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雲低垂，天氣冷得讓陣地上的兄弟們渾身直打哆嗦。
小四子的上下牙齒直打架，真想站起來跑上一圈，可又不能。對面日本人的槍口正對着自己呢，只要一起身，“叭”的一下，自己的這條小命就算完了。
整整一天，肚子裡就進了一小塊餅子，這時候又冷又餓，小四子真想大哭一場。
可自己是名軍人，不能哭，要哭了，別說自己兄弟，還會讓對面的東洋人看不起。
“來，吃塊這個。”老德遞上了來塊硬邦邦的東西。
小四子以爲是老德偷偷摸摸藏起來的餅子，正在高興，可一接過來才發現不是。硬邦邦的，也看不出是什麼東西。
老德手裡也拿着這麼一塊東西，掰下一小塊來送到嘴裡，努力的嚥了下來，勉強笑道：
“吃吧，味道……．味道還算不錯……”
小四子也學着他的樣子掰下了塊放嘴裡，可才咀嚼了一下，當時就“呸呸”吐了出來：
“這什麼呀？”
“黃土，凍硬的黃土。”老德又艱難的吃下了塊。”這能吃嗎？得死人的啊。”小四子瞪大了眼睛說道。
“吃吧，吃吧。”老德嘆了口氣：“肚子裡不進東西，這大冷天的，就算不被東洋人打死，也得被餓死、凍死。”
小四子看了看手裡的黃土，可卻怎麼也沒有勇氣送到嘴裡……“報告長官，有對老夫妻要求見您。”
正忙着看地圖的高飛聽到這聲報告，頭部沒有擡：“見我做什麼？”
“他們是來找兒子的。”
“找兒子？”高飛終於擡起了頭，大爲不耐煩：“找兒子找到我這來做什麼？我到哪去找他們的兒子？”
茅秉才遲疑了下：“司令，還是見見吧。
那位老先生以前是位外交官……’
“哦？”這話才讓高飛有些注意，在那想了一會：“請。”
不一會，一對老夫妻走了進來，男的總有六、七十歲的樣子，看起來精神不錯，女的不過四十來歲，想來不是後娶的便是小妾。
“老先生貴姓大名？”高飛請這對老夫妻坐了下來，又吩咐讓人倒茶。
“老朽常言意，表字晉康。這位是內人常陸思鶥。”常言意彬彬有禮地道：“您想來就是名滿天下的一代抗戰名將高飛將軍了？”
“正是高飛。”高飛客氣地道：“不知老先生的兒子是否在我的部隊裡？”
“正是。”常言意接口說道：“說來慚愧，這位是我的我續絃，我那犬子，上面還有四個姐姐，他原是我老來得子，因此從小寵愛。抗戰爆發之後，我那犬子終日嚷嚷着要去參軍打東洋，可老朽因爲不捨得，屢屢阻撓，終至其離家出走。夫人思念孩子，日日以淚洗面。老朽無奈，正想派人打聽犬子下落，卻不想接到了犬子的一封信，說他已經加入了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九旅從軍，又讓我等不必掛念…．．邊上的常陸思鶥聽到這裡，眼淚已經忍不住流了下來：“將軍，想我那孩子，從小嬌生慣養，哪裡受得了這個苦？常家三代單傳，戰場上子彈又不長眼，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可還怎麼活啊。”
“失態，失態，如何在高將軍面前如此失態？”常言意大是不滿地道。
“無妨，無妨。”高飛沉吟了下：“原本既然二位來了，是該讓你們父子母子相見的，只是不巧，我新9旅正在執行一項任務，暫時無法將其調回。”
常言意嘆息一聲：“報國原是好的，只是我獨疼愛兒子，不想大局，心胸實在狹隘，請高將軍千萬不要在意。”
高飛一笑而道：“誰家父母沒有兒女？誰家兒女不受父母疼愛？誰家父母又願意把兒女送到戰場上去？這原本人之常情。不知道老先生的公子姓名？”
“常夢凱。”
“常夢凱？知道了，等到新9旅執行完任何後，我立刻讓其與兩位相見。”高飛唸了一遍這個名字，只覺名字有趣，忽然心中一動：
“常夢凱？莫非是爲了紀念何人？”
“正是，原是爲了紀念袁世凱袁大總統。”常言意一點也不隱瞞：“常言意早年得袁大總統賞識，命我充當駐德國大使館武官，後又調回國內，於外交部內任職。大總統仙去之後，常言意心灰意冷，帶着家謄回到四川老家，再不過問政治。又給小兒取夢凱之名，意爲我常家世世代代不敢忘卻大總統之恩，讓高將軍見笑了。”
高飛這才瞭解，微微點頭：“晉康先生是老外交官了，想來對外交細節瞭如指掌了。”
“瞭如指掌不敢說，但老朽正在撰寫一文，以圖希望將我所知道的北洋外交一一展現於後人。”說這話的時候，常言意頗有自得之意。
“哦？”高飛原本是這麼順口一問，但沒有想到卻問出這個一出：“未敢請教。’
常言意擼了一下鬍子：“世人說起我北洋時期外交，總離不開喪權辱國、一塌糊塗等字，簡直就是一部’國恥史’、‘賣國史7離不開‘誤國’、’無能’、‘賣國賊’、‘漢奸’、’妥協’、‘投降7等等等等，其實，何其荒謬！
外交上，如孫中山和袁世凱，人們已經形成了刻板的思維，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後者壞，是壞蛋賣國賊。大總統在外交方面的惡名，主要來自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總認爲他爲了稱帝，投日賣國，不惜接受’二十一條’。但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事實上，大總統並未接受‘二十一條’，在雙方交涉之初，大總統就疾言厲色地告訴日使，可讓者自可談判，不可讓者如第五條等，則絕不能讓。在其後歷時四個月的談判中，外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和駐日公使陸宗輿等，受盡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協情形的菖汝霖，也是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以四個月的抗爭，加上輿論的壓力，日本放棄了’二十一條’中最兇殘的要求，和中國簽訂了《中日新約》九條和關於山東問題的條約。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簽訂的新約做比較，就會發現其中的天壤之別。在日方的檔案中，這是一場失敗的交涉，日本外務大臣因此辭職。當然，新約也有對中國大不利的條約，但日本要滅亡中國的目的終究沒有達到。
相反，孫中山在護法運動失敗後，長期尋求軍閥對他的支持以失敗告終後，轉而向日本提出割讓滿洲，海南島，組織國民革命軍由日本軍官帶領，出讓全國的警察管轄權和稅務權，以換得日本派兵出戰，後來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內蒙也不要了。這些權益是袁大總統也不敢讓的，但孫某人卻做到了！”
高飛咳嗽了聲，讓茅秉才先出去，關好門：“晉康先生現在盡講無妨。
“常某哪怕因爲這些話而獲罪，也是要講出來的。“常言意似乎根本就不怕什麼：“我等所說自滿清被推翻之後中國之外交，無非大多集中於廣州、武漢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被視爲革命的對立面，外交上縱使有零星的優異表現，也因政治不正確而遭到忽視與扭曲。獨尊7革命’，在非常時期或有其必要，但數十年來成爲常態，窄化了我們視野，導致中國外交史，不注重外交常規之交涉談判，只注重宣揚。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高將軍，北洋是一個被醜化的時代和力量。中國要往上走，是可以從北洋時代得到啓發的。那時雖然軍閥混戰，但彼此之間還是有道義上的約束，不會趕盡殺絕；北洋內部派系林立，輪流執政，這對今天的政治是有借鑑意義的：北洋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社會氛圍自由寬鬆，沒有官方的意識形態，觀念上百花齊放，有學術自由，是知識分子和教育的黃金時代。
而在外交之上，通過對清末1日的外交機構的改造，破1日立新，完成了外交機構的現代化，使得一批專業化、技術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臺。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到國外接受專門教育，是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羣體。由於軍閥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黨派利益的牽制，能夠從現實的國家利益出發，比起其他部門更能獨立決策且具延續性。
但由於長期的革命外交灌輸，在列強檔案中形容爲狡猾、優秀、難纏的北洋外交官，在我們口口相傳之中卻成了‘買辦7、’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筆勾銷！”
常言意越說越是激動，在那略略喘息一會：
“外交的基礎是國家實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國主義外交高潮，弱肉強食被視爲天經地義，中國賴列強均勢，免於瓜分已屬萬幸；加以列強在華條約利益一致，中外實力差距太大。在這種情況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頹勢是不可能的，只能尋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喪失新的權利，或將已失權利加以嚴格限制。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相當不簡單，在內亂不斷的情況下，居然將清朝遺留下來的版圖，大致維持完整，是不可忽視的成就。
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交涉的失敗，是因爲當時日美之爭，美國以犧牲中國爲代價，對日本做的讓步。中國最終沒有在對德合約上簽字，第一次對列強說’不’，而且日本最終也沒有獲得山東的統治權。除此之外，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還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
中國簽署了對奧合約、對匈牙利合約、對保加利亞和約，第一次以戰勝國姿態出現於國際社會。顧維鈞代表中國還簽署了國際航空專約，使中國與其他國傢俱有同樣的領空權。加入國聯是中國加入形成中的國際社會的開端。
入選國聯行政院意味着中國具有處理世界問題的資格，王寵惠還威爲入選國際法院法官的第一個中國人。”
高飛聽着頻頻點頭，又繼續聽常言意說了下去：
“後來北洋政府雖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國承認的中央政府，在國際上代表中國。1919年以後，其‘修約’朝有約國、戰敗國及無約國三個方向發展。對有約國，在巴黎和會上要求捨棄勢力範圍等七項特權，雖大會未予受理，但已係中國首次明確表達對條約束縛的不滿；對戰敗國，要求廢除舊約重訂平等新約，得到允准。1921年5月簽訂的《中德協約》是第一個明文規範無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備款的平等新約，也得到了獨一無二的戰爭賠款；對無約國，1919年春北洋政府頒令，與無約國談判時堅持平等互惠不再給予特權，即使談判不成，也不願遷就。
12月，北京政府與玻利維亞訂約建交，開創完全平等互惠條約之先例。
1926年初，北洋政府決定改採‘到期修約’方針，陸續與條約期滿國家個別談判改約。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時要求《中比條約》期滿修約，由於比國不願接受中方條件，北京政府乃毅然於11月6日宣佈廢止《中比條約》，是爲中國外交史破天荒之壯舉。不久，比利時宣佈歸還天津租界，其後雙方達成新約。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佈廢止《中西條約》，由’到期修約’發展到‘到期修改、期滿作廢’。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條約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別交涉修約，但未有成果。
北洋政府在傾覆之前，與波蘭、希臘簽訂平等條約，是爲北洋修約的最後成績。”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高飛一邊沉吟着，一邊連聲說道。
“而我認爲這些皆可不管，但我北洋政府由西伯利亞護僑之壯舉，焉可埋沒於史冊之中？”常言意慷慨地說道。
“護僑？”高飛一怔。
“不錯，護僑。”常言意緩緩的把這段罕爲人知的歷史說了出來。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給中國帶來嶄新的主義之前，先帶來了一個嚴峻的現實挑戰：100多萬滯留在俄羅斯境內的華僑，面對混亂而血腥的俄羅斯內戰，其生命和財產都遭到空前威脅。
告急文電雪片般地從海參崴飛往北京：
同胞正在捱餓，一些華僑的日均糧食只有4兩……．同胞正被劫掠，無論“紅”“白”，只要是扛着槍的老毛子，都把華僑當做予取予奪的金庫……，同胞正被屠殺，俄羅斯相互對立的武裝派系，都強拉華僑的壯丁，套上一件髒兮兮的軍裝，這些只聽得懂“烏拉”的中國人，就被投入到了槍林彈雨之中。即使未被強拉壯丁的，也在一撥撥穿制服的強盜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
甚至連以“護僑”名義出兵俄羅斯的日本軍隊，也莫名其妙地對華人大開殺戒…，百萬華僑翹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此時，滯留在俄國境內的華僑，足有百萬之衆。他們之中，除了傳統的商人、手工藝人之外，還有數十萬派遣到“一戰”前線去的華工。
遠東地區不足1萬人的布爾什維克，並沒有足夠的號召力，更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在通過突然的軍事政變佔領了伊爾庫茨克、海參崴、伯利、海蘭泡等戰略要地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很快就被顛覆，布爾什維克依然只能在地下進行遊擊戰。
遠東地區陷入了拉鋸戰。
佔據優勢地位的是捍衛1日政權的白衛軍，但也在走馬燈般地替換着領袖和政權名稱，“西伯利亞臨時政府”、“西伯利亞自治臨時政府”、“全俄臨時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一片鼎沸。
此時，滯留在俄國境內的華僑，足有百萬之衆。他們之中，除了傳統的商人、手工藝人之外，還有數十萬派遣到一戰前線去的華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加入了協約國的陣營，派出了大量華工，其中不少由陸路經俄羅斯前往前線。俄國陷入內亂之後，這些華工陸續匯聚到伊爾庫茨克等地，處境悲慘。
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遠東之後，海參崴等地的局勢也開始不安，暴動的消息一日數驚。
當地華僑紛紛涌向中國駐海參崴總領館，“來館呼籲，接踵而至”。在俄國方面已經完全失去了對局勢控制的情況下，華僑團體如海參崴中華總商會、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伯力中華總商會、阿穆爾省華僑總會等，都緊急呼籲祖國派兵前來護僑。
海參崴中華總商會在給中國總領事館的急函中，請求“即派軍艦來崴保護，並遣陸戰精兵，發往離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屬之圖們江，及東寧縣、虎林縣、綏芬河四處預先駐紮，一旦有事，則相較之調遣方便。”
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在給大總統、國務總理和外交總長的急電中，呼籲“若不從速進兵保護，不念華僑受其塗炭，即中國權利亦將損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華總商會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
“交通斷絕，險象環生，僑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鑑原，迅賜設法派兵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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