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別人發現你知道某件違規的事情，你就有責任去做些什麼。要麼選擇懲罰，要麼選擇不過問，這兩個選擇都很麻煩。無知的價值就在於避免了這些麻煩。在我的實驗室，我們揭示出人們是知道這個道理的。我們的被試必須懲罰在經濟遊戲中表現不友好的人，當大家不知道有人執行懲罰的情況下，懲罰會小很多；或者在匿名的情況下，懲罰也很少。
在美隊中，無知也是一種制度。在軍隊裡有同性戀傾向的士兵會被終止服役，而所謂的“不問，不說”政策使士兵遠離這些信息。重要的是，指揮官“不問”就避免了知道士兵的性取向，而不用去執行有關規定。
話題再回到電視上來，這在電視劇《宋飛正傳》（Seinfeld）有名的大結局中有體現。在那一集裡，四個主角目睹了汽車搶劫事件，並且拍了下來，甚至在拍攝過程中還發表了評論。他們因違背了“營救義務”的法律而被拘捕，這條法律強制人們在某些時候必須對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此法律的細節我不做贅述，這個法律經常和《好撒馬利亞人法》（GoodSamaritanLaw）相提並論，但是《好撒馬利亞人法》事實上是在保護助人的人。］
我們的大腦模塊在某種程度上被設計爲用於獲得利益。這個觀點表明：我們大腦模塊中的一些甚至很多的模塊會避免獲得信息。在我們進化和生存的世界中，我們在被別人所觀察，掌握某些信息會對我們自己造成傷害。因此，有一些模塊用於引導我們遠離這些信息是很合理的。
如果知道了真相以後，你能做出的選擇不是那麼讓你滿意，那麼不知道或者只是簡單地知道一些錯誤的信息是件好事。（那棟樓裡有隻貓嗎？如果我當時知道就……）在這些情況下，別人知道你掌握了準確信息對你來講是有害的。我要說的是，我們被設計成忽略真相的人。這個設計在策略性的背景下會被觀察到，比如當別人能夠知覺到我們，有些信息會降低我們的社會收益時，無知則會對我們自己起保護作用。有些知識經常會給你帶來危險。
無知是福嗎？
策略性地選擇無知是一項合理的推諉本領。確切地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對於治療是很有價值的，治療對以後的健康很重要。我們也許會認爲如果某人知道自己可能會感染病毒的話，那麼他會去檢查一下。但是，追求健康不是大腦唯一的目標，我們的大腦裡還有別的模塊，我認爲有一些模塊是設計爲用來忽略的。
不難想象一個人會有以下幾個合理的偏好：（1）他希望有很多性伴侶；（2）他不希望因爲知道自己會危害到性伴侶的健康而遭到譴責；（3）他不介意被指責無知，即不知道自己會危害到性伴侶的健康。這個人也許會抗拒檢查，因爲這樣一個本來有益的檢查可能會讓他知道自己會對別人的健康有害，從而迫使他爲避免因明知故犯受到譴責而放棄性伴侶。
第三點偏好看上去似乎很奇怪。獲得這些信息是很耗時耗力的，並且會使得某人的生活陷入危險。爲什麼人們不介意爲沒有采取相關簡單易行的措施去阻止自己危害別人的生活而受到指控？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和很多有趣的問題一樣，我選擇忽略這個問題。
總體來講，我們是怎樣知道哪一個大腦模塊被設計爲用於忽略的？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Adams）的著作《宇宙盡頭的餐廳》（TheRestaurantattheEndoftheUniverse）中，主人公發現了一副“祖·傑塔200型超級色度危險感應太陽鏡”，它可以使人在面對危險時很幸運地什麼都看不見，並且阻止你再看到任何可能警示你的東西。這確實很搞笑，因爲在這種情況下，面對急迫問題，“忽略”不是好的解決辦法。當你在玩“青蛙過街”遊戲時，你是在和大自然競爭，沒有其他人蔘與，所以無知不再有利。我們再來說說責任的問題。別人因爲你沒有履行責任而給予的指責，只有在社會性的背景下才起作用，特別是根據某人的選擇來評價他的時候作用最大。如果無知帶來的收穫不是社會性的，這時無知會是有害的。
在玩“青蛙過街”時，戴一副“祖·傑塔200型超級色度危險感應太陽鏡”不會有絲毫幫助，你會失去所有的遊戲時間。假設你處於賈森·達納設計的情境中，在看到別人的收益之前你就什麼也看不見了，那麼你可以自由地選擇6美元，只要別人知道你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就不會指責你。
在最公開的環境中，無知最有用。
讓別人認爲你有價值
前面的討論主要是想說明，也許人類的一些大腦模塊被設計爲用於忽略某些信息。這些信息不值得我們花費時間去收集，因爲它們會使得接下來的選擇特別地費力；還因爲它們會帶來社會責任，如果我們不去履行責任就會受到社會性的懲罰。
這些內容在某種程度上相對比較容易理解。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模塊和新聞秘書模型理解起來就比較困難，我需要用大把的假設來幫助我表達清楚我的觀點。我的觀點是，“新聞秘書模塊”是被設計爲用於儲存有利於某些目的的有用信息的，即使在另外的模塊中已經有一些與之相沖突的甚至更加精確的信息。在我的觀點中，有些模塊被設計爲用於獲得系統的基礎信息，比如一些錯誤信息，包括那些其他模塊知道是錯誤的信息。就像電視劇《白宮風雲》中，C·J·克蕾格希望總統對她說謊一樣。
好吧，如果我想證明有些模塊被設計爲用於存儲錯誤信息，那麼我將要好好地論證一番。我要開始了。
我的第一個假設是，確定性是相對的。如果你將人類和地球上其他的生物做比較的話，你會發現我們是高度社會化的。如果你說竹節蟲也是有社會性的，它的外表像樹枝可以避免被捕食等其他問題，那麼你肯定是相對於完全沒有社會性的東西而言。有些事情使得你必須社會化，比如你必須成功地尋找到配偶，但是像竹節蟲這樣的設計是爲了解決非社會性的適應問題。
人類與其他生物是非常不一樣的。人類的成功與避免被捕食、覓食等行爲密不可分。但是人類的成功更加依賴於我們在社會關係中的突出表現。目前正在爭論這個問題：爲什麼人類的大腦如此之大？相對於身體的大小來講，我們的頭的確很大。這個大大的大腦是人類在社會領域中如此有競爭力的一個主要因素。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交朋友和結盟的能力在繁殖成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社會生活重要性的一個有趣的證據是，我們的感知覺有痛苦和快樂之分。對這些感受的一個非常簡單的解釋是：痛苦是告訴你一些壞事將要發生的進化方式，而快樂是告訴你做了應該做的事情的進化方式。
進化也告訴你應該社會化。近幾十年的研究發現，獨自生活的人在身體和心理上更加容易患上疾病。社會關係越少，身體健康就越差。另一方面，良好的社會關係與積極的情緒（如快樂）密切相關。
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實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基普·威廉斯（KipWilliams）在傳統的社會心理學領域設計了一個非常巧妙的實驗。他告訴被試，他們將要進行一個實驗，但是事實上實驗已經開始了。在這個房間裡面有兩個聯盟。實驗助手們參加整個實驗並且是一個聯盟。其中一個實驗助手拿起事先放在屋內的籃球四處投擲。關鍵是那個不幸的被試也投擲了幾次球，但是受到大家的忽視。（接下來的實驗是將真實的場景變爲虛擬的場景，被試在電腦上完成遊戲。和前一個實驗一樣，被試在虛擬的情景中仍然被忽視。）被試在這個看似很輕微的社會排斥中，表現出很高的抑鬱、憤怒和悲傷的情緒。讓被試對經歷過的社會件，特別是被排斥的事件的痛苦程度進行評分時，威廉斯寫道：“被試將這種痛苦和慢性背部疼痛甚至是分娩之痛相提並論。”我想那種感覺非常不好。
不管怎樣，人類是非常社會化的動物，我們的社會適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生存和繁殖。瞭解了這些，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大腦被設計成爲了社會環境中的利益而高度競爭——爲了最好的配偶、最好的朋友和參與最好的組織等等。這些競爭的結果對人類進化中的繁殖成功有重大的影響。
在某些領域，競爭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擁有一個好的配偶比擁有一個差的配偶更加有利。事實上，一個好的配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心理學家傑弗裡·米勒（GeoffreyMiller）認爲，正是對好配偶的競爭，導致我們的大腦進化得如此之大。米勒認爲人類的大腦就像孔雀的尾巴，誇張地炫耀着：大大的腦袋可以允許我做很多事情，包括運動、寫詩、寫關於大腦的書等等。這有助於我們在有可能成爲配偶的異性中吸引到最好的。
在另外一些社會生活領域中，人們的競爭沒有那麼激烈，比如對朋友的競爭。像其他問題一樣，我覺得科學家們對人類社會行爲的認真研究和解釋不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闡述，最好的闡述其實來自電視劇。看看這段對白的第一句臺詞，你是否能猜出將要發生什麼。
我給你的東西，給……給你分享的東西，都是沒有給過別人的。我想知道你有沒有給過我什麼東西是沒有給過別人的。
這是來自電視劇《波士頓法律》（BostonLegal）中的一段臺詞。發生在由威廉·沙特納（WilliamShatner）飾演的丹尼·克蘭（DennyCrane）發現他最好的朋友艾倫·肖爾（AlanShore）［詹姆斯·斯佩德（JamesSpader）飾］與其他男人有一段親密對話（但是是純潔的友誼關係）之後。丹尼繼續說道：
你也許覺得這聽起來很傻，但是我覺得真正傻的是人們認爲嫉妒和忠誠只有在愛情關係中才會發生。我經常懷疑你和那個男人有聯繫。你會在他那裡得到我沒有給你的東西。
艾倫·肖爾爲丹尼消除疑慮：“我愛你，丹尼。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無法想象沒有你我該如何生活下去。”丹尼繼續說道：“我不希望你和別的男人一起站在我的陽臺上，或者任何人的陽臺上。”這個陽臺對於丹尼和艾倫有特別的意義。
在我看來，友誼中嫉妒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了。在發展心理學領域，有研究表明：兒童不像成年人，他們經常很樂意告訴別人自己的某個好朋友在他所有朋友裡面排在什麼位置。成年人則不表態，不願公開這類信息。
不管怎樣，大概的意思很直白。我們每個人只有一個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是稀缺資源。成爲某人的好朋友是有價值的。真正的好朋友在你需要的時候會給你幫助。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是某人的好朋友，那麼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了不可避免的衝突時，這個人實質上會站在你的立場上。
使很多人認爲你是他們最好的朋友之一，是我們社會生物擁有的最有價值的商品。如果人們沒有足夠多的模塊去使自己對別人特別有價值，這也不足爲奇。人們會從幫助朋友那裡得到滿足，也會從交新朋友那裡得到滿足。
最後，人們都想成爲某個組織的一員。有些組織非常排外，很嚴格地挑選他們的成員。大學裡的“婦女聯誼會”和“兄弟會”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的一些團隊沒有這麼嚴格的組織結構，但是同樣重視成員的挑選。任何一部反映某人想要進入某個組織的電影都反映出，進入一個好的組織對於人們的社會生活是多麼的重要。
更加概括來講，我們所做的事情中，大部分都是爲了使自己對周圍環境更有價值。我們想要對社會有價值的願望驅動我們爲獲得知識和資源而付出努力。同樣，我們時時處處都需要和別人競爭，他們也都在盡力把自己培養得被人喜歡、被人愛、被人崇拜和被人需要。
讓別人認爲你有價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是人類適應性問題的關鍵。我們有理由預期我們的大腦同時具有使自己有價值和表現出自身價值這兩種能力。我們對於他人的價值表現在我們的財富、技能、能力、社會關係、智力以及其他種種能力上。還有一項非常重要，那就是健康。
人類的壽命很長。相對於身體的大小，我們的壽命長得有點不可思議。這對於我們正在討論的話題來說非常有意義。“活着”是給別人提供好處的最基本的競爭力，作爲配偶、朋友、同盟者等的價值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點。
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多數的人際關係至少在某些程度上都涉及各種物質和服務的交換。你在我旅遊期間幫我澆花園，我回來後將會幫助你照看小孩。有些人認爲這種雙贏的交換是引導我們成爲現在的我們之關鍵。
在交換中獲益的關鍵是對方必須在自己的身邊。如果你在我離開的時候幫我澆了花園，但是我度假回來不久就死了，那麼你的投資就永遠付之東流了。因此，讓人覺得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會對你很有利。你現在也許可以在我的這些論述中得出基本結論，這也是我的基本論點：讓別人覺得你有大好前途是件好事，即使這大好的前途只是假象。
對於這個問題，我要說的最後一點是，人們的社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社會生活中有很多競爭，一個人的價值取決於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價值就是你將在這個世界上存活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