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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是中國傳統的教育形式,明代許多書院歷史十分悠久,流傳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數,今天說起外國的牛津、劍橋,一算曆史多少多少年,簡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國內某大某大,撐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實際上大可不必自卑,因爲古代書院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不過是大學這詞更時髦而已,要知道,歐洲最老的巴黎大學,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學之類的鬼玩意,這也難怪,當時歐洲都是一幫職業文盲,騎着馬,提着長矛到處衝,能讀懂拉丁語的人扳着指頭都能數出來,鬼才有心思上什麼大學,中國的書院倒是有始有終,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這一改,就把歷史也改沒了,年頭從頭算起。
但在書院上千年的歷史中,明代書院是極爲特別的,因爲它除了教書外,還喜歡搞政治。
所謂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崗或上崗的官員,沒事幹的時候去書院講課,談人生談理想,時不時還罵罵人,發發脾氣,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沒啥,但到嘉靖年間,一個大麻煩來了。
麻煩是王守仁同志帶來的,因爲此時他的思想已然成爲了一種潮流,在當時的書院裡,如果講課的時候不講心學,那是要被轟下臺的,按說講心學就講心學,似乎也沒什麼,可問題在於,心學的內容有點不妥,用通俗的話說,是比較反動。
在這段時間,心學的主流學派是泰州學派,偏偏這一派喜歡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類的玩意,還經常批評朝政,張居正因爲搞獨裁,常被罵得狗血淋頭,搞得朝廷也很頭疼。
這要換在徐階時代,估計也沒啥,可張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個眼裡不揉沙子的角色,無論是天涯還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絕對跑不掉的。一個人惹我,就滅一個人,一千個人惹我,就滅一千人!
於是在一夜之間,幾乎全國所有有影響的書院都被查封,學生都被趕回了家,老師都下了崗。
事情到這裡,似乎該結束了,然而張居正同志實在不是個省油的燈,他不但要抓羣體,還要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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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抓典型,就是從羣衆之中,挑選一個帶頭的,把他當衆幹掉,以達到警示後人的目的。
而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隱。
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實在太愛管閒事,在批評張居正的羣衆隊伍裡,他經常走在第一線。平日也是來無影去無蹤,東一榔頭西一棍,打了就走,絕不過夜,而且上到大學士,下到街頭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謂神通廣大。
事實證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準,十四年前,當他離開京城之時,就曾斷言過,興滅王學之人,只在張居正。
現在他的預言終於得到了實現,以最爲不幸的方式。
在萬曆七年(1579)的一天,優哉遊哉了半輩子的何心隱走到了人生的盡頭,當他在外地講學之時,湖廣巡撫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緝拿,將他一舉抓獲,帶回了衙門,還沒等大家緩過神來,官方消息已傳出:根據朝廷慣例,犯人剛到,衙門的兄弟們都要意思意思,給他兩棍,沒想到何心隱體質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遺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後事,並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譁然,王學門人一擁而上,痛罵王之垣,但人已經死了,王巡撫又十分配合,表示願意背這個黑鍋,也不發火,大家罵足了幾個月,就此收場。
當然了,這事到底是誰幹的,大家心裡都有數。
這位泰州學派的領軍人物雖然通曉黑白,張居正大人卻是黑白通吃,雖然何心隱是他老師(徐階)的同門,雖然何心隱曾經與他並肩作戰,共同解決了嚴嵩。
但對張居正而言,朋友還是敵人,只有一個判斷標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經的敵人除掉了,曾經的學生除掉了,曾經的盟友也除掉了,爲了實現我的夢想,我堅信,這是值得的。
當然了,作爲大明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做了這麼多工作,也受了這麼多的苦,再過苦日子似乎也有點說不過去,而在這一點上,張居正同志是個明白人。
於是張先生的許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隨之流傳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頂轎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轎子無非是四個人擡着一個人,搖搖晃晃地往前走,轎子裡的人跟坐牢似的,轉個身也難。
應該說這些都沒錯,但如果你看到了張居正先生的轎子,你就會感嘆這個世界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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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轎子,它有個專門名稱——如意齋。一般人坐一般轎子,張大人不是一般人,轎子自然也不一般,別人的轎子四個人擡,張大人的轎子嘛……
下面我們先詳細介紹一下此轎的運行原理以及乘坐體驗。
該轎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趕製,轎內空間廣闊,據估算,面積大致不低於五十平方,共分爲會客室和臥室兩部分,會客室用來會見各地來客,臥室則用於日常休息,爲防止張大人出行途中內急找不到廁所,該轎特設有衛生間,體現了人性化的設計理念。
此外,由於考慮到旅途辛苦,轎子的兩旁還設有觀景走廊,以保證張大人在工作之餘可以憑欄遠眺,如果有了興趣,還能做兩首詩。
而且張大人公務繁忙,很多雜務自己不方便處理,所以在轎中還有兩個僕人,負責張大人的飲食起居。
此外,全轎乘坐舒適,操作便利,並實現了全語音控制,讓停就停,讓走就走,決不含糊,也不會出現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換輪胎、機械故障之類的煩人事情。 Wωω▲ ttкan▲ ¢○
你說這麼大的轎子,得多少人擡?
我看至少也要十幾個人吧。
十幾個人?那是墊腳的!三十二個人起,還不打折,少一個人你都擡不起來,張大人的原則是,不計成本,只要風頭!
相信我,你沒有看錯,我也沒有寫錯,關於這部分,我確定一定以及肯定。
順便補充一句,這頂轎子除了在京城裡面轉轉之外,還經常跑長途,張居正曾經坐着這東西回過荊州老家,其距離大致是今天京廣線從北京出發,到武漢的路程,全部共計一千多公里,想想當年那時候,坐着這麼個大玩意招搖過市,實在是拉風到了極點。
這段史料着實讓我大開眼界,並徹底改變了我對祖國交通工具的看法,什麼奔馳、寶馬、勞斯萊斯,什麼加長型、豪華型,什麼沙發、吧檯,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來說,丟人!
日子過得舒坦,工作也無比順利,張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盡頭,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只進不退的人生是沒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絕不存在一樣。
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一生中最爲嚴峻的考驗到來了,因爲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這一年,張居正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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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明一輩子沒啥出息,卻有了這麼個有出息的孩子,雖說他沒給兒子幫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亂(此人在地方飛揚跋扈,名聲很差),但無論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將會讓兒子張居正生不如死。
張居正的爹死了!消息傳來,滿城轟動,因爲表現忠心的機會到了。無數官員紛紛上門,哭的哭,拜的拜,然後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摸出門,最後再說兩句“節哀順便”,完事,收工。
這並不奇怪,自古以來,當官的如果死了爹媽,自然是空巷來拜,賓客盈門,上門的比自己全家死絕還難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掛了,是沒有幾個人會上門的。
對此,張居正也十分清楚,雖說父親死了他很難過,但此時此刻,他的腦海裡思考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名字,叫做丁憂。
在當時的中國,張居正已經是近似於無敵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讀書人議論,驃悍無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於,因爲他還有一個不能跨越的障礙——祖制。
所謂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規矩,雖然你很牛,比皇帝還牛,但總牛不過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規則,你再牛也沒轍。
丁憂就是祖制,具體說來,是朝廷官員的父母親如若死去,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這叫丁憂。到期之後可以回朝爲官,這叫起復。
這個制度看上去有點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給扒得乾乾淨淨,負責的那攤事情也沒人管,不但誤事,還誤人心情。
但這個制度一直以來卻都是雷打不動,無論有多麻煩,歷任皇帝都對其推崇備至,極其支持,如果你認爲這是他們的腦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錯了,人家的算盤,那是精到了極點。
因爲根據社會學常識,只有出孝子的地方,纔會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個人連他爹都不忠,怎麼能指望他忠於老闆(皇帝)呢?
但貪官們自然是不幹的,死了爹,我本來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爲貪慾,搞點錢來安慰我無助的心靈,你竟然還要罷我的官,剝奪我的經濟利益,太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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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很多人開始鑽空子,你不是規定由得知死訊的那天開始計算嗎,那我就隱瞞死訊,就當人還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爲止,就算最後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釋的嘛,人死了,我沒有上報,那是因爲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當然,一次兩次是可以理解的,時間長了朝廷也不幹了,自明英宗起,就開始正式立項,打擊僞報瞞報的行爲,規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報的,全部免官爲民。
如此一來,貪官們也沒辦法了,只好日夜祈禱,自己的老爹能多撐幾年,至少等混到夠本再含笑而逝,到時也能多搞點紙錢給您送去。
但也有一個羣體例外,那就是軍隊,領兵打仗,這就絕對沒轍了,總不能上陣剛剛交鋒,消息來了,您喊一聲停:大家別打了,等我回去給我爹守二十七個月,咱們再來,還是老地方見,不打不散。
張居正不是軍人,自然無法享受這個優待,而他的改革剛剛纔漸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這一大攤子事情就沒人管了,心血付之東流且不說,沒準回來的時候就得給人打下手了。
於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選擇——奪情。
所謂奪情,是指事情實在太急,絕對走不開的人,經由皇帝的指示,在萬般悲痛中恢復職務,開展工作。由於考慮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強行(一般不會反抗))拉回來,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將其命名爲“奪情”。
然而張居正並不願意走這條路,當然,並不是因爲它“很不人道。”
其實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過類似的經驗,比如著名的“三楊”中的楊榮,還有那位幫于謙報了仇的李賢,都曾經被這麼“很不人道”過,除了個把人罵了兩句外,倒也沒啥問題,但到了嘉靖年間,奪情卻真的成爲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奪情,就會被看作禽獸不如。
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變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賜,這人的名字叫做楊廷和。
說起來,這位楊兄弟的能量實在是大,鬧騰了三朝還不夠,死了還要折騰別人。當初他在正德年間的時候,父親死了,皇帝說楊先生你別走,留下來幫我辦事,他說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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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幾番來回,他還是回去了,從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這位仁兄結結實實地曠了三年工,纔回來上班。這要擱在現在,早就讓他捲鋪蓋回家了。
由於他名聲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從此以後,朝廷高級官員死了爹媽,打死也不敢說奪情。就這麼一路下來,終於坑了張居正。
張居正沒有選擇,只能奪情,因爲馮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媽也不想他走,當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奮鬥三十多年,才混到這個份上,鬼才想走。
雖說奪情比較麻煩,但只要略施小計,還是沒問題的。
於是老把戲很快上場了,萬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張居正要求回家守制,兩天後皇帝回覆——不行。
一天後,張居正再次上書,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覆——一定不行。
與此同時,許多大臣們也紛紛上書,表示張居正絕不能走,言辭激烈,好像張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謂用心良苦。
行了,把戲演到這裡,也差不多該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費紙張。
準備收場了,事情已經結束,一切風平浪靜,擦乾眼淚(如果有),再次出發!
我親眼看着嚴嵩淪落,徐階下臺,我親手解決了高拱、劉臺、何心隱,天下已無人能動搖我的地位。
對於這一點,張居正始終很自信,然而事實證明,他錯了,錯得相當厲害,真正的挑戰將從這裡開始。
萬曆五年(1577)十一月,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討趙用賢上書——彈劾張居正奪情。
編修是正七品,檢討是從七品,也就是說,這是兩個基層幹部,也就能幹幹抄寫工作,平時連上朝的資格都沒有,而張居正以前的敵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學界首領,並且還特別不經打,一碰就垮,這麼兩個小角色,按說張大人動根手指,就能把他們碾死。
然而就是這麼兩個小角色,差點把張大人給滅了。
因爲這二位仁兄雖然官小,卻有個特殊的身份:他們都是張居正的門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驚奇地發現,原來吳兄弟和趙兄弟都是隆慶五年(1571)的進士,和之前開第一炮的劉臺是同班同學。
這就只能怪張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這麼幾個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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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下好了,當年只有一個二愣子(劉臺),已經搞得狼狽不堪,這回竟然出了兩個,那就收拾不了了,因爲一個二愣子加另一個二愣子,並不等於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還沒等張居正反應過來,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們出擊的第二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書彈劾張居正,希望他早早滾蛋回家,去盡孝道。
當張居正看到這兩封充滿殺氣的奏疏時,才終於意識到,真正的危機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經過長達三十餘年的戰鬥,他用盡各種手段,除掉了幾乎所有的敵人,坐上了最高的寶座,然而在此君臨天下之時,他才發現一個新的,更爲強大的敵人已經出現。
那些原先乖乖聽話的大臣們似乎一夜間突然改變了立場,成爲了他的對手,不是一個,是一羣,而他們攻擊的理由也多種多樣,經濟問題,作風問題,奪情問題,方式更是數不勝數,上書彈劾,私下議論,甚至還有人上街張貼反動標語,直接攻擊張居正。
對於眼前的這一切,張居正感到很吃驚,卻並不意外,因爲他很清楚,帶來這些敵人的,正是他自己,具體說來,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當張居正將寫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給皇帝時,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時,還附帶了一個陰謀。
因爲在那封奏疏中,有着這樣幾句話:
“撫案官有延誤者,該部舉之,各部院有容隱者,科臣舉之,六科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
這句話的意思是,地方官辦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來管,中央各部辦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監察機關來管,六科監察機關不利索,由我來管!
事情壞就壞在這句話上。
根據明代的體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給事中以及御史監察各部,也正常,內閣大學士管理言官,這就不正常了。
兩百年前,朱元璋在創立國家機構的時候,考慮丞相權力太大,撤銷了丞相,將權力交給六部,但這位仁兄連睡覺都要睜隻眼,後來一琢磨,覺得六部權力也大,爲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設立了六科,這就是後來的六科給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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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的領導,叫做都給事中,俗稱科長,下屬人員也不多,除了兵部給事中有十二個人之外,其餘的五個部都在十人之內。而且這幫人品級也低,科長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說了。
但他們的權力卻大到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說部長下令要幹什麼事,科長不同意,二話不說,把命令退回給部長,讓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滿意,就再退,直到滿意爲止。
別說部長,連皇帝的某些旨意,給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劃腳一番的,所以雖然這幫人品級低,地位卻不低,每次部長去見他們,還要給他們行個禮,吃飯的時候別人坐下座,他們可以跑去和部長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囂張。
給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這夥人一天到晚找茬,從謀反叛亂到佔道經營、隨地大小便,只要是個事,就能管。
六部級別高,權力小,言官級別小,權力大,誰也壓不倒誰,在這種天才的創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無事,而到了張居正,情況被改變了。
在張居正看來,六部也好,給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該歸我管,我說什麼,你們就幹什麼,不要瞎吵。
因爲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約固然是一種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講一句他講一句,爭得天翻地覆,說得振振有詞,其實一點業務都不懂,結果十天半個月,什麼都沒辦,而對於這些人,張居正一貫是深惡痛絕。
所以他認爲其他人都應該靠邊站,找一個最聰明的人(他自己)指揮,大家跟着辦事就行,沒有必要浪費口水。於是在他統治期間,連平時監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覈工作成績。
然而遺憾的是,大臣們卻不這麼想,在他們看來,張居正是一個破壞規則的人,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獨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後,他們已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習慣了沒事罵罵皇帝,噴噴口水,然而現在的這個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爲可怕,如果長此以往,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所以無論他要幹什麼,怎麼幹,是好事還是壞事,爲了我們手中的權力,必須徹底解決他!
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就此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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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是,在攻擊張居正的四人中,竟有兩人是他的學生,而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這四個人竟沒有一個是言官!
該說話的言官都不說話,卻冒出來幾個翰林院的抄寫員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簡單——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學生開罵,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來,說他們是心有靈犀,真是殺了我也不信。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奪情問題也好,作風問題也罷,那都是假的,只有權力問題,纔是真的。
張居正不能理解這些人的思維,無論如何,我不過是想做點事情而已,爲什麼就跟我過不去呢?
但在短暫的鬱悶之後,張居正恢復了平靜,他意識到,一股龐大的反對勢力正暗中涌動,如不及時鎮壓,多年的改革成果將毀之一旦,而要對付他們,擺事實、講道理都是毫無用處的,因爲這幫人本就不是什麼實幹家,他們的唯一專長就是擺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滿口仁義道德,唾沫橫飛攻擊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對這幫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個字——打!
張居正彙報此事後,皇帝隨即下達命令,對敢於上書的四人執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張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訓一下這幫人,但後果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來後,原先不吭聲的也坐不住了,紛紛跳了出來,搞簽名請願,集體上書,反正法不責衆,不罵白不罵,不請白不請。
但在一羣湊熱鬧的人中,倒也還有兩個比較認真的人,這兩個人分別叫做王錫爵和申時行。
這二位仁兄就是後來的朝廷首輔,這裡就不多說了,但在當時,王錫爵是翰林院掌院學士,申時行是人事部副部長,只能算是小字輩。
輩分雖小,辦事卻是大手筆,人家都是籤個名罵兩句完事,他們卻激情澎湃,竟然親自跑到了張居正的府上,要當面求情。
張大人哪裡是說見就見的,碰巧得了重病,兩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見人,只能從哪裡來回哪裡去。
申時行回去了,王錫爵卻多了個心眼,趁人不備,竟然溜了進去,見到了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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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人都闖進來了,張居正無可奈何,只好帶病工作。
王錫爵不說廢話,開門見山:希望張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個人。
張居正唉聲嘆氣:
“那是皇上生氣要打的,你求我也沒用啊!”
這話倒也不假,皇帝確實很生氣,命令也確實是他下的。
這種話騙騙兩三歲的小孩,相信還管用,但王錫爵先生……已經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氣,那也是因爲您!”這就是王錫爵的覺悟。
話說到這個份上,張居正無話可說了,現場頓時陷入了沉寂。
見此場景,王錫爵感到可能有戲,正想趁機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語的張居正突然站了起來,抽出了旁邊的一把刀,王錫爵頓時魂飛魄散,估計對方是惱羞成怒,準備拿自己開個刀,正當他不知所措之際,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九五至尊,高傲無比,比皇帝還牛的張大人撲通一聲——給他跪下了。
沒等王學士喘過氣來,張學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邊架一邊喊:
“皇帝要留我,你們要趕我走,到底想要我怎麼樣啊!”
面對無數居心叵測的人,面對如此困難的局面,張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撐着,他或許善於權謀,或許挖過坑,害過人,但在這個污濁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實現救國濟民的夢想,這是唯一的選擇。
現在他的忍耐終於到達了頂點。
張居正跪在王錫爵的面前,發出了聲嘶力竭的吶喊:
“你殺了我吧!你殺了我吧!”
王錫爵懵了,他沒有想到,那個平日高不可攀的張大學士,竟然還有如此無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無措,只好匆匆行了個禮,退了出去。
張居正發泄了,王錫爵震驚了,但鬧來鬧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給忘了,於是該打的還得打,一個都不能少。
萬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執行,吳中行、趙用賢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這麼看來,師生關係還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關鍵時刻能頂二十大板!
事情前後經過大致如此,打屁股的過程似乎也無足輕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結果。
兩個人在同一個地方,捱了同樣的打,卻有着截然不同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