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至1973年，弗洛伊德關於同性戀不是疾病的觀點才終於被多數精神病醫生所接受，其標誌是，美國精神病協會在1973年以壓倒多數票將同性戀者從精神病患者的隊伍分離了出去。在此之前，同性戀一直被列在《美國精神病診療手冊》上。這一事件極大地影響了一般公衆對同性戀的看法。關於同性戀是否爲疾病這一問題，目前不少國家釆取了一個既不認定是病也不認定非病的折衷方案，即對那些自我認定有病的同性戀者就認定爲有病，對那些不認爲自己有什麼不適者則被認定爲無病。
在人們對待同性戀態度的變遷史中有過重大影響的第三個人是金賽。他的理論特色在於從統計學角度爲人們提供了一個看待同性戀現象的新視角。爲了使人們對同性戀現象有一個客觀的瞭解，金賽創造了性關係連續體的理論。他認爲，世界上的事情並不是非黑即白的，現實社會在一切方面都呈現爲連續體。他的理論將絕對異性性行爲者到絕對同性性行爲者的中間過渡狀態，概括爲七個等級：
0級：絕對異性性行爲；
1級：偶有一兩次同性性行爲，而且絕沒有異性性行爲中那樣的感受和心理反應；
2級：同性性行爲稍多些，也能不甚明確地感受到其中的刺激；
3級：在和心理反應上兩種行爲基本相等，一般兩者都能接受和享用，無明顯偏愛；
4級：在和心理反應上，同性性行爲多於異性性行爲，但仍有相當多的後者，還能模糊地感受到後者的刺激；
5級：只是偶然地有異性性行爲及其感受；
6級：絕對同性性行爲。
金賽的性傾向連續體有助於人們改變同性戀異性戀二者非黑即白的傳統觀念，用間色的思想使人們注意到兩級間的各種過渡狀態。
在金賽之後，又有社會學者斯多姆斯創造出一種與金賽的單向度同性戀異性戀系譜不同的雙向度分類方法：金賽在談到同性戀現象時指出：“如果沒有社會的禁忌和個人的內心衝突，同性性行爲本來會比異性性行爲多得多。”他提請人們注意：“如果執行法律的官員能夠像大多數人預料的那樣具有效率，那至少有85%的男性青年人口可以判爲性罪犯。”他還指出：“把同性性行爲說成精神病或人格變形的觀點，也已被我們上述發生率和實施頻率所推翻。……事實上，越來越多的最有水平的心理醫生已經不再試圖改造病人的行爲，而是致力於幫助他自我接受，並且引導他認識到自己並不必然與社會公開對抗。……當然，同性性行爲考中也有一些人有神經症狀，但往往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而不是跟社會……恐怕不是因爲他們有神經病纔去從事同性性活動，而是由於他們有了同性性行爲並遭到社會反對，才產生了神經症。”在金賽看來，神經症狀並非同性戀之因，而是同性戀之果。過去人們一向信以爲真的“同性戀是疾病”的說法，不過是一個因果倒置的說法。
金賽對同性戀的觀點的重大意義在於，他徹底否定了對性活動作道德判斷的做法，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思路，任何在生物學上可能的事物其本身並不是內在有害的，因而不能認爲是“違反人類天性”的。雖然這一觀點一直遭人非議，但它卻構成了金賽對一種激進的性價值觀所做的重要貢獻。由於這一立場十分重大，我們用以下篇幅引述金賽論點的精華，以便人們對他的論點有更多的瞭解。
首先，他從統計的角度提出問題：“審理因同性性行爲而被捕的人時，法官應該牢記：這個城市全體男性中近40%的人，在其一生的某些時候也應該按同樣罪名被逮捕，而且這個城市所有單身男性中20%到30%的人也都應該在同一年中按同罪被逮捕。”當然，40%這個比例是此生有過同性性行爲的人的比例，而並非絕對的終生的同性戀者在人羣中所佔的比例。
其次，他從道德角度爲同性戀作了辯護：“如果考慮到我們的數據得自於各個社會階層、各個職業和各種年齡，那麼那些努力強化性法律的警察和法官，那些大聲疾呼強化法律（尤其是反‘性變態’法律）的教士、商人和其他羣體，實際上同性性行爲的發生率和實施頻率並不比他們那個階層中的其他人低。……有人會認爲，不管同性性行爲在總人口中的發生率和實施頻率有多高，它本身的不道德實質就必然招來社會的鎮壓。有人則乾脆主張：篩選審查所有的人，對任何有同性性行爲傾向的人都加以治療或隔離，這種行爲就會被徹底消滅乾淨……我們的數據表明，如果照此辦理，至少要隔離1∕3的男性。”
最後，在指出了這種做法在統計和道德方面的荒謬之後，金賽又預言了同性戀作爲人類性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性質，並提出它是人類的能力的表現這一驚世駭俗之見：“即使真的實現這一計劃，真的把所有有過同性性行爲的人從今日社會中消滅乾淨，人們也沒有絲毫理由相信它的發生率會在下一代人中有任何實質性的降低。從歷史之初起，同性戀性行爲就一直是人類性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主要是因爲：它是人類擁有多種能力的一種表現，而這樣的多種能力正是人類的安身立命之本。”考慮到40年代末美國社會籠罩着嚴峻道德氣氛，金賽闡述自己關於同性戀的觀點的勇氣實在令人欽佩，難怪他的著作能夠振聾發聵，使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爲之一變。
在對待同性戀態度上影響最大的第四位人物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在同性戀問題上的觀點，是他整個思想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基調在於批判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蔑視愛慾和摧殘人性，揭示出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喪失了完整的美感和愛慾這一事實。
馬爾庫塞的主要論點是主張使整個身體而不僅僅是**成爲性感的主體和目標，所以他不但不反對同性戀，而且指出：同性戀是討厭服從生殖秩序而發出的抗議，是對保障生殖秩序的制度提出的抗議。所謂“生殖秩序”是指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爲正規的性關係應當僅以生殖爲目的，否則就是越軌行爲。避孕的、不能生育的異性方式和同性都是不道德的。按照這種邏輯，那些不知道與生殖之間的聯繫的人（例如一些原始部落民族）的性行爲就是越軌行爲，而那些以爲同性可以受孕的性行爲卻不屬於越軌行爲了。這可真夠荒謬的。
在馬爾庫塞看來，“性反常”本身無視生殖秩序的壓抑的要求，堅持以快樂爲性的目的。性反常者是與現實原則對立的快樂原則的擁護者，因爲性反常行爲表現爲某種不受時間、空間和對象選擇限制的性活動，表現爲不受性器官限制的多形態的性活動。他們對當代文明必然造成的部分喪失性特徵的個人構成了威脅。馬爾庫塞對所謂“性反常行爲”加以認可，認爲這種行爲的基礎是受到壓抑的人類潛能與自發性的釋放。他認爲，同性戀現象中包含着革命的潛力，是對生殖秩序的反叛，是一個“偉大的拒絕”；與此同時，同性戀行爲指明瞭某種更充分的愛慾意義，代表了的可能性的充分實現，“古典傳統認爲俄耳浦斯與同性戀的產生有關。他與那喀索斯一樣，拒絕了正常的愛慾，這不是爲了某種禁慾的理想，而是爲了某種更完整的愛慾。他與那喀索斯一樣，抗拒生育的壓抑性秩序。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愛慾的目的是要否定這種秩序，即要實行偉大的拒絕。”
儘管上述幾位思想家對人們改變對同性戀的錯誤觀念方面全都擁有重大影響，但是，在同性戀問題上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恐怕非福柯莫屬。他的思想和著作不僅更新了人們對同性戀的看法，而且在人類思想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福柯對性到話語的轉變”做了大量論述，認爲它的主旨“就是要把經不起繁殖經濟檢驗的性形式從現實中驅逐出去，不允許非繁殖活動的性的存在，排斥不鄭重的快感，削減或排除不以繁衍爲目的的性行爲。”同性戀傾向正是被排斥的非生殖性性行爲中首當其衝的一項。
福柯對西方的性發展史做了深刻的研究，認爲西方社會目前對同性戀的拒斥態度並非古而有之，也非一以貫之，而是近100多年才變得很嚴重。當今社會的同性戀概念和“變態”概念只有100多年的歷史。同性戀作爲一個名詞被創造出來晚到19世紀下半葉——直到1869年，德語中的同性戀這一術語纔在這個意義上被創造出來。由於科學特別是職業神經病學的發展，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同性戀行爲被病理化，那些有此類活動的人成爲越軌者、墮落者、“倒錯者”，換言之，直到此時，他們才被稱爲“同性戀者”。
福柯在《性史》一書中花費了最大量篇幅加以論述而且其觀點最爲新穎和引人注目的，是對希臘人的性觀念與現代西方性觀念之間巨大差異的發現和闡述。他指出，在希臘社會中的同性戀概念與現代迥然不同。希臘人並沒有把對同性的愛與對異性的愛視爲對立的事物，視爲兩種互相排斥的選擇、兩種根本不同的行爲類型。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那種使節慾的、有自制力的人與耽於快感享用的人加以區別的東西，比起那使衆多最令人嚮往的快感的種類各不相同的東西，要重要得多。換言之，在古希臘人那裡，節慾與縱慾的區別比起.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區別要重要得多。這一點同東方傳統有很大相似之處，但同西方現代性觀念卻十分不同。
第五部分同性戀研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