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畢業論文還沒有完成，突然一天教改科的犯人來找我，說，王義科長讓我去一趟。
我直接奔教改科的小報編輯室走，焦熙臨是小報編輯，我坐下後，問老焦“王科長找我什麼事兒？”
老焦說：“王科長早晨來問我，打聽你現在還當不當中隊積委組長了？我說不當了，王科長說，正好，他們中隊不用，咱們把宋振嶺借過來，籌備節目，參加省局匯演！”
我點點頭。
老焦說：“過來吧老弟，散散心，操心的話咱們不幹也好，每年一系列的監獄活動還不夠你忙乎的嗎？”
說着話，王科長進屋了，他坐下後對我說：“我和你們監區打個招呼，明天你就過來，和老焦準備節目，參加省局匯演。”
我說：“行，但王科長，我現在正讀《市場營銷》函授，現在是寫畢業論文階段，我晚幾天過來。”
王義科長說：“行，你下個星期一、二過來也行，過來你就直接找老焦，具體什麼詩朗誦、小品、快板書之類的，你倆琢磨着整。”
我說：“行，您和監區打招呼吧。”
我熬了幾個通宵，論文終於完成了，進行了兩次整理後，通過科教育幹事給學校交了出去。
這段時間，有兩次是胡副教導員值班，他把我叫到辦公室，找我談話，通過兩次接觸，古副教導員的語氣特別的溫和，無非是一些關心改造方面的事情，有時也談一談分監區的犯人改造。我也談了很多關於管理方面的想法。
古副教導員的用意我覺得想通過接觸和交流化解這段不愉快的事情。其實，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兩個人開始因某種原因弄的很僵持，但能通過交手或碰撞後，反而兩個人會越接觸越融洽。我可以感覺到，這件事兒我公開跳出來對抗了他，當時他很氣憤，但事過之後，他的心理對我會產生一種新的認識。如果當初我委曲求全，讓他打幾下子，雖然這件事過去了，也不影響我的減刑，但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我繼續擔任積委組長的話，麻煩會接二連三地降臨到我的頭上，所以，我不能說自己的性格怎樣？我這麼做，也不一定是件壞事兒。最起碼，從現在的狀況看，無論我是否繼續擔任積委組長，但古副教導員不會找我的麻煩，或者說，以後在他手下改造會順利很多。
我被監獄抽上來後，組織了一場，“慶七一歌誦比賽，”隨後，又爲全獄犯人在廣場上演出了一場文藝節目。每次參加省局匯演前，都會演出若干場，目的也是爲了練兵，節目也是越演越熟練。小品《難捨真情》、新疆舞蹈《大板城的姑娘》和天津快板等受到了全獄服刑犯人的好評。表演現場一片火爆。這功勞應歸功於老焦。他主筆完成全部作品創作任務，而我僅負責排練和指導。這次有老焦的介入，可以說在語言類節目上有了很大的變化。
從“七一”歌誦比賽到“七一”文藝演出，在主持上，都安排了歌手陳濤和我一起主持，我的想法是今年參加完省局匯演，我就退下來了，一張面孔，維護了十餘年，也算可以了，再者刑期也短了，該休息休息了，而陳濤判死緩，改造時間長，應該定一定選個好人了。陳濤的音色好，嗓音正，唯一的缺點是文化素質低，主持詞要靠別人完成，另外，文化底子差，在即興主持方面肯定會受到限制。但除了陳濤目前沒有太恰當的人選。而且，他在監區改造沒有好崗位，很吃力。因此他成爲了主要的培養對象。
正當即將參加省局匯演之際，發生了兩件事情。
生活科一分監區，也就是古曉亮副教導員當指導員時所在的單位，發生了犯人到外面就醫時，藉機脫逃的事件。
不過，僅跑出去不到24個小時，就給抓回來了。後來得知，前段時間這名犯人的母親來接見，談話中，告訴他說，他愛人在家如何如何；而且和他以前的朋友接觸的比較勤，聽說，兩個人近期還要到北京去做買賣。他一聽這些話，心裡不是滋味，恨不得馬上回去向其愛人和朋友問罪。
這名犯人選擇了外醫的機會，他面部長了一個粉瘤，申請到監獄外的縣醫院作手術。分監區認爲這名犯人一貫表現積極，很信任他，他的改造任務是打掃分監區辦公室的衛生，每天在幹部身邊改造，加之他判8年刑，餘刑還剩4年多，今年下半年準備爲其減刑1年，減完刑後，間隔1年就辦假釋回家了，根據他的綜合情況，出外就醫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危險，因此，分監區請示監區，監區再請示監獄，就批准他出外就醫手術了。分監區安排兩名警官押他，由於信任這名犯人，等手術完畢後往監獄返回的途中，這名犯人要求上廁所，兩名警官讓他自己進廁所，然而，這名犯人解手後，從女廁所那邊跳過去，跑掉了。
他跑到玉米地裡，很慶幸地躲過了武警部隊地毯式的搜捕。之後，他沒有馬上回他的家鄉龍江縣城，而是跑到距離龍江縣較近的齊齊哈爾市的富拉爾基區，給他的朋友打電話，約朋友在富拉爾基見面，目的想教訓他的這個朋友，他約好朋友後，到一家餐館邊吃飯邊等着，恰被監獄分派下來的追捕小組給捕獲了。
監獄裡的服刑犯人都爲他的草率行爲感到婉惜。一個女人，一個背判了自己的女人，爲了解一時之氣，採取脫逃方式去找他的朋友和這個女人。無非是想出出氣，相反，氣沒出成，也耽誤了回家，這次能不能加刑不好說，不然的話，再有一年多就回去了，那麼即使加不上刑，有這件事兒的發生，他的刑也減不上了。在監獄服刑，許多犯人認爲改造減不上刑，就是加刑。
還有的犯人責怪的他的母親；兒子在監獄裡，無論兒媳做的如何過分，不應該把這個信息反饋給兒子，如果兒子知道了，他能安下心來在監獄改造嗎？兒子早一天出來是大事兒，至於兒子能否和兒媳繼續生活那是後事兒。都說這樣的老人沒正事兒。
這件事情的發生，生活科監區領導，特別是主抓改造工作的副教導員要負責任。因爲犯人有思想負擔，未能及時掌握，是失職。下面犯人都知道，你改造犯人的 不掌握犯情。不是失職又是什麼？之後，又將這樣的犯人送出去外醫，審查不嚴，更要承擔領導責任。
有一天，被提拔爲正教導員的王奎和現任副教導員古曉亮，兩個人在業務組門前站着，正趕上新調監獄主抓改造工作的王副獄長進來溜達，也是想看看生活科的工作。王教導員向王獄長彙報說：“自從人跑了之後，我們採取了相應的改進措施，”並例出了幾點具體改進整理的幾個方面，王獄長一直沒有吱聲，等王教導員彙報完之後，王獄長很平淡地說出了一句耐人回味的話：“你們生活科的工作說什麼呀！該放的不放，不該放的給放了。”
兩位監區的領導聽後，滿臉通紅，無言面對。短短的半年時間，先是有一個到期釋放的給多押了二十多天，接着又發生一起犯人逃跑事件，不僅發生在同一個監區，而且還是同一個分監區。
如果說，生活科的兩任主抓改造工作的副教導員，把抓積委組工作的態度擺正，不是以個人利益爲主，而且以考覈積委組職能成績爲主，我想很多隱情是能反映上去。因爲，常此以往，積委組長形成了一種潛意識，只要把主抓改造工作的副教擺平了，就高枕無憂了，這樣，就造成了此類犯人不認真去抓積委組工作了。有些事情反饋不上去也是很正常的了，剩下的積委組長，如果不去擺平副教導員，副教導員認爲，不和**一條心，在工作中處處擠壓他，無形之中，給這類積委組長造成很大的思想壓力，不但沒心思去爲**幹工作，既然幹部都疏遠他，有什麼事情他也不可能向你反映。所以，能在一個單位接連發生大事件，這不是偶然的，而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事隔不久，主抓改造工作的古副教導員被監獄調離工作崗位，沒多久，被分配到去抓生產工作去了。
生活科這場風波剛剛平息。這一天，我正組織文藝隊的語言類組的犯人編排練節目，有人過來喊我說：“大宋，你還不回你們分監區看看去，你們分監區黃了。”我聽到這話，急忙奔分監區跑去。
我被分到了儲運監區，我們分監區集體劃歸爲儲運監區四分監區。這是監獄統一佈署，自從汽車廠破產後，又新掛了一個泰興機械製造廠的牌子，主要車間這幾年以加工外協件爲主，但剩餘勞動力太多，因此，監獄又開發出新的項目。加工禮賓花任務，監獄組建了近五佰人的加工人員，隸屬於儲運監區直接管理，儲運監區原有一個分監區，仍然負責鐵路專線的裝卸任務。從各監區抽調出來的近五佰人，另組建了三個分監區，負責禮賓花的加工生產。車間設在儲運監區生產區的一間廠房裡，佔地面積達上千平方米，三個分監區近伍佰餘犯人都在一個車間勞動。
出工的第一天，我被分配到最後一道工序，給禮賓花封口和裝箱，我們這個組七、八個人，活兒一點也不累，有的犯人問：“ 你怎麼不去教改科排練去了。
我說：“不去了！”
他們問：“你不去，誰主持節目。”
我說：“陳濤主持，我刑期短了，不想參與了。”
“那些小品、快板，什麼的，誰領着排練。”
“有老焦呢？再說，節目已經成型了，只等去匯演了。”我說。
第二天早晨剛出工，我正在低頭封禮賓花的封口，突然，旁邊犯人碰我一下說：“你看，於科長往這面擺手呢？”是不是在叫你。
我確定是在向我擺手之後，我兩步並一步地走到於科長面前，說到：“於科長，您找我？”
於科長問：“你還有多少刑期？”
“我還剩5年多，年底減完刑剩2年多，”我答到。
於科長說：“咱們車間犯人每天坐在那裡不停地幹，雖然不累，但也挺單調的。你就別幹活了，靠倉庫那面有個小屋，你收擡出來，把擴音器和麥克風接上，車間裡已經安了四個音箱，你辦一個小廣播站，每天給犯人放放音樂，寫點稿子播一播，豐富一下犯人的生活。”
我說：“行，我這就着手辦。”
就這樣，我在車間面對着500多名犯人，每天開始了播音任務，每天早晨先播發每個生產小組頭一天的生產任務完成情況，隨後按排一組音樂節目，接着開始播發稿件，宣傳在生產勞動中表現突出的班組或個人，隨後又是一組音樂節目上。下午一、兩點鐘，正是犯人睏倦的時候，在這個期間，我安排了兩小時間的點歌欄目，隨後，收集一些小笑話或小幽默，播發一組。每天大致就是這樣，其中偶爾穿插**幹部的臨時指示要求和通知，最大限度地調節犯人單調的手工作業。
這期間，文藝隊參加了省局文藝匯演，我沒有去參加，而後，監獄成立了專業文藝團體“晨曦藝術團”有的犯人問我怎麼不去藝術團？我說，剩2年多了，不想再折騰了，再說，文藝隊陳濤刑期長，當主持人也行，他如果回監區改造，日子並不好過。”
到了9月份，監獄開始擬報下半年減刑捲了，由於我5月份有個免評零分，報卷時容易遇到麻煩，報不上去。這樣，我就等於擠沒一次刑，如果這次能減上刑，間隔1年後，再減刑減不了的話，我可以報假釋，於是，我找到了監區主抓改造工作的副教導員楊立波，說明了被免評得零分的原因，並打算給監獄領導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請求監獄找古曉亮副教導員覈實一下經過，並申請報卷減刑。我的想法，得到了楊立波副教導員的理解和支持，並答應把我的材料及時地交給獄領導。
監獄指派獄政科進行了覈實，並很快給予答覆，同意爲我呈報減刑卷。我目前的所得獎分夠減二年六個月的，我想每次法院都給往下壓減，這次報2年六個月的刑，最低也得給我減二年吧，無論如何？如果等間隔兩年後減刑，已經沒有刑期了，因此，一年以後還剩一年多刑，我即使減不刑了還有辦假釋的機會。
結果11月份減刑裁決下來時，法院這次卻一點也沒給我往下壓縮刑期，正好減了二年六個月。我的刑期剩二年二個月。我琢磨法院也計算了，給你減滿二年六個月，再間隔二年以上才能減下次刑，根據我的刑期，根本就減不上了，最後一次刑，就成全了我。這樣，兩年後我剩二個月，按規定餘刑剩三個月以內的不給起捲了。因爲回捲的話，已經沒有刑期了。所以，我唯一能提前出去的途徑，就是從本次減完刑後，間隔一年，那樣還剩一年二個月，我可以走假釋的渠道。
禮賓花生產一直持續到11月份，由於產品過剩，廠家批發的銷路沒打開，而堆積下來的產品，時間長了，鐵瓶裡的氣體都跑沒了，無法頂響打散彩紙。被迫宣佈停產。
進入冬季後，犯人不能總呆着，監區聯繫了打葦簾子的生產任務，而禮賓花廠也破產了，二、四分監區被划走，成立了第十一監區，監區長由儲運監區原主抓生產的副監區長擔任。另開爐竈了。儲運監區一分監區不動，我所在分監區被列爲二分監區。
分監區張旭東指導員找我談話說：“根據分監區幹部研究，請示監區領導，讓你擔任施工員，組織犯人生產勞動，希望你能協助**把這項工作抓好；保證產品的質量和日產量。”
我接任施工員後，主要把編織快，質量好的犯人，集中到一個屋裡，每天任務是每人15片葦簾子，早幹完早休息，剩下的分在犯人在兩個屋編織每人每日定額是10片到12片。室外，有挑葦子的，有用軋刀軋的，兩個環節都安排了質檢員。生產秩序景然，因爲有少犯人都要獎分，因此只能從產量上說話，把同一個層次的放到一次，相互之間飈着幹，都怕落後，後來每人每天能加工到17至19片葦簾，這些快手勞動的屋裡是原來的分監區辦公室，屋裡環境好，且非常暖和。每人一臺機器，屋裡能擺12臺，基本上，每月加高分的犯人都在這裡面產生，那麼一等分、二等分的區分則是每個人的總產量高低而定。這部分犯人的勞動處理好了，基本就沒有太操心的地方，只是機器發生故障後，能保障及時地修復就可以了。這十幾個人的日產量，相當於其它二十臺機器的日產量了。我餘下精力就是重點去提高另一部分人的產品質量和產量問題，我基本上算是全天跟着這部分人勞動。當這部分人對操作技術和編織能力達到成熟之後，我便努力調動他們積極性，並潛移默化激起他們競爭的意識逐漸地把大部分犯人的熱情帶動了起來，慢慢從日加工12片到日加工13片、14片、15片，極個別的犯人確實手慢些，每天加工也不能低於10片，完不成任務的我從在機器旁陪着他加班，早幹完早收工，反正勞動現場和監舍在一個院子裡，這部分人每天完成13片到14片的便可以早收工，但我必須保證每日加班的人，每隔3至2天就減少1至2人。這樣，剩下的犯人看到屋裡一天比一天加班的人少了，他自己也着急往出趕產量，其實，抓勞動任務，並非要上線必須完成多少，只要你盡到最大的能力，來完成就足夠了，一個人吃飯多少還不一樣呢，手有快慢也很正常，但應當儘量把他的潛能開發到最大限度。
組織生產施工，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從質量和產量。逐步地在提高。各方面工作也沒讓分監區幹部說出什麼來。在這種環境，你一但出頭大了，便會有的犯人對你產生敵意，特別是剛剛組建不久的分監區，威望剛樹起來，有的犯人便開始找麻煩，整事兒，想殺殺你的威信。
一天早晨，剛喊完起牀，我穿上衣服後不想吃早飯了，也許這些天太疲勞了，於是，我回過頭躺在行李上，準備再休息一會兒，因爲吃完飯後，就要組織生產了。當時，我睡的是二屋鋪，白天根本就不用疊行李。突然，值班的犯人董其武站在地下開口罵我好幾句，說我不起牀，窮裝。我聽到後，坐起來也罵了他幾句，他往上一竄把我腳拽住了，由於他的身體旋空，一下子把我給拖到了地下，我站起來後，便撕打了起來，這時，從裡屋雜工室裡跑出來幾名雜工，開始拉偏架，我一看就明白了，這是有預謀的，別說都是分監區管事犯人相互都能留面子，來身我睡上鋪，白天不用疊行李，見我是穿完衣服後，倒頭睡的，根本就牽扯不上起不起牀的事兒，當初我以爲是他董其武一人找我 麻煩，後來得知是值班的犯人私下有預謀的。但我也沒退步，不管怎麼拉架，我就是一個勁兒地往上衝打。
我睡在中間的屋子裡，外屋的人，特別是原生活科四分監區和我一起分過來的人，聽到裡屋的撕打聲，衝進來好幾個，王立偉第一個手拿磚頭子進來的。值班的犯人一看，要發生羣歐，當初有看熱鬧的急忙一起上來，制止，勸阻此事兒，我一看如果繼續下去，會把事態鬧大，甚至發生流血事件，我停了下來，並喊王立偉“立偉，把人都領出去，別打了。”王立偉看我這樣表態，和其他進來的人陸續地往出走，王立偉邊走邊說：“宋哥，不行，咱就幹他個X養的別貫着他們。”
我說：“你們先出去吧，吃完飯好乾活。”
吃完早飯後，都去幹活去了。這時，張旭東指導員進來了，今天來的很早，是因爲事發後二分監區積委組長賈慶江就出去了，他把情況彙報給了監區張指導員。
張指導員把我和董其武叫到辦公室，張指導員摞下手錶後，上去就給董其武打了四個嘴巴，又走過來打了我兩個嘴巴，張指導員說：“你瞅你們倆，都是幹部用的人，不幫幹部幹工作，你們到打起來了。”
我捱了兩個嘴巴，挺憋氣，但想一想，自己也有過錯，他罵我，我也罵了他，他把我拽到地下，我也打了他。
張指導員說：“說吧，你們倆把事情說清楚了。”
董其武一聽**幹部給了說話的機會，搶先敘述起來，他的語言明顯地有盛氣凌人之勢，講的都是他的理兒，說：“我喊他起牀，他不起牀，他罵了我，我把他拽到地下，他就伸手打我，”我屬於正當管理他。
張指導員上去就又是兩個嘴巴子說：“是這麼回事兒嗎？”
董其武捱了嘴巴子感到委屈，一再強調自己是正常管理，張指導員就打他嘴巴子。
董其武感到迷惑了，心裡想，我正常管理，即使出點着錯，也不至於越強調越捱打呀！
是啊！張指導員爲什麼不把兩個人的問話都聽一遍，然後斷出對錯，再懲罰呢？看來，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處理事情的方法。我暗自琢磨，我該怎麼說？如果像董其武一樣再強調自己的理由，恐怕是也要捱打，我究竟怎麼辦？心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