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講我和陳白露的三次見面吧，那時我們還不是好朋友。
我第一次見到陳白露是在五年前的春節，在老首長家的客廳裡。
那天天氣奇冷，烏雲下灑着冰珠。我穿着雪地靴，渾身包裹得只露出兩隻眼睛。在院子裡下了車，沿着石子小路跑進客廳，看到一個鵝蛋臉、削肩細腰的女孩子坐在沙發上，眼睛向我靈活地一瞟。我也看她，她穿着一件白色薄毛衣和黑色長褲，黑色的平底鞋上露出一截雪白的腳踝。鼻樑高聳，脣線分明，神采飛揚得使人一凜。
“這是陳白露，你們倆誰大一些？”老首長邊切着雪茄邊說，他年紀太大了，手總是在抖。
陳白露說了她的生日，聲音乾脆又伶俐。
我們同是1988年生，她出生在萬聖節，我出生在光棍節，我比她小十一天。老首長不懂什麼叫萬聖節，絮絮叨叨地叫秘書把禮物取出來。
一模一樣的兩隻方形扁平盒子，打開，是鑲了一顆珍珠的白金項圈。我和陳白露一起道了謝。
秘書又送來一隻木匣，說是單給陳白露的，木匣先放在我這一側的茶几上，小銅鎖上刻着“CUBA”。
“你吸雪茄？”我問。
她抿嘴朝我一點頭。
“外面買不到的。”老首長說。
老首長的雪茄，外面當然買不到，不是錢的問題。我知道這雪茄珍貴，既然老首長能分出一大匣來給她，說明這女孩來路不凡。
後來護士走來說老首長要休息了，我們就告辭了。說起來她家和我家間隔不遠，我們只要了一輛車，她端坐在我身邊，在後視鏡裡露出一截瘦削的肩膀。
我們一路上沒有講話，沒有交換手機號，或者問對方在哪個學校讀書。我不是天生能和人熱絡起來的人，況且她的眼神太活，表情卻太冷，看上去毫無和人交談的。
她家住在一個機關最老的小區，五層樓，紅磚房，小區裡的楊樹需兩人合抱，小區外的小餐館敞着大門迎着北風，肥胖的老闆娘打罵着自己的孩子。這裡已經被原來的住戶拋棄了，住滿了收入不高的上班族。
昨天颳了一夜北風，每棟樓門前都堆滿了枯枝。
她在一扇鏽跡斑斑的單元門前下了車，消失在黑洞洞的樓道里。直到那時我才肯相信她真的住在這裡—從打扮、舉止和老首長對她的態度看來，她無論如何也不應該住在這種地方。
“她是誰？”車子繞過光禿禿的花壇掉了個頭，我問司機。
司機說他也不清楚，只知道她的爸爸曾經是老首長的部下，後來不知道犯了什麼事，再也不來往了。每年只有陳白露一人來給老首長拜年，走的時候帶走一些酒或雪茄，有時候是茶葉。司機跟老首長有七八年了，所以這個女孩子家和老首長的淵源，應該能追溯到更久遠的時候。
我心裡的八卦之火被點燃了一瞬間，但是很快又熄滅了。
如果我後來沒有再遇到陳白露，我對她的印象將止步於她披着白色的長風衣、昂首踏過一地枯枝敗葉的模樣；我將對她的身世和經歷有無限的猜想，在我放空的時候，可以給她編一個傳奇的故事當作娛樂。
不，這不是我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我多麼希望她沒有再次遇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