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獲美國中央情報局ESD—44瀋陽潛伏組之後，在**指揮這個潛伏組的叢克中卻成了“漏網之魚”。而且他不斷地訓練間諜向大陸派遣，對我新生的革命政權造成危害。應當想辦法予以打擊。
當時，我國國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和“仇美、鄙美、蔑美”的宣傳活動以及鎮壓反革命運動。叢克中的岳父張某提出到**對叢克中“勸降”。偵查處的領導分析認爲，憑張某在叢克中心目中的地位，“勸降”成功的可能性是有的。
經上級機關批准，趙繼統同意了張某的請求，同時，在報刊上公佈了破獲“美國中央情報局ESD—44瀋陽潛伏組”案情，並點了叢克中的名，對叢施加了壓力。
正當準備讓張某去**之際，1952年1月，趙繼統小組接到公安部通知，叢克中的老婆張華羅攜帶叢的交代材料來京。趙繼統攜李漱玉親自接待了她，並對叢克中和張華羅棄暗投明的做法表示歡迎。
叢克中在交代材料中稱：“他傷害了很多人”，“願以血償還血債”，他保證從此再也不做傷害祖國的事情了。
1954年4月，經審理，陳祖漢等人背叛祖國，充當美國**間諜，蒐集、竊取、刺探我國國家和軍事上的重要機密提供給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造成了很大危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判處陳祖漢、於寶濂、王浚文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李敏惠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結完了手中的兩個案子，北城監所內還有兩塊硬骨頭等着趙繼統小組去“啃”。那是一對美國間諜，男的，美國名字叫WalterAllynRiskett，中國名字叫李克；女的，美國名字叫AdekasaWrkeoy，中國名字叫李又安。
李克、李又安夫婦，受美國情報部門的派遣，於1948年10月來到中國，也就是說，他們是於蔣家王朝即將滅亡，新中國即將誕生的前夜來到中國的。
他們秉承美國**的旨意，不但極力蒐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政治、文化情報，而且還有一個特殊使命，那就是在中國國內尋找和培植“第三勢力”，妄圖待時機成熟後，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推下臺，由“第三勢力”取而代之。
站起來的中國人民豈能容忍帝國主義間諜分子在中國的疆土上恣意妄爲，爲非作歹。1951年7月，北京市人民公安機關將李克、李又安夫婦還有其他美國間諜一起逮捕歸案，他們成爲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美籍囚犯。
當時負責審訊的人名叫齊超，也是一名出色的預審員，原籍遼寧大連，解放前在北平某大學讀書。曾在解放軍某軍區做保衛工作，後參加了北平警察局的軍事接管工作，審訊經驗豐富，政治可靠，因爲他留着小鬍子，同行們都謔稱他爲“中國的福爾摩斯”。
他已經和李克有過幾次不成功的交鋒，心底對被審訊人存在一定的怒意。在趙繼統接手審訊以前，公安部有兩名蘇聯預審專家，聽說北京市公安局要審理一批美籍間諜案，特地前來“指導”。
這兩名蘇聯專家擺出了一副教師爺的架勢，反反覆覆地給齊超等幾個預審員傳授“經驗”：“和帝國主義間諜鬥爭，我們有多年的歷史了，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我們瞭解他們的心理和習性，據我們的‘經驗’，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他們最大的特點是不能受苦，所以，你們一定要狠，要運用一切手段，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把他們完全摧垮，使他們達到無法承受的程度。
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老實的交代問題，才能說老實話。你們要走捷徑，按照我們的‘經驗’去做……”
顯然，這兩名蘇聯專家的“經驗”，就是讓我們對待外籍間諜，要在生活上虐待他們，審訊中搞刑訊或變相刑訊。
當趙繼統第一次看見站在他面前的李克，發現他並不感到驚慌、害怕。相反地，眼鏡片後面的那雙深陷的藍眼睛挑釁般地看着他，似乎在說：“你有什麼辦法就用上吧，我已經做好了捱整的準備了!”
雖然沒有言語上的接觸，幾位預審員的都感到這幾個美國間諜的態度刁蠻，表示要狠狠地整整他們，打掉他們的囂張氣焰，讓他們服服帖帖的認罪。
趙繼統聽完幾位預審員的彙報，望着幾位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原本微笑的臉龐越發嚴肅起來。他深知，這些年輕人的情緒，是受當時國內的大氣候和兩名蘇聯“專家”的“經驗”的影響，作爲領導，有責任引導這些年輕人從不良情緒的泥潭中走出來，要樹立“黨的政策高於一切”的思想，否則，審訊外籍犯的工作會走到邪路上去；甚至還會影響到我們國家的聲譽!
想到這裡，趙繼統臉上又浮現出了笑容，問道：“你們幾個同志搞預審工作時間也不算短了，你們說說，黨在預審工作中的政策是什麼?”
幾個預審員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紛紛講了起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不準搞刑訊和變相刑訊!
“這就對了。”趙繼統爽朗地笑了起來。“這些政策是我們黨在幾十年革命鬥爭實踐中證明是非常正確的東西，是克敵制勝的法寶，我們審訊國民黨特務用這個法寶，審訊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用這個法寶，現在我們審訊美國間諜同樣要用這個法寶!”
這幾句鏗鏘有力的話，從根本上否定了蘇聯預審“專家”的“經驗”。不過趙繼統從齊超的臉上看到了一絲不屑，憑他的感覺，這並不是針對他本人的不屑，而是對於一種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不屑，看來這位主審大人還是比較相信蘇聯專家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