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觀點來看，人們努力提高自尊的原因似乎是他們真的想做點什麼事情（與大腦外部的世界有關，而不是與大腦內部的世界有關），特別是那些使他們變得對於他人更有價值的事情。如果成功了，自尊就會提高。最近，對這一觀點的改進與模塊化的觀點產生了共鳴，他們認爲有許多刻度表在監測一個人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表現如何，而不是隻有一個刻度表。（這一觀點的另一個結果是人爲地提升人們的自尊大概不會特別有用。就好像將油表的指針撥到“滿”的位置不會讓引擎開動。）
所以，犯錯可以幫助解決適應性問題，尤其是社會問題，因爲這些（錯誤的）信念會對其他信念產生影響，僅僅爲了感覺更好而相信非事實的情況在進化上沒有意義，就像狗熊的例子所描述的那樣。狗熊的例子太過極端，但對於沒有那麼極端的例子來說，情況也是這樣。犯錯越來越多的人，會做出越來越多的糟糕的決策，卻會感覺越來越好，這些人總會在進化的比賽中輸給那些感覺越來越糟卻做出了明智選擇的人。
當試圖解釋大腦如何工作，而非關注人們如何感受時，關注功能的結果就非常重要了，因爲是這些結果對進化產生了重要影響。並且，非常普遍地，犯錯（仍然撇開我在這裡提出的所有論證）導致了糟糕的結果。關於人們被驅動去相信關於他們自己的非事實的情況的論證，有一個特別惱人的障礙需要解決：你必須解釋錯誤的信念如何補償犯錯的代價。
不僅如此，如果你再倒退一點，很容易發現這個論證本身有點奇怪。爲什麼假定人們願意爲了讓自己感覺良好而去相信錯誤的事情，卻不假定人們願意相信關於他們自己的真實情況並且不會對此感覺很糟呢？沒人喜歡我。好嘞！我不需要寄出成噸的節日賀卡！爲什麼不享受這種狀態，別用如下這些複雜的想法折磨自己：每個人都真的喜歡我……耶，就是這樣……他們只不過是太忙了纔沒空打電話給我，所以……所以，耶，我對自己感覺很好……
在某種程度上，很容易認爲，人們相信錯誤的事情是因爲他們想有良好的自我感覺。這是一個有力的直覺，並且心理學家們肯定已經推廣這個普遍的想法很久了。但是好的直覺不是好的心理學。作爲一個理論，當人們仔細檢查它的功能時，就會發現這個有關動機的想法很可疑。進化上，爲了感覺良好而犯錯有什麼好處？作爲一個證據，我們已經看到，關於自尊的數據看上去不大好。
既然你不能深入地解釋人們對於自尊的追求，那麼是時候換一個新的想法了。
對我說謊……
所以佛瑞德究竟怎麼了？
基本上，所有圍繞在自我欺騙周圍的困惑都源自同一個基本的錯誤：在所有這些案例中，人們不考慮心智的部分，只談論這個人有這個信念、那個信念，或者這兩個信念，畢竟心智是唯一能夠擁有信念的事物。似乎所有人都忘了不論這個人作爲一個整體做了什麼，都是他的大腦在真正起作用。一旦你想知道“這個人”如何擁有兩個相互矛盾的信念或者動機，你就已經有麻煩了。
我發現所有由此而來的問題都有點複雜。當人們討論其他的信息加工設備，比如電腦時，他們不會過分擔心這一點。瀏覽計算機論壇時，你會發現許多像這樣的帖子（我將許多帖子融合成了一個）：
我把新增的硬盤連到主機上，安裝完成了。但是，現在在我的電腦裡卻找不到這個硬盤。
計算機“相信”新的硬盤已經在那兒了嗎？它似乎知道新硬盤在那兒，因爲已經完成了安裝程序，但同時它又似乎在否認它知道新硬盤的存在，因爲在最重要的“我的電腦”裡沒有顯示。我們應該擔心嗎？
我忍不住想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們會如何理解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矛盾嗎？因爲電腦既相信又不相信硬盤的存在。也許電腦被驅動爲不承認硬盤的存在。也許承認硬盤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會威脅電腦的自尊。（電腦可能會想：只有40G容量？這樣的存儲設備只能被我踩在腳下！）
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們似乎一直在勸說你認真考慮一個想法，就是類似“約翰自己被驅動說服相信他的妻子不會背叛他”這樣的事情是有意義的。當你想到肯定是約翰的大腦或者他大腦的某些部分在說服他或者被說服時（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麼呢？），你就會發現我們說的是約翰的大腦被驅動去說服他的大腦相信他的妻子沒有背叛他這回事。這足夠讓我——全部的我——頭痛了。我是說，如果勸說的一方和被勸說的一方是同一方，那爲什麼不簡單地相信它和利用它呢？
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們常常會用有關“意識”和“認識”的內容迴應這個問題。他們會說他們的意思是大腦的某些無意識部分在對意識部分做一些事情，我覺得這麼說還行，就和我們清楚地討論過的內容一樣，大腦的某些部分對另一些部分產生影響。我覺得這是一種類似於“巴斯”的解釋，大腦的不同部分僅僅將特定種類的信息傳輸給巴斯，常常用來“保護”巴斯的自尊，等等。這很好，只要你把巴斯看作是另一組大腦的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看作在丹尼特的笛卡爾劇場裡看電視的小人就行。
回顧一下我們的哲學擔憂吧，兩個矛盾的信念“能夠被‘分離開’，以至於當P出現在腦海中時，它們不會‘相撞’”。注意，在這裡，信念“出現在腦海中”，如果有一個巴斯在處理這些“思考”，那麼這個概念就很有意義了。但是如果我們認爲大腦擁有一系列系統，並且這些系統在同時做許多不同的事情，那麼這個擔心就又不存在了。從加工信息的角度看，他們全都在“思考”。它們中的一些是有意識的，一些是無意識的，但是沒有理由過度擔心“想法們”之間可能會互相沖突。他們會在自己的模塊裡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相撞”的概念只有可能在默認的情況下信念或多或少地集合在一起時纔會有意義。有可能情況恰恰相反，就像在有關車輛的討論中所說的那樣：不同系統之間的連接需要構建才能成立。
所以，現在可能清楚了，我對於佛瑞德怎麼了的看法是，有一個策略性的錯誤信念存在於他的公共關係模塊中，同時又有一個矛盾的信念存在於指導他的行爲的模塊中。公共關係系統就像它被設計的那樣，負責宣傳他會康復的信念，勸說其他系統相信他仍然是一個好的投資對象。這些系統甚至導致他花費50美元預訂一趟他不大可能享受到的郵輪旅行——爲一場宣傳戰爭付出的小小代價。這不是說如果人們認爲佛瑞德死期將至，他們就會完全放棄他，像傳說中的愛斯基摩人被留在冰原上那樣。但是在一個高度競爭的世界，人們會希望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能夠帶來一些回報的人身上，不論以哪種方式。佛瑞德的公關係統就是被設計用來產生一些微小的差異的。
就像人們可能會想到的那樣，其他模塊是被設計用來盡它們自己最大的能力提煉真相，進而做出明智的選擇，並且忽略公共關係系統中的信息的。例如，一些模塊可能被很好地設計成聽從那些能夠給出重要信息的人的建議。在佛瑞德的例子中，就是醫生。爲了使言行一致，我已經說了公共關係模塊是被設計用於從最合理最正面的角度解釋行爲。這樣的系統將有可能說“我不用治療也會康復”，和接受治療這件事達成和解，最終產生一個接受治療的合理理由去治療，比如爲了某個別的人做這件事。但是沒有什麼東西會強迫部分或者所有這些信念都要和諧共處。
所以，佛瑞德“相信”他即將死於癌症嗎？這個問題就像問“你停止毆打你的妻子了嗎？”一樣，它假定了一個與事實矛盾的前提，就是討論佛瑞德（佛瑞德的全部）相信什麼是很敏感的。佛瑞德作爲一個整體，不相信任何事情，因爲大腦不是被這樣構建起來的，並且在用這種方式解釋佛瑞德的悲傷故事時不會特別令人煩惱。佛瑞德的衝突表徵並沒有比繆勒-萊耶錯覺或者任何別的類似錯覺更復雜。只要一個人不是致力於回答這樣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即佛瑞德“是否真心誠意地相信”他將死於癌症，那麼佛瑞德的行爲就不會讓人難以理解了。
存在矛盾的信念在直覺上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模塊化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視錯覺的例子中，常常是一個系統，即視覺系統，被設計成根據特定的邏輯工作，從視覺世界接受信息並建立對於外部世界的表徵。另一個相關係統，或者很可能有許多系統，被設計用於從其他系統獲得信息。被告知繆勒-萊耶錯覺中的兩條線段一樣長是受到了不同於視覺系統的邏輯的驅動。
一個普遍的規則（雖然不需要總是正確）是，如果一個表徵不是對於事實的最佳估計，那麼它就會被更經常地與新聞秘書系統相聯繫，新聞秘書系統具有勸導功能。出於許多目的，可能有其他系統的功能不是勸導而是保持最接近事實的表徵，因爲做正確的事是有用的。
所有這些得到的結論是“自我欺騙”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解釋。它就那麼發生了，由心智的組織方式引起，帶着許多分區，在一個分區存在策略性錯誤的表徵，在另一個分區有更加準確的表徵。
最後，意識和無意識有什麼區別嗎？意識，某種程度上，是與社會世界和與“透露”給他人的信息相關的。對於事物的“意識”表徵有利於使他人相信，這一點與意識的新聞秘書功能相一致。這可能可以幫助解釋爲什麼“策略性的錯誤”信念似乎是意識可以理解的。
當然，我不是說這就是意識的功能。我想說的是我們也許可以通過某種方式確定與意識有關的大腦系統的功能，這種方式（恰巧）與我們確定許多與意識無關的大腦系統的功能的方式相同。
所以，就意識系統被設計用於公共關係的程度而言，有許多策略性錯誤的表徵存在在這些系統中，這不足爲奇。並且，相對的，“真實的”信息，那種其他系統相信了就會遭到毀滅的信息，就會被放在新聞秘書系統之外。
模塊化允許心智的新聞秘書被誤導，這是另一個能夠說明策略性忽視的潛在優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