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科學家給人們關於他們自己研究領域的“一個包含很大錯誤的圖畫”似乎很奇怪，首先考慮在一個沒有書面語言和網絡的時代，那個我們祖先曾經生活的世界，是不可能記錄下古爾德所犯的臭名昭著的錯誤的。如在口語中一樣，當詞快速地被說出的時候，證實是誰說了什麼是困難和不可能的。只是在當代社會中，馬基雅維利主義和戰略性錯誤新聞秘書系統纔可以被記錄下來。
考慮第二個即使現在似乎還是沒有關係。古爾德做得不錯。
其他人正在採用類似的策略獲得成功。在其他地方，關於由斯蒂芬（Stephen）和希拉里·羅斯（HilaryRose）合著的一本書一些文字，我已經寫了相當多，我不在這裡重複。這足可以說這本書的投稿人對於一個虛構的世界非常生氣，在這個世界裡麪人們相信所有愚蠢的事。
來看另一個例子，想想加里·馬庫斯（GaryMarcus），他是誰，我應該說，是我很喜歡的一個人。我們對很多事的看法都很一致，並且我將把我稱作他的一個崇拜者。他是史迪芬·平克的一個學生，他的作品對我影響很大。在馬庫斯最近出版的《複雜的結構》（Kluge）一書中，斥責進化心理學家認爲所有的進化將會導致功能的優化，並且他堅持替換進化這個詞，因爲這個路徑依賴（例如，歷史）交換，以及限制，將會產生“一個足夠好的結果”。這裡關鍵的問題是某些東西設計得好或足夠好，與其是按最佳情況設計出來的兩者之間的區別。馬庫斯的觀點是心理可能不是按最佳情況設計出來的。
爲了符合他的觀點，馬庫斯引用約翰·託比和勒達·科斯米德斯的一段文字：“自然選擇傾向於引起一種積累，最好的功能設計會由此積累起來。”
在這裡馬庫斯對這個引語的戰略性解釋將在一個晚宴中起作用。
史密斯夫人：爲什麼，瓊斯先生？這個湯是今天晚上最好的！
瓊斯先生：謝謝你，史密斯女士。
加里：什麼?!這個湯是真的美味無比，我喜歡小扁豆！但是你不能向我證明這是你曾經做過的所有可能的湯中最好喝的！哈哈！
史密斯先生：誰讓加里·馬庫斯進來了？
引用託比和科斯米德斯的話是一個言語策略；馬庫斯正在期望你將認爲“最好的”這個詞的意思是“完美”或者“最佳”，可這個詞不是。萬一詞義是模糊的，有什麼方法去表達真正的意思？
好吧，在這篇馬庫斯所引用的文章中，引用部分之後的兩段文字裡，託比和科斯米德斯寫道“適應一定是次優的……”，並且，在這篇馬庫斯所引用的文章中，在和引用部分處於同一段的文字中，他們談到讀者對理查德·道金斯的書《延伸的表現型》（TheExtendedPhenotype）的看法：“一個對於許多過程的廣泛討論，這些過程阻止了達到完美最優的選擇。”
如上所述，古爾德和馬庫斯最近在對進化心理學的批評中，沒有對他們的觀點有所補充。戴維·布勒在2008年的晚些時候，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American）上一篇短文闡述了一般的對這個領域的批評。這篇充滿着如此之多錯誤表達的文章從何開始我們很難知道。我認爲我喜歡的部分是布勒寫的：“毋庸置疑的是一些人類心理機制從更新世開始涌現。但是其他的心理機制是遠古進化而留下來的……”他暗示進化心理學家認爲人類是在更新世的時候突然冒出來的，一些模塊在出現日期上早於近期的進化過程，這種事也從沒發生過。雖然這很愚蠢，但那可以成爲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建議進化心理學家按着這條路去單純地對心理髮展的歷史進行思考。
犯戰略性錯誤是好的，我的意思是指“有效”，肯定不是“道德”，這個策略就是當犯錯誤的付出代價低的時候，採用戰略性錯誤就會帶來高收益，比如無論當你什麼地方錯了，你還勸說其他人相信的時候。
因爲發現事物的真實情況通常是比獲得它們的價值更麻煩的事情，犯戰略性錯誤通常是個優秀的策略。
話說回來，我想特別澄清的是，我不是在說古爾德、布勒、羅斯和他們的支持者是（必然地）在說謊。他們有可能是在說謊，但是我認爲更可能是這樣的，即至少在其中一些例子中，他們正在有選擇地閱讀（或記住）一些事情，爲的是去構造一個論點，他們可以用來說服別人的論點，他會給那些他們正在批評的人冠以某種觀點。通過保持戰略性忽視，或者，再一次戰略性忘記，那些他們批評的作者已經做了相應迴應，這些作者可以爭論，不用撒謊，他們的批評是有效的。如果我已經忘了你曾告訴過我這個世界是圓的，我能公開地更正你認爲地球是平的。
戰略性的錯誤需要許多記憶努力。爲了犯戰略性錯誤，需要有設計的相應機制來記住和忘記事實，如果想要記住事實那麼就支持它，如果想忘記就破壞它。已有對這種記憶機制的一些證據，其中之一是一種重要的方法，即模塊是設計去實現犯錯誤的戰略。
所有都在你的模塊中
我結束這一章之前，簡要地介紹一個領域，談談當我談論犯錯誤獲得的優勢時，這個領域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安慰劑效應。在一個安慰劑效應的例子裡，病人吃了一個無效的藥後，病情改善了，通常歸因於他們相信這種物質是，或者可能是一種真正的藥。按照這個意思，他們對他們得到的這個物質的認識是“錯誤的”。在一個不小的部分中，存在一個重要的關於安慰劑效應爭論，因爲安慰劑效應是很難研究的。例如，在一個典型的研究中，使用了一個安慰劑控制組，某些組的病人組獲得了治療，另一些組得到了安慰劑，通過比較痊癒的比例，來看相對於安慰劑組，治療組的病人是否康復得更好。是否一小部分人的病情在安慰劑控制組改善，我不知道，僅從這個研究來看，是否在沒有安慰劑的情況下，人們也會痊癒。
我不想真的加入這個爭論，它似乎和我嚴苛地去進行其他學術爭論一樣（是十分嚴苛），但我舉出這種對安慰劑效應的爭論是爲了讓你去進行爭論。
首先，讓我們清理一下這個概念，你就將會驚訝地發現，僅僅是一些人告訴你一些事（例如，“那些你剛吃過的藥會減輕你的疼痛”）就能改變你的生理狀態或者你心理的體驗（對於疼痛或者其他無論什麼）。當然，這樣可以。人們擁有的深奧的生理機制總是會對人們告訴它們的信息進行反應。當然如果有人告訴你關於一個你愛的人的死訊，或者你贏了彩票，如果這簡單的信息沒有對你產生影響，我們將會驚訝你將是什麼樣子。
但這實際上比安慰劑效應更基礎。你聽到的東西會以某種方式影響你的大腦。再者，如果我們正在避免二元論，加工一些信息所指的所有意思是，你的大腦在以某種方式改變。我們驚訝於一個特殊的人說出的一些話，例如當你吃一個糖片時，一位醫生說的話會影響你的大腦，這是很奇怪的。一個特殊人說出的話如何影響你的大腦，例如一位醫生告訴你一個你深愛的人的死訊？同樣的方式，說的話總是在影響你的大腦和生理機制。實際上，這就是它們所做的。這就是它們能做的。
所以，對我來說似乎這個問題真的一點也不是關於探討安慰劑效應如何發生的，而是探討發生的細節。我們要明白一個不可能正確的答案，即在進化的過程中，對安慰劑效應敏感的人痊癒得比其他人要快，這樣敏感性就一直被選擇。於是，你正在“免費”獲得一些事情。那就是，如果可能治癒得更好或更快，無論是否因爲一些人給你糖或者你相信神或者其他什麼方法，然後自然選擇應該很喜歡這種可以使人痊癒得更快或更好的方法而一直選擇它，不管是否是安慰劑效應。回答得比這更微妙。我不知道我在這裡正在描繪的答案是否正確，但是這是一個思路，而且它與權衡有關。
在我看來，疼痛系統似乎是被設計出來的，至少是部分被設計的，爲了使你改變你的行爲從而避免未來的傷害。這就是爲什麼當你的腳踝破了你會移動，這是用進化的方式告訴你坐穩了。是的，這個系統的發展可能會給你的能力發展讓步，讓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如獲得食物、建立社會關係，或者沉迷於你的偶像，但是做這些事的時候必須去降低未來受傷的概率。當然有時疼痛系統是暫停工作的，我想到的是，比如當你帶着舊傷參加一場關鍵的比賽或戰鬥。讓我們想象在戰場上某個士兵，他停止護理自己受傷的腳趾。這個疼痛是有用的。現在再想象同樣是這個忍受疼痛的士兵僅僅是在他同胞後大聲呼喊：“他們就在我們後面！”我們聽到的詞已經深刻影響我們的經驗；這是很好的設計。
所以，疼痛的機制是一種權衡。如果我現在休息，身體的資源可以被用來治癒病痛而不是去做其他重要的任務。權衡是治癒病痛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用全部力量來維持一個免疫系統的工作是非常耗費能量的；實際上壓力在許多生物中，包括在人類中，抑制免疫系統的活動。這體現了一個權衡，即當有機體是抑制的，資源一定會從免疫系統轉移的。
所以，可以把疼痛看作是一種關於如何權衡治癒病痛和其他人可以做的任何事的信息。如何做出這個權衡取決於很多因素，但其中一個因素，特別是對人類而言，是社會生活。如果我陷入麻煩中，並且社會生活是支持的，似乎我不需要把治癒病痛放在最優先的位置。我能漸漸收回我花在治癒病痛上的能量，並把它們使用在其他有用的活動上。所以在一定環境下，“拒絕疼痛”是有意義的，自信我不需要去獻出我所有的身體資源去立即治癒病痛。在這種觀點下，安慰劑效應是重新向下設定權衡點。拒絕疼痛，去做其他任務。
很多人已經從病人和醫師或醫治者間關係中討論了安慰劑效應。可能是這樣。如果某人照顧我，並且這個人相信無論她做的什麼都是有用的，然後我最好把這個昂貴的治癒系統向下調整。爲什麼一個你信賴的醫師或者朋友不會按這種方式對你的生理狀況產生影響，以相同的方式，醫師或者朋友需要說多少話才能影響到你？只要這種宣稱中不包含安慰劑效應給予身體“額外”的治癒病痛的能量，而只是改變生理的權衡，我能想象會出現對這種現象的任何可能解釋。
概括
這章內容不少，在結束之前，進行一個簡要的概括。到目前爲止，我已經用了短語“戰略性錯誤”來討論一攬子的現象，而其他人喜歡用其他種類的詞和觀點來說明這些現象。雖然我認爲一個術語如“積極錯覺”是巧妙地去描述其中的一些效果的，可我喜歡“戰略性錯誤”這個詞，因爲我認爲它指出了這些系統的作用，勸服他人一些事，如果他們相信你，你會更好。然而我用一個“錯覺”描述一些發生在一個可笑的環境中的事情，如一個副產品的錯覺是把它們的一些機制假設爲有用的，我認爲犯“戰略性的錯誤”是你大腦中的不同部分都發揮作用的最好方式。
一些人已經提到一些如這章中作爲例證的“自我欺騙”的效果。直覺是這些例子表明我可能相信一些事，而一個沒有偏差的人掌握相同的信息卻不會相信，比如我的足球隊會贏得比賽，即使在半場結束時我們還0∶2落後；我是個優秀的司機，即使我已經撞到了一個固定的物體；或者我能控制我扔出的骰子。整個大腦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並且甚至可能在某種情況下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我“真的知道”“在某種水平”，但這是“欺騙自己”而去相信其他什麼東西。
如果沒有模塊化的觀點，這些現象是很神奇的，有了模塊化就不足爲奇了。大腦中的一些部分（一些模塊）是設計用來具有某種功能的，而不是保持正確，因爲一定的策略有其帶來的益處。這些模塊進行宣傳，並且，像很多傳統的政治宣傳一樣，信息不總是精確的。
在我看來繼續討論“自我欺騙”沒什麼值得高興的。這個帶標籤的問題出自於心理學的對於“自我”這個詞的強調，認爲存在一個統一的“自我”去代替一個模塊的集合。如我們在下面兩章中將見到的，幾乎任何時候你碰到一個有“自我”一詞的理論，你應該檢查一下你的知識系統。這裡，我沒有看見爲什麼以一些系統化的方式犯錯說明存在任何的自我欺騙。我想可以稍微這樣想，欺騙在某種意義上是和其他事情一起發生的，但這不是說一個模塊從另一個模塊中抽出什麼東西。
如果較少地去猜測什麼是正確的可以使一些社會策略問題得到最好的解決，因爲勸說的價值，我們將會期待許多模塊被設計，這些模塊會在對一個人的特質、能力和未來的問題上犯戰略性錯誤。
有時，也可能是通常，真相是有用的。所以不必驚訝，當你發現一些模塊是設計用來發現真相的。
那麼，如果有兩個不同的模塊有不同的功能，一個爲了說服的目的需要犯戰略性錯誤，而另一個爲了其他一些目的需要儘可能正確，會怎樣呢？你可能有這樣一個表徵，一個人到目前爲止一直是個優秀的司機，現在他要決定是否在高速路上酒後駕駛。理想的情況，你想要的是公共關係模塊去犯戰略性錯誤，但是決策系統將會選擇那個正確的。這會導致對某個特質需要在同一個頭腦裡出現兩個相互矛盾的表徵。
這聽上去應該很熟悉。我們在這本書的開頭出現過這些例子。這些觀點在下一章中還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