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歌尼還躊躇滿志地通過德國神甫阿倫茨組織了一個“華北天主教調查團”。芮自任主席，該團成員包括長江以北五十多個教區的主教、神甫和代表，他們瘋狂地蒐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動向、兵力、裝備等情況，包括華北地區的“郾師戰役”、“西灣子戰役”的詳細情況及其他地區的戰況。
這些重要的軍事情報通過芮歌尼的手源源不斷地送到羅馬“天主教聖言會總會”會長格蘭德及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手裡，大受他們讚賞。
不僅如此，芮歌尼在我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蔣家王朝的鬥爭中，暗中窺視戰局發展，並在北京、天津、青島、蘭州、湖南、武漢等地發展一批直接爲他提供情報的人員(多數爲教會人員)，芮歌尼實際上是一個在中國具有相當規模的情報網絡的組織者和指揮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我國宗教界響應黨中央和人民**的號召，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教會開展自治、自教、自養的“三自”革新運動，受到了宗教界廣大愛國神職人員和教徒的熱烈歡迎。
然而，作爲教會學校——輔仁大學教務長的芮歌尼卻明目張膽地加以反對，他在輔仁大學教職員集會上多次發表講話，說：“教會不應與羅馬教會分裂”云云。
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接管輔仁大學。輔仁大學的教職員工紛紛簽名，熱烈歡迎人民**的接管。芮歌尼感到末日的來臨，使出全身解數，煽動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學生極力反對，並在神甫中散佈說：“正如教皇庇約十二世所指出的那樣：共產主義是反基督的”，“同時也是殘忍的”。“我們現在處於一個不能容忍的環境”裡，“現在管理學校的校政委員會當中充滿了我們的敵人”。
輔仁大學被人民**接管後，芮心裡充滿了仇恨，千方百計地製造麻煩，或進行破壞。是年7月份，芮歌尼以教會駐校代表的身份，公然提出“四條要求”，作爲教會1950年度撥給輔仁大學某某萬美元補助費的條件，其中有一條要求是“教會代表對輔仁大學的人士聘任有否決權”，很顯然，這是繼續由教會來控制學校的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人民**所拒絕。
芮歌尼氣急敗壞，公然在校內散發富有煽動性和威脅性的《告本校同仁同學書》的油印傳單，仍以補發經費爲條件，矛頭指向校政委員會。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坦，在人民**的支持下，給予芮歌尼以迎頭痛擊。
芮歌尼處處和人民**對着幹，當他聽到人民公安機關要逮捕曾組織“華北天主教調查團”的德籍神甫阿倫茨時，芮尋找關係把阿倫茨送到美國，逃避了人民**對這個間諜分子所應給予的懲罰。
50年初，芮歌尼利用手段從北京市外事處工作的祝某處探悉到，人民**準備徵用東交民巷美國兵營的情報，芮立刻將其報告給美國駐北平領事館總領事柯樂伯，讓美國**早做應急準備。幾乎與此同時，也就是在《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公佈前，芮歌尼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從外僑舒裡甘處獲悉中、蘇關於中長鐵路、旅大問題的協議等情報，他立即報告給柯樂伯。其他情報還有：解放後人民**有關教育問題的政策、法令及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尚未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於接管輔仁大學的決定》等等。
1950年4月，美國駐北平領事館撤走。撤走前，美總領事柯樂伯帶着芮歌尼到某國代辦處見到了某國間諜分子包士頓，確定以後的情報改由某國代辦處機構代轉。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決定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芮歌尼得到情報後，就通過某國代辦處轉給美國情報機關。
面對一張張、一份份證據確鑿的記錄、口供、證據，趙繼統在請求逮捕的文件上籤了字。
芮歌尼被逮捕後，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後經北京市委和中央公安部批准，於1955年9月16日將其提前釋放，驅逐出境。
芮歌尼在中國被羈押和服刑的四年零一個月裡，北京市公安局監管人員，本着“改造人，轉變他們的立場，轉變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入手，做了大量工作，並且在生活上給予人道主義待遇，使其他幾個外籍間諜人員口服心服。
釋放回國後，他們爲中國共產黨、爲新中國說了不少好話。芮歌尼當時說得很好，如當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佈提前釋放芮歌尼時，他非常驚喜，說：“非常感謝，非常感謝!只有共產***下的中國**纔會這樣做!”
以後幾次對公安人員說：“中國**對我真寬大，我聽到提前釋放我的消息，幾乎要哭了!我很感謝法官，感謝公安人員，感謝中國**，我以前犯了罪，我今後決不再犯罪了。”
“**對我很照顧，知道我吃中國飯不合口味，給我西餐吃；有病給我打針、驗血、透視等，我非常感激!”
“審訊員很公平，處理問題很實際，不像美國那樣，有錢人可以請律師玩弄法律，有罪可以判無罪!”
芮歌尼說得多麼動聽!也許他在中國服刑期間，對中國**的人道主義待遇，對公安人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管理，其靈魂受到某些觸動，立場也有了轉變，但他釋放回國後，環境一變化，加之他的**、反人民的思想根深蒂固，他的所作所爲就不像所說的那樣了!
他利用幾年時間寫了一本書，書名叫《紅色地獄》。該書記錄了他在中國服刑的情況，其內容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對中國以及中國人民進行了誣衊和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