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在很長一段歲月裡，我幾乎投入了全部的生命來實踐我認可的某種真理。甚至，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寫作《大漠祭》《獵原》和《白虎關》的二十年，也是我進行人格修煉和智慧求索的二十年。那二十年中，我是在禪修的間隙裡寫作的。許多時候，每天禪修四坐，每坐近三個小時。閉關期間，我甚至每日禪修二十個小時以上。
我曾修過八年的小乘禪定和十二年的密乘光明大手印，並得到了高僧大德的印證。
也許，要是沒有這種人格歷練和智慧修煉，我僅僅是個庸碌的涼州人。因爲身邊多知足常樂得過且過者。我的四周，充斥着猜拳喝酒和麻將的轟鳴。除了自省和重塑人格之外，我幾乎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助緣。
需要說明的是，後來我才發現，文壇既不像我期望的那樣神聖，也不像“打碎”時的那樣令人絕望。它還有一定的底線，更不乏我向往的光明。真的，我身處窮鄉僻壤，卻遇到了那麼多的幫我的好人。我不認識評委，卻獲了那麼多的獎。我一個西部的農家子弟，能有今天的成績，便得益於那些我命運中的“貴人”。
藉此機會，我向幫過我的所有“貴人”致敬！
04
我第三次打碎的，是宗教對我的桎梏。
關於我的宗教之旅，我曾在《白虎關》“後記”中寫道：多年來，我一直進行在“朝聖”途中，而從不去管我經歷過什麼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臺山的幾乎所有寺院，但我沒記下一個名字。只記得，數十天裡，我寧靜地走在那“朝”的途中。當然，我心中的朝聖，不是去看哪座建築或是地理風貌，而純屬於對一種精神的嚮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聖僅僅是在淨化自己的靈魂，使自己融入一團磅礴的大氣而消融了小我。
更多的時候，我的朝聖都選擇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爲只有當自己拒絕了喧囂而融入寧靜時，你纔可能接近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許多次接近朝聖的目的地，卻選擇了遠望靜思，而後轉身。因爲我朝的不是那幾座建築，或是那幾尊佛像。不是。我在嚮往一種精神並淨化自己，這也許是真正的朝聖。我心中的聖地，已不是哪個地域，而成爲一種象徵，成爲命運中不可褻瀆或碰撞的所在。它僅僅是我期待、遙望、嚮往的某種東西的載體。我生命中洶涌的激情就源自那裡。
多年來，我研究了世上十多個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蓍那教以及佛教的幾乎所有流派。我甚至深入到了它們的支流和深層。我不僅僅是在研究，更是在實踐印證。我的“行”與“學”，是想汲取一種能滋養人類靈魂的養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後，已成爲一種遠離真理的教條化存在，都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爲另一種意義上的枷鎖和鐐銬。當然，被制度化的文學同樣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絕對自由，即任何外現和存在都干預不了主體的獨立、寧靜和大自在，這纔是真正的解脫。宗教被制度化後，卻遠離了這種精神。繁冗的教條使宗教變成了心靈枷鎖，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爲另一種“買賣”。數以億計的信仰者，其目的，僅僅是想用那點可憐的信仰銅板，換來金山般的福報。更可怕的是，制度化宗教也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使“信仰”成爲另一種意義上的貪婪“誘因”。我們知道，幾乎所有能發酵的貪婪誘因，都是罪惡。因此，我在《我的靈魂依怙》一書中“題記”道：“真正的信仰是無條件的。它僅僅是對某種精神的敬畏和嚮往。信仰甚至不是謀求福報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創作自由亦然。當世上所有的制度、規矩、外現、存在，只能成爲創作主體的養分，而不是枷鎖和鐐銬，也即所有外現干預不了創作主體的獨立心靈時，自由纔可能產生。自由是心靈獨立後的產物，是“了無牽掛”後的本真顯現。
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我僅僅是個信仰者，而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是——“教徒”。我僅僅是敬畏和嚮往一種精神，而從來不願匍匐在“神”的腳下當“神奴”。我最不愛聽消解了“智慧”主體而滿口宗教詞彙的那套話語。
當我用“行者加學者”的身份契入超越宗教名相的真正精神，達到一種難用言表的境界時，寫作就成了我的信仰。在哲學的教條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學的功利化之後，我一直在尋找一種新的東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的營養，但又能超越母體。它拋棄宗教之制度化詬病，拋棄哲學之繁瑣，文學之虛浮，成爲一種能“直指人心”的東西。它簡單，澄明，乾淨，質樸，超越名相，能春雨潤物般爲靈魂提供一種滋養。
有人說，這個時代，是一個衆神缺席的時代，教徒們仍在頂禮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卻不見了。
如上所說，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學習和實踐之後，我終於進入了宗教的核心，卻發現：那些制度化宗教也是滋生罪惡的溫牀。雖然宗教中洋溢着真理的光明，但同時充斥其中的，多是迷信的大衆，更不乏罪惡的細胞。
在制度化宗教中，我也經歷了諸多的莫名其妙：我曾用一個作家黃金買不來的幾年生命寫了兩本書：《我的靈魂依》和《大手印實修心髓》（甘肅民族出版社）。它們很快被翻譯成了英文。對它們，宗教文化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爲貢唐倉大師撰寫年譜的藏學家、原《甘南報》主編紀天材先生就說它們揭示了千年來佛教不曾明示的諸多奧秘，是佛教文化與時俱進的產物，必將在佛教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加拿大佛教學者孫萬朋博士認爲，那兩本書對瀕臨滅絕的香巴噶舉大手印文化進行了搶救、挖掘、整理和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文化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孫博士著文稱：“香巴噶舉歷來以實踐爲主，不圖虛名，歷時千年傳承至今，保存了最系統、最完整、最純粹的大手印傳承。雪漠既是受益者，也是傳承鏈上的重要一環。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及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詣。他吸收了人類諸多優秀文化的精髓，更經過了十幾年如一日的修證實踐，無論其‘教’和‘證’，以及其胸懷、其見地、其學養，都遠遠超越了傳統的宗教實踐者。”一些大德也對作者進行了肯定、印證和授權。許多讀者更是愛逾性命，視若珍寶，還有人——如山東的古之草——爲它寫了上千篇文章。該書翻譯爲英文後，國外學者也專程前來西部，拜會作者，請教問題。
但同時，那些想靠宗教謀利者，對它們卻視如毒蛇猛獸，高價收購，或埋入地下，或打成紙漿，或拋入大海，原因是書中有着跟他們的宗教觀不一樣的真理光芒——大手印見。而大手印是破除名相、反對迷信的真正的真理，肯定遠離迷信和盲從。佛教是無神論，它一向反對迷信，提倡智信。而那些搞“精神控制”的邪教，恰恰是利用了人們的迷信心理，以實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按佛教的“法印”來甄別，許多貼着“佛”的標籤者，其實是附佛外道，他們盜取了佛的“名相”，販賣的，卻是邪教貨色。
更有甚者，其詆譭和誹謗我作品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因爲它能讓讀者對作者生起大信心。這樣，在他們眼中，雪漠便成了跟他們爭奪“飯碗”的對手，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前者高價收購予以珍藏，後者高價收購予以銷燬。結果，一本定價只有四十八元的初版書，竟被炒到五千元以上。
這一幕，跟《六祖壇經》中的某些內容驚人的相似，可見宗教中的許多陋習由來已久了。
同樣的滑稽，也反映在對我塗鴉“墨跡”——我從不曾自稱“書法”的態度上，愛者不遠千里來求，求到後視爲珍寶；恨者卻百般貶損，恨雪漠墨跡，如恨仇寇，彷彿焚而揚灰，也不足以泄其大憤。在成都深圳等地，更有召集會議、進行洗腦、號召羣體聲討者，不乏焚書坑字等諸多滑稽，叫我不禁莞爾。不曾想，這樣譽者譽，毀者毀，熱鬧非凡之後，我的塗鴉“墨跡”竟也被炒成了搶手“墨寶”，一廣州朋友甚至要耗以重金，要買斷我“大手印”墨跡的專營權。我問其緣由，他說，某個有所謂“天眼”的識者稱，那些拙樸的字有“光”，有種“開過光”的靈氣和神韻。他還說，有“光”的東西，能承載一種善美的人文信息，能給人帶來安詳、清涼和吉祥。但是，因爲他的“買斷”，是用於包裝後的經營，也剝奪了我贈與有緣的權利，我只好拒絕了。
對那“開光”之說，我只是淡淡一笑。我一向反感這些神神道道的東西。我從來不認爲那心外的神異，會比拙樸的“真心”更重要。但一位窺得宗教精髓的僧友卻笑道：那些道人唸咒呀畫符呀，不也是爲了尋找“真心”嗎？得到真心之後，一點硃砂妙筆，便與造化相應。那書符的秘密，便是如此，至於那歪裡邪裡的紅黑墨跡，並不重要。
這一切，都成了《西夏咒》的營養。瓊、阿甲和雪羽兒的命運，便反映了我的追求和遭遇。
不過，任何宗教都有光明，有光明必有陰影。光明和陰影總是密不可分的。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同樣發生在有信仰的人羣中。一些大德也頂住了諸多壓力，印證我的大手印證悟。
在我契入了光明大手印後，用了十二年時間的保任，纔將那智慧變成了生命中須臾不離的光明。這時，我開始了對宗教的反思。大手印遠離迷信和愚癡，而崇尚證悟者的主體性。當制度化宗教舞着“精神控制”、“宗教恐怖”等諸多武器向我席捲而來的時候，我便毫不猶豫地打碎了它。從此，我打碎了所有宗教名相的束縛，只汲取其有益的滋養和光明。
當某一種東西不會成爲營養而可能成爲枷鎖時，要毫不猶豫地將它掃出心去。
這，纔是真正的大手印精神。
05
明眼人可以看出，我的所有作品，都得益於大手印文化對我的滋養。
《西夏咒》更是這樣。
“大手印”是人類文明中最炫目的智慧之一，其梵文音譯爲“馬哈木卓”，它的源頭是輝煌的古印度文明。它來自“西天”印度，紮根於中國西部，是中印文明相融合結出的智慧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