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健鋼拿起紙筆遞給秦應麟，說：“給你紙和筆，你把那四部美製特工電臺存放的地方，及你們‘天津特別組’的所有成員，包括電臺的報務員、譯電員和前門外某貨棧的情報員、通訊員的姓名、年齡、籍貫寫清楚。這是給你贖罪的機會，懂嗎？”
秦應麟回答：“懂，懂，請長官恩典，我寫，我寫！”
秦應麟很緊張地把電臺存放的地點及“天津特別組”的人員情況寫了出來。最後，老孫對秦應麟說：“給你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對你這樣的老特務，只有徹底認罪服法，纔有希望得到寬大處理。你回到禁閉室，把你自己和你同夥的歷史罪行，徹底交代。除此以外，把你知道的別的特務分子的情況也都寫出來，纔是你爲自己提供量刑的證據。”
秦應麟回答：“是，是，我寫，我徹底交代。”
從繳獲的“天津特別組”與臺灣保密局總檯來往電報稿和被捕特務的口供中可以看出，保密局當時主要是密切注意我黨我軍有無進軍臺灣的跡象和抗美援朝的動向，也希望瞭解中蘇關係、高級民主人士與高級起義投誠人員的動向，以及物價、金融、幣制等方面的情況。
他們更希望得到我黨和國家軍政領導人的面貌特徵、住址、車牌號及參加重要活動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動組織技術總隊特務行刺之需。保密局“天津特別組”蒐集情報的主要來源是公開發行的報刊和社會上的觀察、傳聞。僅有少數情報如：“聶榮臻部兩個半師開往山海關”，“新鄉、鄭州五列車軍用裝備運往東北”，“宋時輪部攜蘇式８０噸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等比較有價值。
公安機關在該組立足未穩、尚未覓得更重要情報的時候即將其打掉，對保衛首都，保衛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都作出了重大貢獻。
臺灣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苦心經營並寄予極大希望的這個特務組織，潛入京津地區活動不到半年就被我公安機關一網打盡。對新中國反間諜第二案——“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秦應麟案的破獲，印證了在破獲新中國反間諜第一案——“保密局直屬北平潛伏臺”計兆祥案時，李克農給毛人鳳的電報中發出的“你們來多少，我們就消滅多少”的警告。
趙繼統在剛“出獄”之時，就給自己的老部下，抗日時期一直擔任聯絡員的“長耳”去了一封報平安的信件。“長耳”身有殘疾，日本戰敗之後，就沒有回國，而是留在日本養老了，順便將日本**和駐日美軍的一些動向發給國民**換取點津貼。
但是他接到過命令，一旦收到趙繼統的來信不可私自拆驗，立刻轉送臺灣蔣經國先生親啓。
蔣經國自至上海進行經濟管制，與孔宋集團發生正面衝突，工作受阻後，就一直負責將中央銀行外匯、黃金移存臺灣事宜。沒想到終於收到了趙繼統的來信，信中除了給“長耳”說了一下自己的近況之外，還將報紙上毛人鳳屢次受挫的幾件事描述了一下。
然而在信封的內壁上用密寫藥水寫了幾點意見，一、規勸蔣經國儘快插手情報事宜，現在國軍困守孤島，情報部門已經是重中之重了，萬不可再由他人掌控。二、趁蔣夫人滯留美國不回臺之時機，依靠蔣總統和陳誠之勢力盡快進入黨內決策核心。三、決不可派人接近自己，共產黨派了大批公安潛伏在自己周圍，意圖守株待兔。四、命令“長耳”將日本一些不重要的情報發給自己，既可以換取長期通信的權利，又能爲他再增加一份收入。
自來臺之後，陳誠的態度晦暗不明，蔣經國一直沒敢有大動作，現在趙繼統既然冒險來信提點，說明時機已到。他迅速將趙繼統發來的中共揭露的毛人鳳幾次大行動失誤的情況整理出來，跑到老蔣那裡去打“小報告”了。
蔣介石的政治資歷比趙繼統和蔣經國加起來都多，一眼就看穿了他們的意圖，雖有私心，也是爲了自己的兒子，而且趙繼統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
美國既公開爲臺灣當局充當保護傘，對臺灣當局頤指氣使。臺灣當局與美國**溝通的主要中介，則是宋美齡。
當時曾有人借用醫學名詞爲臺灣官場的政治分野下定義，蔣介石一系稱作“內科”，蔣經國一系稱作“小兒科”，宋美齡一系稱作“婦科”。“婦科”因有美國背景，權傾一時。毛人鳳一直走的都是“婦科”路線。有宋美齡爲他撐腰，他當然可以誰的賬也不買。
蔣介石有心爲自己的兒子撐一把腰，他連下三個手令：一是派蔣經國重建軍隊政治機關；二是派俞鴻鈞負責設計臺灣財政經濟秩序；三是派“臺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爲“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協調指揮各諜報部門。
即使在國民黨諜報系統內，毛人鳳、鄭介民、葉翔之、葉秀峰，哪一一個都比彭孟緝的資歷高出一大截。在等級制度嚴格的諜報系統中，彭孟緝要“協調指揮中央各情報單位”談何容易！
蔣介石明知如此仍然要選擇彭孟緝，針對毛人鳳的自負，故意派個層級較低的人去領導他，以打擊其氣焰。由於毛人鳳等的抵制，彭孟緝開始也是一籌莫展。
但經過兩個多月的僵持，彭孟緝終於找到了突破口，略施小計，便把臺灣所有諜報機構的內情全部掌握，而後實現統一調度，自非難事。
“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的權力因此膨脹到驚人的地步。彭孟緝初步整合了臺灣諜報系統，但他並不是十分清醒，沒有意識到他不過充當蔣經國接管臺灣諜報系統的“清道夫”，穩坐在“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椅子上，毫無“功成身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