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5年，明朝北方九大邊鎮薊鎮發生了一件事，在歷史上很不起眼。
這一年正是萬曆朝鮮戰爭的第三年，由於前線戰事趨緩，明軍將第一階段在入朝的部分士兵調回國內，駐紮在山海關，石門等地。他們的人數約3700人。
這支部隊被稱爲“南兵”，都是從義烏，處州等地招募，按戚繼光兵法訓練和作戰的軍隊。主將是跟隨戚繼光數十年的老將吳惟忠，也就是說這是不折不扣的戚家軍。
戚家軍在朝鮮的表現非常出色，在平壤戰役中他們奮勇登先，連吳惟忠本人都被鳥銃射穿肚腸，但戚家軍還是第一批登上了城牆，一天一夜就拿下了被日軍佔領了多日的平壤城。
按說遠赴異國，定一國之都的功勞可以載入史冊，但等候他們的卻讓人意想不到的事：
新任的上司薊鎮總兵官王保，把他們叫到演武場上，
戚家軍發現自己被已經武裝好的友軍包圍，屠殺，最終死亡人數最有根據的說法是1700人。
然後他們被冠以兵變的罪名，草草上報了事，雖然有熱血御史爲之鳴不平，但是在當時兵部尚書石星的擔保下，總兵王保不但無罪，甚至還因“平等變難”得賞。
史稱“萬曆二十三年薊州兵變”。
戚家軍被冠以的罪名之一是趁亂搶劫殺戮附近的商戶居民，但且看看朝鮮君臣對這支部隊的評價“功最廉操”，“一路皆立碑頌之”來看，這支部隊軍紀極佳，在朝鮮時是少有的不搶劫不擾民的軍隊，朝鮮當年所立碑到兩百年後還看得見。
在國外戰區尚且如此，到國內反而會搶劫商戶殺戮自己人民？明顯不合理。
那原因是什麼呢？
他們因何被殺戮？
爲什麼在日軍的火繩槍下他們不過犧牲數百，回國後反而倒在友軍刀下？
戚家軍是一支高薪酬的職業士兵。
雖然戚家軍很強調愛國保民教育，但士兵們確確實實是爲了高報酬而來，戚繼光也並不諱言這一點，他只是教育士兵們：養貓是爲了抓老鼠，養狗是爲了看家，你拿着朝廷和百姓的銀子，出力殺賊乃是本分。
在朝鮮期間他們更是雙餉待遇，一名普通士兵的年薪達到約43兩，遠遠超過國內一般水平。更何況在平壤之戰中，明軍李如鬆曾經許諾：先登上城牆的賞賜300兩。
但平壤之戰過了接近2年了，不但先登賞銀沒有兌現，連應該拿的雙餉也有拖欠！（當時冒死和他們一起登城的吳惟忠副總兵得了個可笑的20兩賞銀。）忍無可忍的士兵們鼓譟着要討個說法，這樣本來就和他們有宿怨的北軍軍官們就趁機發難，用兵變的名義殺人，從而爲大明節省了這筆費用。
一個袁崇煥之死被人記了數百年，到今天還是網絡熱點，因爲他是文官。那1700名欠餉士兵之死的事情卻傳不了一年，甚至明史裡也覺得沒必要專門記錄。只是在某些奏章裡有記載，本來對邊塞從軍應募踊躍的浙江兵，在這件事後逐漸減少。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賞結聚”“挾增月餉”，就是說索要欠餉，聚衆鬧事。
明朝中期的軍餉，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兩。但是東征援朝是出國作戰，有所不同。
當時經略軍務的宋應昌將南軍的軍餉提高了一倍，達到了一年43兩左右。宋應昌在職的時候，都是按此標準執行，問題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戰爭前被解職，截止被解職時，軍餉並未全部按期發放，這成爲了隱患。
南兵鬧事的原因，並非全部是軍餉，還有第一次入朝作戰時該得的賞金，大家都是提着腦袋拼命去的，仗打贏了，事先答應的賞金卻遲遲沒有，這當然讓人寒心。
宋英昌優待入朝士兵，這是好的，能提高士氣，激發戰鬥力。但他離職時沒有做好善後，宋英昌自己也在給內閣首輔王錫爵的書信中說：平壤首級大功未賞，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兵變主要內因
欠餉本是軍中常事，士兵不滿乃至鬧事也並不鮮見，爲何立下汗馬功勞的南兵會被屠戮？這牽涉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軍中的南北之爭。
南兵都是戚繼光從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後共有二萬餘人。
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戰爭中，吳惟忠率領薊鎮3700多南兵參戰，表現出色，有目共睹。
朝鮮人在《朝鮮宣祖實錄》中如此評價南兵：
“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之功最高。”“遊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軍力戰，死傷尤多。”
但是，軍隊的統帥李如鬆，是北軍的靈魂人物，他在戰後的軍功分配上，明顯偏向北軍，把原來南軍的戰功按到北軍頭上，比如平壤的“首敘”之功，是吳惟忠奮勇先登，結果到了最後，被歸到了北軍將領楊元頭上。
不得不說，李如鬆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將領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鬆“不智不信不仁”，下級當面斥責上級，可想而知南兵的憤怒。
南兵沒有得到公正對待，事先許諾的獎賞也不到位，明軍內部北兵與南兵之爭愈演愈烈，碧蹄館之戰後，李如鬆戰意消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動作，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戚繼光爲何特意要將南兵調到薊鎮，就是想以此作爲垂範，整頓北兵的風氣，籍此來練兵，戚家軍的軍紀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後出國的遠征中也同樣如此。但這樣做，必然會傷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時也造成南北兵之間的矛盾，戚繼光在的時候，還不至於表現得很明顯，等戚繼光去世以後，裂縫就越來越大。
南北的爭端，並不侷限於軍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張居正、戚繼光去世後，繼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會偏向老鄉。等支持南兵的宋英昌被罷官後，南兵更加勢單力孤，無人爲他們說話，前面答應的餉銀，更是不知找誰去要。
薊鎮總兵王保，當然就是北方人。
所以，薊鎮兵變的爆發，就是南北矛盾的爆發，在這次兵變中，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懷怨恨北方軍官誘殺，隨後扣上個謀反的罪名，這纔是事實的真相。
兵變深層原因
不過如果再往深層次探究，這就反映出明朝軍隊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軍事，從起初的軍戶制到隨後的募兵制，發展到萬曆晚期，已經運行得越來越艱難，從根源上，又與財政息息相關。仰賴張居正改革十年間，國庫得以充實，不過三大徵一打，就再也沒有恢復。
“皇帝不差餓兵”這個說法，估計深居皇宮的萬曆沒有聽說過，崇禎應該也沒有聽說過，正是他們不斷的差“餓兵”，“餓兵”都變成了“賊兵”，最後，大明終於亡於“餓兵”手裡。
薊鎮之變，其實可以看做是對萬曆，對明帝國的一個警告。身爲九邊重鎮之首的薊鎮出了這樣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環節上出了問題，這樣繼續下去，大明帝國很危險！
可惜，萬曆和羣臣選擇性忽略了。
這件事的罪魁禍首薊鎮總兵王保，事後受到了什麼追究？
什麼都沒有，王保隨後替代董一元鎮守遼東，卒於任上，死後贈左都督。
南兵將士們半年前剛剛爲國家遠征歸來，在異國土地上揚名立萬，在戰爭中奮勇當先。可是，這些軍人，沒有在戰場上死於日軍槍林彈雨，卻在駐地被自己長官誘殺。國家就是這麼對待功臣的？這是人乾的事嗎？
薊鎮之變後，戚繼光花費十六年，苦心積慮構築的防線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後，皇太極指揮清軍長驅直入，大明的北邊各重鎮不堪一擊。在清軍面前，它們彷彿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邊牆。
這是萬曆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過49年，明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