賴關中，而是部分地依賴東南漕運。東南指函谷關以東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區。漢初，“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漢武帝初期，“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主要是漕運經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凍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個月。元光六年（前129年）開始修漕直渠，漕運里程減少600裡，漕運較爲便利。此後，“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成爲漢家制度。再後來，“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谷”。山東粟、關東谷，指河南、山西之糧食。漕糧使“京師……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司馬遷關於京師富庶的描述，給人留下了多麼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誰知道，漢朝京師的富庶，關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初，漕運規模不大。貞觀、永徽之際，長安主要依賴關中，每年從山東（崤山以東）轉運至關中者不過一二十萬石。開元初，每年約運一百萬石。開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運七百萬石。天寶中，每年約運二百五十萬石。肅、代、德時代（756—804年），京師依賴江淮漕運。只要藩鎮隔絕，“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德宗貞元初（785年），“太倉供天子六宮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於是增江淮之運，從浙江東西道、江西、湖廣、鄂嶽、福建、嶺南，共運米300萬石，江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歲終宰相計課最。貞元二年（786）四月，關中倉廩皆竭，禁軍激憤，險些釀成兵變，當韓滉運米三百萬石至陝時，德宗得知後，“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運糧解決了皇室和禁軍衛士的糧食供應，緩解了可能發生的禁軍事變。可見東南漕運對漢隋唐京師長安的重要。
當時許多人都認識到東南漕糧對長安的重要。蕭穎士說：“兵食所資在東南”。白居易說，都畿者，利稱近蜀之饒，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費。“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時，劉晏說，江淮、瀟湘、洞庭、衡陽、桂陽漕船，“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不僅使“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而且“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山，可追貞觀、永徽之盛”。憲宗敕書：“軍國費用，取資江淮”。權德輿說：“賦取所資，漕輓所出，軍國大計，仰於江淮”。宣宗制書：“禹貢九州，淮海爲大，幅員八郡，井賦甚殷，……通彼漕運，京師賴之”。這說明唐代君臣都認識到，江淮漕運對京師糧價穩定，以及政治經濟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懷古》雲：“盡道隋亡爲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則害，在唐則利。”隋開運河爲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張洎、明丘浚的評論，大要不出其範圍。
爲什麼漢唐需要漕運東南糧食接濟長安？這完全取決於關中天地人關係的消長。傳統觀點，認爲戶口多則國家強盛。但是，純消費性人口的增長，即長安皇室、京官、禁軍、士人等多種消費人口的增長，需要消耗大量糧食。他們是東南漕糧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師純消費性人口的增加，而關中生產投入的不足——國有土地數量減少（水利灌溉面積減少）和勞動力數量不足，是造成漢唐京師長安糧食供應依賴東南漕運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說，地小人衆、人勝於地、生之者少食之衆，並非老生常談，而是反映了人們對糧食問題的憂患意識。
京師皇室及服務人口衆多。漢武帝時，司馬遷就感受到了長安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稱長安“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是當時三個地小人衆的地區之一。《漢書·地理志》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達到68萬多，人口密度爲95人/平方公里。長安縣的人口已達到8萬餘戶，24萬口。西晉時關中人口百餘萬。唐長安人口約70萬，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萬人，開元、天寶中，宦官約5000—10000人，宮女約5萬人，官奴婢有3萬人，工匠樂戶約3-4萬人。總之，皇室及其服務人口大約15萬。
京師官員人數增加。官員中，有京官（內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師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別。京官（內官），指京師帝王之官。內職掌，指爲帝王及其家屬服務的人員。職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祿和糧料，由太倉支給。西漢哀帝（前6-2年）全國官吏130285員，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全國官吏368668員，700年間，唐比漢增加了近3倍。西漢京師官吏數，史書不載。東漢（25-220年）京官1055員、京吏14225員；唐貞觀六年（632）京官640多員；開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員、京吏35107員。500年間，唐比漢增加了2·46倍。100年間，開元比貞觀增加了4倍。
官員人數的增加，意味着祿米、職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祿米、俸料、職分田、公廨田。京官，祿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祿米減京官一等。京官祿米，以太倉之粟充之。京官祿米一年約五十餘萬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錢、食料、雜用、課錢四部分，分別指官員購買糧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補助、工作餐和個人生活補助、自備工作所需物品補助、護衛和庶僕代役使錢之補助。上述四項，後合併爲一種俸料供給。京官及外官，都有職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職事各職分田，自十二頃至二頃不等，並去京城百里內給。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京城百里外給。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頃至二頃不等。“自大曆（766）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毎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閒廐、五坊、南北衙、宿衛並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漢唐京官祿米取給太倉，是漕糧支出的大宗。漢官品級，以俸祿糧石數爲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間（780-783年），杜佑上奏：“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有力餘，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爲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得三百餘萬，比天寶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非可仍舊如”。官員數量的增加，而交納租賦者減少，是當時主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影響到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引起經國大臣的憂慮。
京師軍隊人數衆多。武德年間，禁軍約3萬人。開元二十六年（738）北門禁軍約3萬人。自開元至天寶，駐守京師的宿衛兵約10萬人，其中北門禁軍3萬，長從宿衛66000人。加上駐守同州、華州、歧州等，約12萬人。唐前期府兵自辦衣糧，而募兵則由國家供養。如按《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計，則10萬軍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萬石軍糧，而不包括馬料在內。天寶中，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其中三百萬折絹布入兩京庫，三百萬石回充米鬥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併入京倉，四百萬江淮回造米轉入京，充京官祿米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使軍糧及貯當州倉。長安的皇宮尚食、京官祿米及折色佔一千萬石，各地節度使軍糧約一千萬。建中二年，沈既濟上疏：“臣嘗計天下財賦，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呂祖謙說：“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常視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募）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矣”。漢唐長安漕運的增加，與祿米、軍糧有直接關係。
京師士人太多。讀書人口增加，是使京師糧食消費增加、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對唐乃至對中國後期皇朝影響甚巨。在影響京師長安糧食供應問題上，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隋廢除九品中正制，舉行科舉考試，讀書人要到京師參加科舉考試。第二，隋官員任命考覈權歸吏部，所有官員都要到京師等待詮選。這兩種人聚集到京師，影響到京師的糧食供應和物價平穩。當時官員曾論及於此。開元三年（715）張九齡上疏說，“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開元十七年（729）國子祭酒楊說，“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約玄宗開元后期，洋州刺史趙匡上奏論科舉弊端，第九條“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這些人消耗了長安來之不易的江淮漕運米。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奏論科舉弊端，提出“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爲士人太多”的觀點，他說：“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奉四方遊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爲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他主張，如果一萬人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則“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減少浮食人口，可以穩定京師物價。洋州是天寶之亂後江淮漕運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的必經之地，洋州刺史趙匡親歷督漕艱難；禮部官員職掌貢舉之政令，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親見京師貢舉人數之多，親歷職事之繁。因此他們關於唐德宗時代京師物價昂貴、漕糧運輸艱難、糧食消費繁重的認識，反映了實際情況。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舉弊端產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縣數量增多，選官途徑增多，選官權悉歸吏部。秦代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唐朝則有三百五十郡。郡縣增加，必然增加官員數量。“秦法，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天下推薦，天下才過百數；……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名目衆多，……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自隋文帝開始，“內外一命，悉歸吏部，……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到京師參加詮選官員的數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議“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
京師佛道人口增多。唐長安佛寺衆多，韋述在開元年間統計，長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計91所。徐鬆《唐兩京城坊考》記載長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計109所。長安附近及秦嶺山上還有許多佛寺，估計天寶時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計，則長安及其地區的僧尼26000-30000人。長安城內共有道觀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觀50人計，則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寺院道觀佔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但寺院道觀佔地，會減少關中納糧地畝。杜佑指出關中糧食消費增多，是由於“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未業日滋”等社會因素。
總之，盛唐時，長安人口約70萬，其中依賴國家供給糧食的人口約32萬，包括皇室及服務人員15萬、京官和京吏37727，禁軍和附近駐軍12萬，到京師參加選官和科舉者最高1萬等四種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計，長安依賴國家供給的30餘萬人口，約需糧食580萬石左右。
關中鄭白渠下農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萬石左右的糧食？土地，作爲自然環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動植物和氣候等；作爲生產要素，指耕地。關中生產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產更多糧食。生產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積的減少和勞動力人口的不足；人口減少，指關中向國家納糧的農業勞動力（課戶課口）的減少。在勞動人口素質、生產工具和技術水平不變時，耕地數量和勞動力數量投入的增加，是生產發展的關鍵因素。耕地和納糧戶口，纔是統一皇朝發展的地理和物質基礎。與消費人口的增加相反，關中土地生產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減少，農業勞動力分散。
首先，耕地總量變動不多，但是關中爲國家納糧的土地面積減少。當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變法時，關中地多人少，三晉人多地少，關中是吸引三晉的寬鄉。到北朝和隋唐時，一千年間，關中人地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地廣人稀，變成地少人衆；由“寬鄉”變成“狹鄉”。寬鄉指土地充足農戶受田多，狹鄉指土地不足農戶受田少。爲什麼關中水利田面積會減少？大致有四種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數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積和農戶減少。分封，就是允許王侯之家直接佔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戶，自收租稅。這必然減少國家的納糧戶和租稅收入。漢初王侯百餘人，王侯佔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王侯土地多在東南。朝廷只有三河、東郡、穎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還在其中。因此，漢初每年從關東漕運以供給京師不過數十萬石，原因是京師官員數量少、朝廷領有郡縣少。漢武帝削弱諸侯王，名山陂海盡歸朝廷，漢郡八九十；諸侯國大者不過十餘城，小者不過數十里。漢武帝、宣帝時每年漕運東南四百至六百萬石糧食到京師。“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唐封爵九等，雖無其土，加實封者受國家租庸。自武徳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封家食邑，遍據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龍（704-710）時，“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於是韋嗣立上書論封戶之費：“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戸部雲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太府，毎歲庸絹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自至徳二年（757）至大曆三年（768），食實封者二百十五家，則大曆時比唐初，一百五十年間增加了七八倍。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自至德元年至大曆三年，封異姓爲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十來年，封家增加了二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納租糧的農戶增加，而國家的納糧戶減少，賦稅收入減少。因此，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議，禁止封家自徵租稅，一切附租庸輸送。韋嗣立建議納糧戶交納租庸後，“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直到開元時才規定，“凡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準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爲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勅：‘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爲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封邑遍及全國，但關中封邑數量無疑會佔很多，直接佔有了國家的租庸調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職分田、公廨田、賜田，多在京城百里內外，減少了關中納糧土地和農戶，從而減少了關中的土地生產能力和國家收入。隋朝開皇初（589年），蘇威認爲京師“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但王誼說，“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贍。關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開皇十二年，“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鹹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毎丁才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關中成爲著名的狹鄉，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3）佛道寺院佔地甚多。狄仁傑說：“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4）長安皇宮、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業建設的增加。以上諸多因素，都使關中耕地減少。
其次，權勢之家佔有耕地，勢必佔有水利資源，關中鄭白渠灌溉面積減少。唐朝重視水利事業，盛唐時關內道水利工程9項，次於河北道和河南道。關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漢魏之舊，但是工程數量、新闢水源和營建技術上都超過了前代。同州自龍門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黃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擴展。但是鄭白渠的灌溉面積減少了。秦漢時鄭白渠灌溉面積達4萬餘頃。唐朝權勢之家多在涇河渠道兩岸設置水磨牟利，使水量減少，灌溉面積減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說：“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僧大賈競造碾磑，止溉一萬許頃”。在高宗、玄宗、代宗、憲宗時代，王公權要之家以水碾阻斷水流妨礙民田的情況，非常嚴重，京兆府的官員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復如舊。“至大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餘頃”。自大曆到寶曆（826）六十年間，上游涇陽縣權勢之家阻斷水流，影響了下游高陵縣灌溉。要之，圍繞鄭白渠水利所進行的水磨和灌溉之爭，實際是豪強爭奪國家的利益，鄭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縮減了。
再次，勞動力投入不足，關中社會總人口中，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師各種消費性人口增長，而爲國家納稅的農業生產力人口減少了，中唐以後情況尤甚。不少官員都指出，佛道人數增多，減少勞動力人口，從而減少了國家稅收。狄仁傑說：“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李嶠說：“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人，其中高戶多丁，……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徵行租賦，何以補之？”姚崇說：“自神龍以來，公主及外戚皆奏請度人。……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楊炎說：“凡富人多丁者，率爲官爲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佔有土地、蔭附避役農民，而爲國家納稅的勞動人口大大減少了。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指出，近代以來，入仕之門太多，貴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益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九品之家，不納賦稅，子弟又得蔭補恩獎，坐食百姓。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祿利之資太厚。儘管缺少數量統計，但爲國家納糧農業勞動力減少，而仰食於太倉者增多，確是唐人比較普遍的看法。
漢唐時關中不足以供長安。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陽“就食”。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等，時常到東都洛陽“就食”。武則天前後居洛陽30年210天。關中糧食不足，洛陽漕運便利，當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陳子昂上奏：“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謹，人被荐饑。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他反對從東都運送唐高宗靈柩回長安，其理由是三輔遭遇旱災，長安無法供應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國家帝業本在京師，……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關中地狹、糧食不足，成爲朝廷最大的憂慮。
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關中而滅六國、唐以天下財賦供京師而國勢不強的原因，在於關中水田和農業勞動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爲海內之雄地”。“按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伕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矣。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其後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未業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爲農，十人習戰，其餘皆務他業。以古準今，損益可知。又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關中沃衍，實在於斯。盛唐永徽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二百餘頃。比於漢代，減三萬八九千頃。每畝所減石餘，即僅較四五百萬石矣。地利損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強，其可得乎！……誠能復兩渠之饒，究浮食之弊，恤農夫，誘其歸，趣撫戰士，勵其勳伐，酌晁錯之策，擇險要之地，繕完城壘，用我所長，漸開屯田，更蓄財力，將冀收復河隴，豈唯自守而已哉！”杜佑從農業勞動人數和水利角度，來評論秦漢關中的富裕和唐中期關中的衰敗。秦漢，關中農業勞動力佔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農田灌面積近五萬頃；而唐朝，關中農業人口才十分之一，而灌溉面積不足萬頃。如能恢復關中農業發展，就仍可建都關中。但杜佑也意識到關中經濟地位的下降。稍後，韓愈《原道》說：“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代農、工、賈都是生產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費者；唐代從事生產的仍是農、工、賈，消費者則包括士、僧、道，即“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產者少消耗者衆是財富貧乏、人民流離失所的根本原因。韓愈的說法，反映了人們對糧食生產與消費比例失衡問題的普遍憂慮。
開元、天寶時，當時天下賦稅收入尚能滿足長安所需的580萬石糧食。天寶中，度支歲計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其中一千萬石入兩京庫、京倉，充尚食、京官糧料，五百萬留當爲外官祿米，一千萬石供諸道節度使軍糧及貯當州倉。德宗時“每歲天下共斂……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二百餘萬石供京師，比開元天寶時減少一千萬石。需求依舊，而賦稅收入減少，六宮尚不能及時供應，京官祿米俸料不能全給。自至德後（756年）不給京官祿米。“自大曆（766年）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毎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閒廐、五坊、南北衙、宿衛並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德宗興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內官料俸，準元數支給。自幸奉天后，運路阻絕，百官俸料，或至闕絕，至是全給。”昭宗乾寧初，有官員建議“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遭到宰相的反對而作罷。
長安太倉所需的580萬石糧食中，關中能生產多少糧食？關中能交納多少糧食？史書關於鄭國渠的灌溉效益的記載，是有問題。唐大曆初，鄭白渠灌溉6200餘頃，以畝產4石計，則僅收248萬餘石；旱田3000餘頃，以畝產1—2石計，約收30—60餘萬石。水旱田合計約收穫300餘萬石。唐前期課戶課口交納租米，建中以後按丁產戶等交納兩稅。關中農戶能交入京倉的稅糧，大約最多二百萬石。開元二十二年後裴耀卿爲轉運使，三年運700萬石。二十五年，年成豐收，朝廷在關中收購數百萬石餘糧，下詔停止當年關東漕糧運輸。天寶中每年漕運二百五十萬石，而德宗時“令江淮歲運米二百萬石”。”要之，關中每年大約能提供二百多萬石，需要漕運關東二三百萬或四百萬石，才能滿足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需要。而這個數量正是漢武帝以後、唐德宗貞元以後，一般年份的漕運額。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鄭白渠並沒有“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以上分析了漢唐京師長安糧食供應並不完全依賴關中，而東南漕運亦佔半數以上的各種社會因素。這個問題，與自然因素有無關係？朱士光先生根據陝西省氣象局與氣象臺的統計，認爲，自公元前2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關中水旱有增多趨勢，並且與氣候變化相關。春秋、戰國、秦與西漢前期（公元前770—前122年），關中氣候溫暖、溼潤，年平均氣溫高於現代1-2℃，平均降水量多於現在。西漢後期至北朝（前121—581年），關中氣候寒冷乾旱。隋和唐前中期（581—805年）7、8世紀，關中氣候溫暖溼潤，年平均溫度高於現代1℃左右，年降水量高於現代。唐代後期即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至北宋（即貞元年間之後的9世紀—11世紀），氣候涼幹。
可以看出，長安的糧食供應與關中氣候變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正相關性，即西漢前期和唐前中期，關中比較溫暖溼潤。這些時期，長安的糧食供應，主要依賴關中。漢武帝以後，及唐德宗貞元以後，關中氣候以冷幹爲特徵。長安的糧食供應，則主要來自東南漕運。這個變化，除了前述的各種社會因素外，溫度和降水的變化，是造成關中糧食生產能力不足、依賴東南漕運的自然條件因素。溫度的降低，降水的減少，主要通過影響作物的生長期和土地的生產能力，來影響人類社會。而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各佔多少比例，則比較難於確定。
綜上，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班固引用民歌“衣食京師億萬之口”作爲信而有徵的史料，來證明鄭白渠是京師衣食之源，並不十分確切。漢唐長安糧食供應，關中大約只能提供二百萬石左右，要依賴東南漕運三四百萬石。而造成關中生產能力不足的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種：（1）長安純消費人口的增加，如皇室及服務人口、京官京吏、京師駐軍、參加選官和科舉考試人員、商業和佛道等多種人口的增加。（2）關中農業生產力的不足，如爲國家納糧的耕地減少、關中水利田面積減少（如食封之家的增加、京官職分田公廨田賜田多在京城百里內外、佛道寺院的佔有土地，以及建設佔地的增加等）、關中爲國家納糧的農戶減少等。（3）自然因素，則是前2世紀至6世紀（漢武帝以後至北周），9世紀—11世紀（唐德宗貞元至北宋前期），關中氣候向冷乾的轉變。所以，民歌所說鄭白渠“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的說法並不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