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道德與矛盾(2)

在“反對墮胎”的特例中,它的立場充滿矛盾,在懲罰方面也存在着類似問題。2007年11月,在硬球(Hardball)節目裡,克里斯·馬修(ChrisMatthew)對戴維·奧斯廷(DavidO’Steen)(國家生命權委員會執行董事)的採訪是這樣的:

馬修:我一直對反對墮胎的運動帶有一些疑問。如果你認爲殺死一個胎兒或者說一名未出生的孩子是謀殺的話,爲什麼你不把孩子的母親帶上法庭控告她謀殺?當你認爲墮胎是謀殺的話,爲什麼你不會懲罰那墮胎的母親?

這個問題我也考慮了很久,我和馬修一樣都認爲這是一個毫無疑問事情。

認爲流產是“殺死一個人”的奧斯廷迴應道:“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對一名女性執行刑事處罰。”我認爲這根本不是一個好理由,他只是把問題重新說了一遍。奧斯廷繼續說道: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們是怎樣被逼選擇墮胎的”,這根本就是離題,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他最後開始談到:“應該給醫生民事處罰,拿走他們的經濟獎勵。”

這仍然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如果你認爲墮胎屬於謀殺的話,那你一定也認爲一名女士找醫生做流產就是請求醫生去謀殺。如果你反對墮胎條款,並認爲一個受精卵是一個生命的話,那麼你應該也會同意主張廢除這一法律的其他法律條款也屬於謀殺。我們的社會有關於僱人謀殺的法律和規則,在我們的電影和電視節目中也傳達過這些信息,比如約翰·庫薩克(JohnCusack)主演的《這個殺手將有難》(GrossePointeBlank),我認爲這是部很好的電影。

即使有人沒有那麼在乎這些事情,你不覺得通過拿走經濟獎勵的方式去防止謀殺的方案很奇怪嗎?這讓我想起《杜斯別裡家族》(Doonesbury)這套老動畫片,在故事裡有幾名警察拿槍指着一名剛搶劫完畢的盜匪,讓他把搶來的東西放回原位,要不然他就會被罰款。(我覺得這套卡通片在諷刺社會對白領的犯罪人士只做出罰款的懲罰。也就是說,偷一點錢的話你要去坐牢,偷很多錢的話你卻只要接受罰款……)

在2008年,墨西哥的高等法院提出了關於人工流產的制度。《紐約時報》報道說:

在兩名法官中,其中一名叫馬里亞諾·阿蘇埃拉(MarianoAzuela)的反對該制度的法官聲明,生命是在受精的那一刻就開始了的。他說:“從某些方面來講,我認爲女性在懷孕的情況下是必須讓自己存活下去的。當她不想要腹中胎兒的時候,她也必須承受整個過程所帶給她的痛苦。”

如果生命是在受精的那一刻就開始的話,我們的問題在於如何對他進行保護,那麼下一部分的內容應該是關於如何保護那個生命。但事實不是這樣的,而是關於女人所必須承受其所帶來的痛苦。這對我有相當大的啓發。這好像意味着法官對懲罰女性的性行爲比對拯救生命更加感興趣。

在這個有趣的情景下,被強姦的女性是例外的。這是不是指,自願參與性行爲的女性需要承受整個懷孕過程給她們帶來的“痛苦”,而被迫參與性行爲的女性就不用接受這種懲罰?如果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的道德判斷是如此的話,這就幾乎意味着我們在直覺上對流產的看法是關於女性的,而與拯救生命毫無關係。

讓我明確一下我的立場,我並不認爲,我們主張人工流產是合法的是根據我們的基本原則,比如個人以及認爲女性擁有對她們身體做出選擇的權利,而不受政府的干預,並直接將這些原則運用到對人工流產這個問題上。我認爲人們主張人工流產爲合法的決定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只是用這些基本的原則去使得他們的立場正當合理。

我也不認爲大多數反對人工流產的人是在保護生命,因爲他們觀點的起源是認爲受精卵是生命,殺死它們是錯誤的。我認爲反對人工流產的人也有其他的原因,他們也只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彰顯他們的立場。

那些其他的原因是什麼呢?

問得好!心理學家一直在找尋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也是當今一項熱門的政治辯題。

毒品

毒品真的讓我感到非常奇怪。

除了人人皆知的咖啡因、酒精,以及尼古丁以外,在美國有很多毒品是被禁止販賣和使用的,比如興奮劑、鎮靜劑、迷幻藥等。毒品政策似乎沒有體現出個別擁有政治權利但是死氣沉沉的笨蛋的願望,這些人不希望任何人有點樂趣。毒品政策得到廣泛支持,候選人都希望給人以“對待毒品態度強硬”的印象。可見毒品在選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爲什麼人們認爲毒品是不好的東西並且想讓法律禁止它呢?簡單的回答是:毒品是有害的,站在道德的立場上來看,我們應該制止有害的東西,而政府也應該保護人們免受其害。

但不可能是這樣的。首先,如果以上是打擊毒品的主要論點的話,那麼人們也應該在使用尼古丁和菸草的問題上積極地爭論。很多研究都表明,在美國香菸即便不是導致人們死亡的頭號殺手,也是主要的殺手之一。如果我們真的關注毒品的傷害性的話,菸草早就該被禁止了。絕非如此。

不僅如此,人們每天都會做許多危險的事情。我要冒險說一句,每一名嘗試過“反對速降滑雪”的人都是在拿生命開玩笑,都是瘋子,或者他們都是想保護山上的生態環境。說真的,“對毒品的戰爭”與選民的捐贈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只對防止他人對自己的身體造成傷害比較關心。

醫學界的人一般會抱着“我親眼見過毒品能對你做些什麼”的不祥態度告訴你爲什麼他們反對濫用毒品。他們也見過你用錯菜刀的後果是什麼,但他們可沒有因此提出反對使用菜刀的提議。不僅如此,而且這也不是重點。如果你認爲濫用毒品是有害的,並且想減少它對你的傷害,那你的論點就一定是要禁止毒品的使用以減少它對人類的傷害。如果你支持這個觀點的話,你必須承認你在原則上是不反對毒品使用的。如果毒品對人們的傷害較小,整體來說,如果它們的合法性大於非法性的話,那麼你一定會贊成毒品使用合法化。按照我的經驗,如果人們認爲合法毒品的使用會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的話,就沒有人會站在贊同使用毒品的立場上說話。你說毒品就是不好,行,這不是毒品本身的錯,而是圍繞着毒品所造成的犯罪以及暴力事件不好。這聽起來挺有道理的,但這仍然不是個好理由。

有一些基本的經濟原理能夠解釋爲什麼毒品交易所造成的暴力事件是非法的。由於參與非法交易的人不能夠得到法院以及警察的保護去執行他們的交易合約,他們必須自己執行。非法交易者不能夠依賴警察去保護他們的安全,因爲向警察報失丟掉的毒品,也許反而會引起他們對你參與毒品交易的懷疑。因此,他們保護自己的方法就不僅僅是把自己關在門裡。因爲這些問題,暴力,以及至少以暴力相威脅成爲進行非法活動的人們的必需。毒品非法的事實製造了暴力的氛圍。

不相信我說的話嗎?“當毒品爲非法的時候暴力行爲會增加還是會減少?”美國1920年至1933年期間的一項最好的實驗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這項實驗就是美國憲法第十八次修正案。酒精是不好的,那我們就通過法律的力量禁止大家飲酒。那麼結果如何呢?

當禁止令生效的時候,買賣酒精的黑市就出現了,其結果可想而知:犯罪率上升,產品的質量下降(還有誰能去抱怨?),甚至像阿爾·卡彭(AlCapone)這樣的犯罪分子在這個時間段賺了做夢都想不到的大筆黑錢。當然,有很多因素影響了全國的犯罪率,包括經濟因素,但是我們看到謀殺率在禁止令生效之時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當禁止令廢除的時候謀殺率也隨之有了大幅度的減少,這樣的事實確實很有說服力。

我不是想說菲利普·莫里斯(PhilipMorris)和庫爾斯(Coors)做得不好,感謝你們,我只是想說他們不用在本土用湯米槍(tommygun)進行對抗。

有一些人反對毒品合法化是因爲他們認爲毒品會“給社會帶來威脅”。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毒品被合法化,我們所有人都會抽大麻抽得很亢奮,導致什麼事也做不成。”

我不知道該怎麼迴應上面的話。根據他們的前半句話,他們的意思是說毒品合法化的話大家都會使用,這根本就是胡說八道。如果因爲其他一些原因,你不認爲毒品是壞的或使用它是錯的,那很多人使用毒品和它是否合法化根本一點關係也沒有。

此外,有一些毒品比如酒精是合法化的,而人們並沒有因爲飲酒而什麼事也做不成。一個原因是,在生活中有比變得亢奮更刺激的嗎?再說,人們有很多喜歡做的事情,比如去度假、、看電視、在度假的時候一邊看電視一邊;而且社會是在不斷向前進步的。以上的爭論根本不能成爲反對毒品的理由。

我說這些論點不是想說服你美國應將使用毒品合法化。我只想說有一些人對禁用毒品的觀點就像一個裂腦病人說“鏟子的功能只是用於清理雞屎的”。這是大腦新聞秘書杜撰出來的原因,而非整件事情的真正原因。

但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它是很強大的。有多強?一種特別引人注目的支持毒品合法化的論點認爲,毒品合法化對反恐戰爭會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說買賣毒品所賺來的錢填滿了恐怖分子家裡的保險箱,人們至少得開始談論將毒品合法化以便降低它的價錢。時不時都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但只有少數人認真地對待這件事。

爲什麼人們如此反對毒品的使用?在我們清醒的意識裡有什麼隱藏的模塊影響着我們對此事的判斷,它的功能又是什麼呢?

這是個好問題。有很多心理學家正在努力地爲這個問題尋找答案,這與國家的安全問題有着密切的關係。

不道德的市場

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Surwiecki)最近出版的書《羣體的智慧》(TheWisdomofCrowds)中說到有很多人能給問題做出非常好的回答。比如,在百萬富翁節目(WhoWantstoBeaMillionaire?)裡,當玩家面臨難題並向現場觀衆尋求幫助的時候,91%的觀衆都會給出正確的答案。

這說明了大衆的智慧是比用於在遊戲節目回答問題更實用的;大衆能夠預知未來。想象一下人們能夠賭下一屆美國總統的選舉誰會贏。下賭注的規則是,你可以付一些錢購買任何候選人的“股份”,如果你的候選人勝出的話,你將會得到每股1美元的收穫。如果你的候選人落選的話,你將會失去你付的錢。

當所有人都能夠下這種賭注的時候,他們所下賭注的價錢在總體上反映了每一位候選人能夠勝出的概率。如果大家都認爲一名候選人能夠十拿九穩地勝出的話,該候選人賭注的價錢就會很高。因此,價格反映了人們認爲會發生的事。

舉個稍微極端的例子,如果你認爲佛瑞德能夠勝出選舉的話(如果你真的能夠預測未來),不考慮利息的因素,你一定願意以不高於99美分一股的價錢在他身上下賭注,因爲每股終究會升到1美元的價位。你也會在期貨市場賺到1美元減去你每股購買價錢的餘額,其結果是每股價格終究會升到1美元。

這樣做就意味着,你在“告訴市場”佛瑞德一定會勝出這場選舉。該市場結果會讓你賺到一些錢——1美元減去你每股購買價錢。人們觀察市場,見到價格升到1美元,就知道市場參與者幾乎肯定佛瑞德會勝出選舉。這種投資方式能讓大衆預測社會的未來。

這個概念可應用於任何其他價格。隨着人們不斷地買賣期貨市場的股份,大家的投資也就“聚集”了大家對未來的預測。如果一些期貨市場以每股50美分賣他們的股票,大家就會認爲他們的投資會面臨一半的成功率以及一半的失敗率。隨着價錢不停地增長,我們認爲投資成功的概率會增加。隨着價錢的下跌,我們認爲投資成功的概率也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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