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仲涵：二十年代的“糖業大王”
從19世紀後半期至20世紀60年代初的約一百年間，和建源公司（後改爲建源貿易有限公司）曾經是印度尼西亞及東南亞甚至全世界最著名和富有的華僑家族和華僑商業公司之一。特別是黃氏家族第二代主人黃仲涵，在從19世紀末至1924年他逝世爲止的四分之一世紀中，黃氏家族及建源公司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黃仲涵曾被譽爲“糖業大王”而聞名於世。黃仲涵逝世後，他的兒子們繼承了祖輩的事業，使建源公司獲得進一步的擴展，蜚聲國際。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逐步地衰落了。
及建源公司曾經對東南亞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經濟貿易和社會發展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在華僑經濟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它的產生、發展和消失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印尼華僑經濟和華僑社會的一個縮影。
及建源公司的發展史，先後經歷了三代人，兩次大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個時期（荷蘭殖民統治時期和印尼獨立後時期）。建源公司在三代人的98年發展過程中，既有繼承中國固有文化思想道德傳統及華僑家族商業連續性經營發展的一面，又有因時代不同而經歷着順利和挫折的迂曲發展的一面。
黃氏家族的產生和建源公司的初創
黃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創建人是黃仲涵之父黃志信。黃志信，字守謙，別號思儉翁，原籍福建省同安縣，1835年出生於家鄉。
黃志信青少年時期，正是舊中國由於滿清王朝的腐敗統治，受到各帝國主義的侵略宰割、逐步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期。廣大的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各地人民都紛紛掀起各種反抗和鬥爭。黃志信也在當時參加了“小刀會”的革命活動，在“小刀會”起義宮中擔任一名管理軍糧和軍服裝備的軍需官職務。在起義軍遭鎮壓失敗後，黃志信於1858年和兩位兄長黃信卓、黃卓丕離開家鄉，在廈門港搭乘一條商帆船逃到印尼爪哇，後來定居於中爪哇三寶壠。黃信卓和黃卓丕到三寶壠後不久，分別到格都地區的巴拉乾和梭羅謀生，後來都毫無信息，黃志信則在三寶壠做小商販，後來逐步經營土特產，一帆風順，至1863年，他已擁有三百萬荷盾的資產了。
1863年3月1日，黃志信爲了進一步發展他的商業貿易，正式創辦了“建源公司”，最初稱爲“建源棧”，主要經營土特產。他一方面從爪哇輸出蔗糖和煙，另一方面則從中國輸入魚乾、茶、蘇州絲綢及各種香料食品等。
建源公司在黃志信的精心經營下，從1863年到1893年的30年間不斷有所發展，從而成爲爪哇地區主要的華僑商行之一。
糖王黃仲涵與建源公司的黃金時代
黃志信在三寶壠娶一僑商之女爲妻，生有三男（其中一個夭折）四女。黃志信把選賢任能的思想也用在他的孩子身上。他經過多年的考察，認爲黃仲涵天資聰穎，是他的事業的理想接班人。因此他蓄意加以培養。1890年，他開始把建源公司交給黃仲涵主持。1901年黃志信病逝，留下1750萬荷盾的遺產（約合700萬美元）。他逝世前，分給他的另一兒子黃仲鵬一筆相當可觀的遺產，但不要他插手建源公司的業務。
黃仲涵於1866年出生於爪哇三寶壠，1890年他接管主持建源公司時才24歲。19世紀末，世界和荷屬東印度的形勢又進一步發生了變化。從1895年開始，世界資本主義已由自由資本主義轉變爲財政金融資本統治的帝國主義時代，財政資本壟斷了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和政治生活。1890年荷印政府取消了甘蔗強迫種植制。1905年它被迫進一步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在歐洲商人及廣大華僑的強烈反對下，荷印殖民政府於1910年前後陸續取消了華僑“通行證”、“居住區域條例”及“警察裁判”等殖民制度，因而華僑人口迅速增加。1890年荷印華僑人口總數爲461089人（其中爪哇和馬都拉有242111人，佔總數的52.51%）。至1920年，華僑總數已增至809039（其中爪哇、馬都拉有381614人，佔47.42%）。1914年至1918年間，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上述社會和經濟大環境的變化，給黃仲涵的建源公司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黃仲涵接辦建源公司以後，1893年即把它改組成“建源貿易有限公司”，並且立即擴大經營範圍，同時先生在荷印各地及歐洲等地增設分行、辦事處。在黃仲涵主持的34年間，黃氏家族的事業獲得空前的發展。
隨着甘蔗強迫種植制的取消及自由貿易的發展，黃仲涵積極從事蔗糖的生產及貿易。他經營了甘蔗種植園，並從1894年起先後接辦了5家糖廠。這5家糖廠是：巴基斯（pakies），年產糖13000噸；里約阿貢（rejoagung），年產35000噸；丹卡爾朗徑（tanggalangin），年產20500噸；波奈（ponen），年產12000噸；克列貝特（krebet），年產21000噸。5家糖廠總計年產101500噸糖。
這5家糖廠的總面積爲7082公頃（17500英畝），總投資約達一千萬盾。其中里約阿貢糖廠是印尼最先電氣化的工廠，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碳化”糖廠。從1910年至1914年，建源公司每年平均出口糖15萬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戰爭影響，出口量下降至6萬噸。1919年至1925年間又增至7萬噸。戰後由於歐洲等地砂糖較缺，需求量大，糖價由1913年的每百公斤11盾6角5仙漲至1920年的53盾4角5仙，因此建源公司經營的糖業空前擴大，遠銷世界各地，獲得鉅額利潤，1923年，全荷印有糖廠179間，其中華僑辦的13間。黃仲涵的5間糖廠共產糖86萬擔，佔華僑糖業總產量的57%，黃仲涵因而有“爪哇糖王”之稱。
1918年黃仲涵又在克列貝特創建了一家木薯粉廠，兼生產酒精，廠址佔地爲2000公頃（約5250英畝），連同種植園共有33萬畝，年產量達270000擔。它擁有工人3700名，是東南亞最大的一家木薯粉廠，產品遠銷歐美各地。
黃仲涵除了主要經營糖及木薯粉外，還經營橡膠、咖啡、木棉、木薯幹、胡椒、玉蜀黍、花生、蓖麻籽、香茅油等。
爲了適應上述貿易的擴大及發展，黃仲涵先後在荷印的雅加達、泗水、井裡汶、日惹、梭羅、楠榜、錫江、萬雅老、萬隆、瑪琅、棉蘭、坤甸等地設立分行和辦事處。倫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貿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10-1911年度至1914-1915年度的5年間，倫敦分行已出售72萬5千噸爪哇糖，平均每年出售約14萬5千噸。
1906年，黃仲涵在三寶壠用400萬荷盾的資本創建了“黃仲涵銀行”，並在泗水設立分行，作爲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機構。後來又擴大經營火水災及人壽保險，代理經營了7家保險公司的業務。
1911年，黃仲涵把他的經營擴展至航運業。他在新加坡創辦了“協榮茂輪船公司”，購有三千噸的輪船“南榮”、“萬豐隆”、“極樂谷”、“強盛”、“強安”等，往來於印尼及新、馬各地。後來又經營了“順美輪船公司”，增加“順安”、“萬寶源”等9艘輪船，成爲荷印華僑航業的一支主要力量。
黃仲涵經營的事業之所以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言之，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890年起，適逢荷印殖民政府改變其殖民經濟政策。黃仲涵及時利用這種機會，積極改組其貿易結構，發展甘蔗種植，興建糖廠，擴大經營範圍，大力開展國際貿易，從而使公司業務迅速發展。第二，從其父黃志信手中繼承了一筆可觀的資產，也繼承了已經形成的商業貿易網和信譽，爲其事業的進一步擴展打下了雄厚的社會和經濟基礎。第三，繼承父志，用人唯才，重視人才的使用和培養。他多次選派有才幹的荷蘭和華僑青年到歐洲各國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科學管理知識。他重用外國人和華僑專業人才擔任他的各個分行及各部門的領導職務，用高薪聘請德國等國專家到自己的企業中進行指導。他是最先在工廠中採用流水作業法等新的生產流程的企業家，這些在當時華僑企業中都是罕見的。第四，他受學校教育不多，但刻苦自學，除中文外，他懂印尼語，英文荷文的商業書信來往他都親自過目審閱後才簽發。他有敏銳的觀察和過人的膽識，這從他上述的經營思想已可見一斑。這裡還可再舉一例。1920年至1924年間，由於糖業貿易興旺，吸引了不少華僑商人也進行砂糖的投機買賣，因此一度曾供過於求，糖價暴跌，華僑糖商破產者不少。黃仲涵一度也虧損數百萬盾。正在這一時期，有一次他的代理人請示他是否還要買進，結果黃仲涵出人意料地決定繼續收購所有要出售的原糖。後來。果然糖價又回升，黃仲涵不僅彌補了原來的虧損，而且還獲利。
黃仲涵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的興盛發展，早已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垂涎。1921年，荷印政府以要黃仲涵繳納三千五百萬盾“戰爭稅”及“雙重收入稅”爲由，企圖扼殺建源有限公司，同時又企圖以七千萬盾的價格收購其企業。黃仲涵對於荷印殖民政府的無理要求加以拒絕，最後離開了印尼而移居新加坡。1924年7月，黃仲涵病逝於新加坡，終年58歲。其遺體運至印尼三寶壠，和其父親安葬在一起。他留下的遺產估計達二億荷盾，去世前立下遺囑，將其產業分別交其子女繼承。
黃仲涵前後共娶了8個妻子，生了26個子女（13男、13女）。
黃仲涵在世時，效法其父黃志信，在衆多子女中，挑選了他認爲有才幹、能繼承黃氏家族事業的兩個兒子黃宗宣和黃宗孝加以蓄意培養，作爲他事業的接班人。黃仲涵立下遺囑，把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的產業交給黃宗宣、黃宗孝、黃宗節、黃宗燕、黃宗翼、黃宗詒、黃宗謀、黃宗雄8個兒子繼承經營，黃仲涵去世時，最小的兒子黃宗才尚未出世，後來他長大後，其兄弟也培養他參加公司的經營。對其他的子女，黃仲涵另立遺囑，分別分給他們一定的遺產，但不許他們插手建源公司的業務。過去有不少史料說，黃仲涵去世後，其事業由“長子”黃宗孝繼承主持，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據原三寶壠建源公司經理李金宏說：“當黃仲涵去世時，他沒有向荷印政府對華人採取的法律屈服。他也沒有被統治新加坡的英國法律所束縛。他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地立下遺囑，把他的產業分給他的8個妻子所生的26個子女中的9個兒子來繼承。
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的繼續發展和衰落
黃仲涵逝世後，建源貿易有限公司即由黃宗宣（25歲）和黃忠孝（19歲）兩人主持經營。當時其他六兄弟尚小，在學校受教育，黃宗纔則1925年纔出生。這個時期，建源公司經歷了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1942年至1945年日軍佔領統治印度尼西亞，1945年8月17日印尼獲得獨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建立，從而結束了三百多年的荷蘭殖民統治等重大歷史轉變。這時期建源公司進一步擴大國際貿易。黃宗宣、黃宗孝主持建源公司以後，首先採取措施在世界各國進一步建立分支機構，擴大國際貿易。1925年在印度加爾各答、1926年在孟買創辦了分公司，把過去由倫敦分公司向印度間接經營的糖業改由這些分公司直接經營。建源公司以這兩地爲據點，進一步把它的貿易擴展至科倫坡、卡拉奇、巴夫納加爾、奧卡港和布迪奔多爾等地。1928年在卡拉奇又設立一家分公司，作爲向伊朗、阿富汗、旁遮普、俾路支土坦及印度西南等地進行貿易的重要集散中心。除經營爪哇糖外，1930年還從印度孟買、卡拉奇出口羊毛、棉花，1931年從加爾各答出口麻袋。1929年後又先後在中國的上海、廈門、廣州、天津以及香港等地設立了分支機構。1932年在泰國曼谷、1948年在美國紐約、緬甸仰光，1950在巴西等地開設了分公司。這些分支機構的建立在組織及經營範圍方面，使建源貿易公司繼續取得某些發展。
爲了實現黃仲涵在祖國建立工廠的遺願，1933年黃忠孝親自返國觀光，調查了創辦工廠的可能性。他返回印尼後，即着手進一步開展與祖國的貿易。一方面建源公司在雅加達和泗水兩地舉辦了空前的“國貨展覽會”，另一方面着手籌備在中國上海興建第一間酒精廠。1934年5月10日，設在上海浦東的酒精廠正式奠基，廠地爲150畝。建源公司一方面從印尼委派了黃祥賢等專業管理人員及主任化學工程師到上海主持辦廠，另一方面從歐洲輸入先進的現代化機器設備。經過半年多的緊張施工安裝，工廠於1934年11月16日正式建成投產，日產量爲7000加侖，純度達96%至97%。黃忠孝爲了紀念其父黃仲涵的愛國精神，在工廠廠房前的石碑上刻有“繼父前輝”四字。中國酒精廠是華僑資本在國內投資和建成投產的較大企業。當時中國的酒精大部分靠外國輸入，因此它對祖國的工業也填補了一個空白。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佔上海後，酒精廠即被日寇沒收，不少重要機器被運往日本，抗日戰爭勝利後僅剩一個爛攤子。1947年黃宗孝曾派其弟黃宗詒回上海進行整頓，但遭到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的敲詐勒索，黃宗詒甚至被誣衊爲漢奸通敵（黃宗詒在印尼曾因提議活動遭日軍監禁，直至日本投降後才恢復自由）。黃宗詒氣憤地離開祖國，返印尼後曾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直至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該廠才逐步恢復，1954年改建爲上海溶劑廠。1956年該廠和上海建源公司也參加了公私合營。
1928年，爲了適應國際國內貿易的發展，建源公司建立了中爪哇倉庫有限公司，在三寶壠、泗水、巴蘇魯安、普波哥等地設立辦事處，其倉庫除自用外還出租，同時還設立了經營土地及房產的公司。
建源公司這個時期進一步擴大經營範圍。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後，糖業一度蕭條。因此建源公司將其貿易擴大至其它領域，先後經營皮革、橡膠及電影業，並從西方直接輸入棉布、消費品及肥料等等。1935年至1942年經濟復甦後，建源公司在楠榜、坤甸、馬辰、佔砷等地大力經營橡膠業，賺不少錢，且曾有“印尼橡膠大王”的稱號。
但是，這個時期建源公司儘管一度有所發展，總的說來，自1929年經濟危機以後卻逐步走下坡路了。
1929年經濟危機打擊了建源公司的經營。1929年至1930年雅加達建源分公司一度關閉。1931年由於經營一再虧損，第一主持人黃忠宣對經營已喪失信心，以健康不佳爲由把他的股份讓給其他兄弟，退出建源公司。這個異常行動給建源公司的經營和威信以不小的打擊。黃忠孝繼任總經理，主持公司業務。建源公司在經濟危機後剛剛重新發展不久，1942年，日寇佔領了印尼及東南亞各地，建源公司的事業再次受到沉重的打擊。日本投降後，建源公司在黃忠孝領導下重新恢復發展。
這個時期，印度尼西亞已獲得獨立。爲了適應局勢的變化及戰亂後建源公司資本大爲削弱的情況，黃忠孝準備改組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發行股票，向外界招股，試圖把建源公司改組成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共同合作經營的企業。但是正當他積極籌備策劃時，不幸於1950年1月21日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終年才45歲。黃忠孝的去世，是黃氏家族和建源公司的又一重大損失。在這以後，由於國際及東南亞形勢的不斷變化，加上過去幾十年來一直輔佐黃氏家族的許多專業經理人員先後退休病故等原因，建源公司的經營已大不如前。1961年7月，創建並經營了98年、盛極一時的建源公司即在印尼銷聲匿跡了。在其他各地的建源公司則改組爲“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分別由黃氏家族各兄弟及其子女獨立經營。
蓋棺定論話得失
黃仲涵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荷屬東印度甚至全世界最大也是最著名的華僑企業家，他對當地社會及華僑經濟貿易的發展都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作出過一定的貢獻。他是一位中國人，一位愛國華僑，可惜過去的史書對他這方面的評價是不足的。
黃仲涵幼年即受到父親對他進行的熱愛祖國文化及家鄉的教育。黃志信曾親自帶他回福建同安家鄉探親，瞭解祖國家鄉的風貌。他在三寶壠受過福建私塾的教育，經常喜愛閱讀《三國演義》等書，敬崇孔夫子的禮教學說。黃仲涵是印尼華僑中第一個帶頭剪掉辮子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革命黨人向海外華僑捐募，黃仲涵曾經“軒轅後人”的名義，捐出五萬盾。1915年，蔡鍔將軍在雲南發起討袁的護法之役，他匯寄了2萬5千盾，以響應這次偉大的革命活動。1916年，當荷印最早的一間華僑中學三寶壠“華英中學”創辦時，他是該校創辦人和主要資助者。他曾捐助10萬元叻幣建築新加坡華僑中學大禮堂一座，後被命名爲“黃仲涵紀念堂”，他曾捐建新加坡閩僑創辦的道南學校三層大廈。此外，武吉知馬華僑中學校園80英畝土地也是他捐獻的，等等。
1924年，他和另一著名僑商黃奕住曾相商籌劃返國投資，在祖國興辦工業，可惜因心臟病突發去世而未果。過去有些材料說黃仲涵加入過荷蘭籍、英國籍甚至日本籍等。事實真相如何，值得研究。由於1908年荷印殖民政府曾單方面公佈實行“荷印籍民條例”，因此，黃仲涵在荷印居住時期，曾被認爲是荷印籍民，是可能的。但是，1921年他移居新加坡後，在英國殖民地，他沒有稱自己是荷蘭籍民，也沒有加入英國籍。事實上，按中國國籍法的規定，他是一箇中國籍民，一位愛國華僑，至少是具有雙重國籍的華僑。他從未退出中國籍。
建源公司是黃氏家族的有限公司，它沒有吸收外資股份參加。建源公司黃氏家族三代人近百年的發展史，從一個側面反映和代表了印尼華僑、特別是華僑商業企業家整整一個時代的發展過程。華僑商業企業都經歷了許多艱難曲折、艱苦奮鬥的道路，有的發展起來了，有的衰敗了，但絕大多數僑商都只處於從屬的中小商業性質，像的建源公司發展成那樣大的規模是極個別的。但是，黃仲涵生前就已敏銳地看到：總的說來，華人的企業在第三代面臨危機。因此，他極力把他的兒子派到歐美各國留學，精心培養，以便成爲他的事業的可靠接班人。他希望他的公司和事業永遠存在。然而，狹隘的家族式經營的華僑商業企業，雖在歷史上曾經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隨着歷史和社會的發展變化，卻未必能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
綜觀建源公司三個時期發展的歷史，重視培養和使用有專業經營管理及技術知識的人才是它獲得發展成功的原因之一。黃志信、黃仲涵及黃宗宣、黃忠孝三代人，都十分重視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和使用。黃仲涵的兒子大都受過歐美高等教育及專業培養。黃仲涵、黃忠孝都先生選拔了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經營管理技術人才在建源各地公司或部門中擔負重要職務，全權委託任用他們擔任建源各地公司或分公司、工廠的經理、會計師、主任工程師、部門的主任等高級職務，且服務都達幾十年之久。不少人直到年邁才退休。他們忠心耿耿地爲黃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發展貢獻畢生精力，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在當時其他一些華僑工商界中只信用親戚和同鄉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荷蘭及英國殖民者都曾千方百計企圖排擠或兼併建源企業。荷蘭殖民者在1921年第一次大戰後，企圖以建源公司在戰爭期間獲得利潤爲理由，要其繳交3500萬荷盾的鉅額“戰爭稅”，後又曾企圖以7000萬盾之價收購建源企業，但都沒有得逞。黃仲涵去世後，英、荷殖民政府都曾想法徵收其遺產稅。建源公司雖遇這些困難，但仍然能繼續經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及世界各地民族運動空前高漲，在這種形勢下，華僑工商業如要繼續獲得生存和發展，只有適應形勢的發展和要求。有人認爲，如果當時黃氏家族已成爲印尼籍民並把建源公司擴展爲當地原住民合資共同經營，也許後來不致於銷聲匿跡。華僑工商業家如不參加當地國籍和改變經營方式與結構，就無法繼續生存和發展，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