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用不了多久，所有的日本國民即在因戰而帶來的嚴酷現實跟前，緘默了。
首先，日本國民所面臨最現實的一種生活苦惱，便是各種生活日用品的日益短缺。
日本國內自１９３８年中日戰事全面升級之後，即實施了棉製品的限量供給制度，汽油要求全部運用於戰爭，民間用車代之以蝸牛般緩行的木炭汽車。
１９３９年，日本開始在國內嚴厲限制民間鋼鐵與金銀的使用，減少娛樂場所的營業時間，禁止燙髮，嚴禁婚慶時節的大操大辦。“浪費就是敵人”的標語在東京的街頭巷尾，處處可見。
１９４１年底的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本國內的國民經濟，由於得不到外來工業原料的支撐，更是步入了一種枯旱到冒煙的狀態。“報國公債”無盡無了的發行，火柴、糖、紙、肥皂等日常用品只能憑票少量供給，實施嚴格的糧食配給制。這個階段，日本城鄉間的多數餐館，因爲買不到大米，乾脆關門大吉。
最令日本軍國感到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它的軍工生產，也因爲原材料的不足，而出現了彈藥無法足量供給、武器質量急劇下降的一種嚴峻局面。因此，當時，得到了英美援華物資的蔣介石，站在重慶郊外黃山官邸的一塊坡地上，他眼望着天空中日漸稀疏的日本轟炸機，忍不住樂呵呵地跟近侍的官員打趣地說：“大家看到他現在用的是捷克機槍，就可以知道他國內鋼鐵的缺乏，許多武器都無法自制。這就是在武器方面，他已經被我們逐漸的消耗掉了。”
“其它如飛機、汽油以及各種武器物資等已經一天一天的消耗。即如他現在空軍轟炸，每投一個炸彈，就無異於消耗了他自己一分的生命一樣，決不能再和從前那樣隨便亂投了。他現在真是到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一片鋼鐵一片肉’的時候了”
在這樣一種窘迫的形勢下，日本本土已經根本無力提供其在中國戰區作戰部隊的物資給養。於是，裕仁天皇與其參謀部，便着手在中國實施一系列“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新對策。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８日的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一個《對華經濟緊急對策》。其方針爲：“隨着三國同盟的簽訂，我方物資動員計劃規定的對華供應額急劇減少。鑑於這一形勢，中國經濟措施應在我方指導下，不拘泥於歷來措施，迅速加強中國各方面經濟力量的綜合運用，促進當地必要物資的調撥及獲得帝國所需物資的進口。與此同時，要合理地降低我方在中國的消耗。以此，期待帝國的國防力量特別是綜合戰鬥力的迅速提高。”
其要領有：“第一，在致力於積極縮減我方在中國消耗的同時，要達到徹底回收當地物資。第二，當地產業的開發、增產主要嚴格限制於戰時，也應確實保證的地區所貯藏的國防資源（鐵礦、煤、鹽、螢石、雲母、石棉及特定資源），迅速從可能利用的經濟開發做起。同時，在所需要的限度內，儘快加強港灣設備及運輸能力；同時，關於這些資源的開發，應在日滿華通盤計劃，根據各自開發效率，決定開發的順序，以此促進開發。”等八條。
日本人企圖“以戰養戰”，瘋狂掠奪中國的物資。
由裕仁天皇親自召集的御前會議，再次重申其經濟政策：“目前對華經濟政策，以增加獲得完成戰爭所必需的物資爲主，並重點開發與取得在佔領區內的緊要物資以及積極獲取敵方物資。”等等。
上述各項的對華策略，功利性均十分明顯。說穿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搜刮中國被佔領區的民脂民膏，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日本侵略軍的需要。
可是，要想從中國的廣大城鎮中，把日本人急需的各種物資徵收上來，日軍這時卻面臨着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武裝人員的不足。
當時，中國的七大都市：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雖然俱已淪陷於日軍的鐵蹄踐踏之下。但以區區８０萬侵華日軍（這個數目不包括日本駐紮在東三省的日本關東軍）的能力，真正令他們稍具安全感的地方，至多不過是這若干的大都市，以及聯繫於其間的交通網而已。周圍廣袤的鄉鎮均在中共武裝、或是國民黨忠義救國遊擊軍的掌控之中。
日本陸軍起先以８０萬的兵力守住這些“點”與“線”，已是大感吃力。
可是，太平洋戰火燃起之後，日軍與英美在南太平洋諸島的戰事愈演愈烈。
裕仁天皇只好命令從駐華日軍中，向南太平洋諸島分兵。
當年，日本大本營爲了保證太平洋戰爭的順利，曾經將其戰鬥部隊佈置成四大戰略方陣：一個是中國東三省的“關東軍”７３萬人，其戰鬥力曾爲各軍之首。一個是爲太平洋戰事設立的“南方軍”４０萬人，精銳程度略低於關東軍。一個是中國關內的“中國派遣軍”８０餘萬人，打硬仗的信譽度排在第三。最後一個是３８萬的日本本土的“國內軍”，這個方陣大約不過是一個預備隊，所以排在最後。
但是，日本蓄謀太平洋戰役的是年，駐紮於關內的“中國派遣軍”戰鬥部隊即銳減至５５萬人。１９４２年，再減至４５萬人日本人不斷地把精銳部隊投入到太平洋戰場。這樣，駐紮於滬寧一線的日軍想要獨自完成從中國廣大的鄉鎮中徵糧徵物的任務，就幾近於一種奢侈的夢想了。
於是，汪精衛便打出爲日本人“開發並獲取國防資源”、“安定佔領地區民心”的旗號，向日本駐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以及“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少將，兜售起了他的“清鄉運動”。
影佐禎昭，日本廣島人。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１９２８年後被派遣至中國，從事於一種高級的間諜工作。對於中國當年的政治以及周旋於其中的政治人物有相當的瞭解。
因此，影佐禎昭與當年一批狂熱到頭腦發昏的軍國主義日本軍官相比，似乎顯得文靜了許多。至少，他是一個喜歡用大腦思考的日本軍人。只不過在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狂潮下，許多原本可以生活得廓然豁然的日本年青人，也被白白地被日本軍國主義這一頭戰爭怪獸所犧牲掉了。
影佐禎昭自１９４０年３月擔任“梅機關”的最高長官以來，與汪精衛的合作尚屬愉快。
汪精衛計劃中的這個“清鄉運動”，私心中似乎還想趁此提高一番自己在和平軍中的威信，甚至於重組一支忠於汪氏的有戰鬥力的武裝力量。影佐禎昭覺得汪氏當時的想法，與日本人兩頭無暇兼顧的一種政治軍事現狀，頗有互相補益之處。所以，影佐禎昭便不在畑俊六大將的跟前，點破汪精衛的那一層想法。
負責“清鄉運動”的宣傳造勢１９４１年７月，汪僞政權成立了一個行政級別很高的清鄉委員會。汪精衛自任委員長，周佛海、陳公博爲副委員長，委員有陳羣、梅思平、鮑文樾、楊揆一、任援道、趙正平、李聖五、林柏生、丁默邨、趙毓鬆、羅君強、岑德廣、陳春圃、高冠吾等十餘人，俱是汪僞政權中一時位高權重的人物。由此，也表示了汪精衛的志在必得了。
不過，上面一些的人物，大抵是在報刊上擺擺樣子，虛應一個卯名的。
具體的事務，汪精衛全部交給了李士羣去鋪陳。
李士羣任清鄉委員會秘書長兼駐蘇辦事處主任，他給汪曼雲弄了一個駐蘇辦事處副主任的頭銜，兩人便走馬上任了。
按照汪精衛提出的口號，“清鄉運動”必須是“軍政並進，剿撫兼施”、“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不管口號如何的冠冕堂皇，汪精衛要培養自己的嫡系軍力，軍事始終是一個重頭戲。
可是，李士羣帶領的７６號那一班的太歲，爬爬院牆、衝着人家的臥室打打黑槍是內行。汪曼雲也只是一塊行政文職的材料。講到戰場上正兒八經的佈陣衝鋒，二人還真沒有那方面的經驗。於是，李士羣推薦說：“讓唐生明過來管軍事吧，那小子跟我合得來脾性。”
汪精衛對於唐生明的印象本來就是清明爽朗的，自然無不同意見。
如此，清鄉的骨幹力量，在南京馬臺街２２號坐下來商量具體的操作事宜時，就包括了李士羣、汪曼雲、陳光中、餘百魯、唐生明、唐惠民、馬嘯天、戴英夫、黃爾康、包志超以及“梅機關”的晴氣慶胤、日本憲兵隊的中島、大西等人。就唐生明在其中主管軍事的部分來說，可謂是“清鄉運動”重要的一方面。
對於唐生明的鑽入“清鄉運動”，重慶政府聽說那是汪僞政權今後數年工作開展的重頭戲，戴笠當然是求之不得的。
戴笠到蔣介石那裡去彙報，蔣介石正手捧一本宋美齡手籤本的《聖經》坐在客廳中，意態蕭閒地揣摩。
蔣介石聽了戴笠的彙報，高興地誇了唐生明一句：“季澧還是肯動腦筋的，知道爲校長分憂。”
汪精衛視察清鄉地區發表講話中國一向流傳着這樣兩句老話，叫做：“天上天堂，地下蘇杭。”“蘇湖熟，天下足。”
日本人也聽過這兩句自南宋時期即流傳開來的諺語。因此，日本想盡快儘早地把長江三角洲豐饒的糧食、布匹等緊缺物資收上來。
於是，善於揣測主子意圖的李士羣便把清鄉運動的試驗區，選擇在了長江下游的滬寧杭三角地區
可是，坐正了奴才的汪精衛，偏偏心中仍有那麼多的理想。
汪精衛這一生，就是暗暗地跟蔣介石較勁的一生。
蔣介石最初在國統區，搞過一個“新生活運動”。汪精衛也必須把蘇州試驗區，建設成爲“模範和平區”。
汪精衛把粗略的打算，跟李士羣、汪曼雲、陳光中、唐生明等幾個骨幹談了一下。
數人退下後，便到晃盪着薔薇顏色的秦淮河畔喝花酒去了。
李、汪、陳、唐四人要了一條大的花船。
淪陷時期，秦淮河畔燈光慘淡、人跡寂寂那船的艙口頗寬敞，二三十人擁坐一處，仍可有迴旋的餘地。裡面擺設的字畫、紅木傢俱，大抵是明清的風格，桌上嵌着沁涼若水的大理石面。窗格亦精緻地雕鏤起古代蟲鳥仕女的圖案，坐下令人頓生一種柔膩的綺思。
這時候，正是抗戰的嚴酷時期。淪陷區的百業，呈現了一種蒼涼的凋零。
所以，秦淮河面的氣氛，也透出一份冷寂。其時，除了李士羣數人包坐的一隻花船，另外還有數只出來覓食的畫舫。這就顯出秦淮河畔的燈光慘淡、人跡寂寂了。
不過，不管秦淮河面的風月如何的蕭瑟，李士羣等人是風月場上的老手，他們總有辦法招來一些年輕的女子。後來，散發着***香、白蘭花香、籠紗衣裳薰香的數位歡場女子，鶯鶯燕燕地走入畫舫時，這微波盪漾的秦淮河，便流動了一絲甜的暗香
李士羣喝酒到了酣暢色動的一種程度，忽然睜開迷離的色眼問唐生明：“哎，季澧，汪主席講的‘模範和平區’到底該怎麼做，我們可沒有經驗。”
唐生明一邊挾菜喝酒，一邊嘻嘻哈哈地回答：“也算不上什麼新鮮玩藝兒，如果要說蔣老頭子弄的那一套‘新生活運動’，也就跟從前的保甲制度八九不離十”
講到戰時的保甲制度，唐生明在常德做常桃警備司令時，沈醉那小子曾經協助他做過。所以，對於那一套程序，唐生明有印象。
後來，汪曼雲弄來一份蔣介石在江西剿共時的保甲連鎖防禦方案，便不以爲然地跟大家說：“其實那玩意兒也沒有什麼值得神秘的地方，那玩意兒的第一步是建立戶口，覈查人口。以十戶爲一甲，十甲爲一保。甲長、保長都要選那些看上去順眉順眼的，不要目露兇光的。在這個基礎上再建個保區，配置一個扛槍的民團。每個敏感的地區都要設立封鎖線或檢查站。居民頒發良民證，居民外出一律要到當地的保安部門辦理通行許可證。另外每一戶人家的正門，都得有一個牌子說明人口情況。外面來了走親串友的人口需要留宿的，也得到保甲長的跟前招呼一聲。
情報王——潘漢年的主要助手李士羣與汪曼雲、陳光中、唐生明一起，整理了一份行動方案出來。
後來，晴氣慶胤、中島、大西等幾個日本人，還參照了華北日僞軍在八路軍根據地拉鋸掃蕩的辦法，在蘇州試驗區的清鄉作戰中，補充了一個封鎖梳篦的辦法。把蘇州的豐饒鄉村劃成一個個的大方格，分開來一個個地仔細清理。每清理完成一段，驗收合格的，便築起一道道的籬笆隔離帶，建立起配置有完備火力的高堡相互響應監視。對於那些一時間鞭長莫及的新四軍、忠義救國軍出沒無常的遊擊地帶，晴氣慶胤建議：乾脆就設置一個縱深約二三十里地的“無人區”，把它們隔離開來。
日汪處心積慮策劃的這個“清鄉計劃”，後來，汪精衛又把它仔細地劃分成爲了“軍事清鄉”、“政治清鄉”、“經濟清鄉”、“思想清鄉”。至於要講到它的效果，也不能講沒有，但是，跟日汪高層起先預想中的效果，仍然是存在着相當大的距離。
這自然與執行“清鄉”的骨幹分子有關，因爲大家各自懷有自己的一份心思。首先，李士羣本人就是一個忠奸是非觀念相當模糊的亂世奸雄式人物。
他也看出了日本人的今非昔比，心裡面自然翻騰得厲害。李士羣后來的設想中是處處想樹立自己的羽翼。
其次便是分管軍事的唐生明，他的離心離德那就不用說了。
後來，李士羣倚重爲心腹干將的袁殊、胡均鶴等人，竟然是新四軍的情報大王潘漢年精心埋設好的釘子如此，即使是在“清鄉”制度執行最好的頭二年，汪日的清鄉軍事行動，也沒有真正地損傷到了中共新四軍以及重慶政府的忠義救國軍之筋骨。日汪大的軍事行動即將興起之時，國共雙方均有他們靈巧自如的情報系統把信息及時地傳了出來。只有小型的零散的地方抗日武裝損失在所難免。真正深受“清鄉運動”荼毒者，自然是圈定在“模範和平區”內的普通百姓了
這個時期，一般的老百姓也能看出，日汪政權的統治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了。日本人對於各種物資的掠奪，幾近於瘋狂。普通百姓要維持艱難的日子，十分擔心家常的物資會突然斷供。
於是，不管有錢無錢的人家，人人都儘可能地囤積手頭可以收集到的一切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