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調離的原因。王志平很是悲憤地給趙政策講述了他所遇到的一個又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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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愛人家都在外地，結婚後還是各自住單位的集體宿舍。爲了能有一間洞房，我們向分房委員會遞上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經過種種艱難曲折，大約經過了一年的時間，最後才以探親的名義，借給我們一間住房，並限住一個月。房子窄小破舊，倒也湊合了，但沒有暖氣。爲了取暖，我們只好買煤生火。這下，問題來了，買煤要煤證，辦煤證要戶口本，上戶口要住房卡，而藉助的房子是沒有房卡的。轉了一大圈，我們兩才發現，這是一個死循環。要跳出這個怪圈，只有兩條路，或者忍寒受凍，或者回集體宿舍。一氣之下。我們交出了那把倒黴的鑰匙，放棄了這次努力爭取來的週年蜜月。”
去年，王志平的愛人要臨產了，需要一個坐月子的空間。萬般無奈，王志平找到系裡，希望能借間房。
“系裡很同意我的處境，卻又房無一間，只好讓我去找主管副校長。校長告訴我，房子的事情要找分房委員會。我找到分房委員會，答覆是，借房子這類具體事情，要找房管科。當我找到房管科，你猜人家說什麼？我們只接待單位，不對個人。你回去寫個報告給系裡，讓他們出面聯繫。嘿，你瞧了沒有，我跑了一大圈，腳都跑疼了，又轉回系裡，又一次陷入了死循環。”王志平說得眼圈紅紅的，讓趙政策禁不住摸了摸有些發酸的小腿。
死循環讓王志平感到絕望，他決心不在這個怪圈裡消耗精力了。於是，王志平遞交了請調報告。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又陷入了新的死循環。
在辦理調離手續時，王志平被告知，必須把現在住的集體宿舍騰出來，才能給他辦理調離手續。否則不予蓋章放行。而對方單位規定，必須在報道之後，才能解決住房。
如此以來，王志平必須在調走與報道的過程中，找到一個能暫時棲身的空間。
“可是，我不正是因爲缺少這個空間才調動工作的嗎？”王志平對接連不斷的怪圈迷惑不已，更悲憤不已。
接下來的調查中，趙政策瞭解到，在北方大學，像王志平這樣在死循環中痛苦掙扎的人，並不止一個。
死循環磨掉了很多人的熱情與希望，浪費了多少人的才華與精力！在調查的過程中，趙政策也爲之動容。
而在初級幹部當中，不止一個系主任對趙政策說：“爲了把教育質量搞上去，我們很想引進一些人才。但是想歸想，我們卻沒有進人的權力，根本辦不成。當然，各個部門也有他們的困難，可學校不是要以教學和科研爲中心嗎？”
學校的管理體制有問題，學生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
爲了改善大學生們的住宿條件，擴大招生名額。學五樓在人們急切的盼望中，終於在暑假裡完工了。
然而，落成歸落成，新樓卻不能使用。
原來，人們發現，各個房間的門一旦被鎖上，就再難以打開。外面的人進不去，裡面的人也別想出來，還真是一座圍城。
另外，新樓廁所的大便沖水器都有毛病，需要重新更換。
這些問題該由誰來解決呢？過去，這都是總務處的事情。學校後勤方面的事情，統統由他們負責。不過，今非昔比了。
如今，在總務長的領導下，與總務處平級的單位就有**個之多。有權管房子的，就有四個處級單位：基建委員會辦公室，基建處，修建處，校產辦公室。
面對新樓的問題，基建處說，我們只負責建房子，維修是修建處的事情。修建處的人說，我們的任務是維修舊房，這種無人住過的新房，不在維修之列。
各方互不相讓，最後還是經過老校長的調停，由修建處把門鎖，沖水器全部更換。修理了一遍。當然，增加了五千多元的開支。
不管怎麼樣，學五樓的問題總算得到了解決，可並不是所有的樓房都有學五樓那樣幸運。
電教樓附設的一棟三層樓，建成後才發發現，全樓上下竟沒有一個廁所。人們必須從三樓跑下來，拐進另一座樓中去方便。
樓內人員強烈呼籲，起碼在一樓給建一個廁所。這毫無疑問又是一個需要分清權責的大是大非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不肯出面解決。
而趙政策經過實地勘察，確實發現該樓已經使用一年有餘，而廁所問題仍然在扯皮當中。
只是苦了那些樓內的工作人員，只好繼續忍受着老大的不方便，去它樓尋求“方便”。
趙政策禁不住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叫帕金森，是個英國人。帕金森曾經通過考察英國官僚政體，總結出一條定律：打量膨脹的官員和機構，是會彼此之間製造出工作來的。
也許，這個並非虛構的故事，就是對這條定律所作的中國式的註解？
據老校長介紹，北方大學現在有在職處級幹部三百餘人，至於科級單位和科級幹部的數字，不只是老校長不清楚。常務副校長他們幾個校領導都搖頭表示不清楚。
趙政策只能是這麼理解：這些數字大大超出了上級規定的編制，所以必須保密吧。
以趙政策的身份，自然只能相信學校領導的說明。除個別存在的因人設事的問題，大多數行政機構的產生，是出於更好地保證教學和科研工作順利進行的良好願望。
但是，同時，趙政策的心裡有很清楚，行政管理的客觀運行機制，卻不是以這種良好的願望爲轉移。權力系統是龐大的，權力本身也很強大，但這種權力已經不是服務於教學科研這個中心。而是異化爲凌駕於科研之外，之上的力量，人們要爲它的存在而奔忙工作。
一些學校的高層領導也道出了他們的心聲。
中文系主任謝自立：“聽起來我是一個系主任，可實際上，我不過是一個大幹事。今天這個部門要求填報表，明天那個部門要你去彙報。什麼伙食節電，園林綠化，房屋分配，計劃生育，什麼都要求系裡主要負責人來管，哪裡還有精力去抓教育？”
副教務處長紀寶成：“教研室主任按理說都應該是本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擔任，可現在許多系都安排年輕人幹了。原因很簡單，幹這個差事真正研究學問的時間並不多，卻經常得幹跑腿的活，日常雜事也應付不完，誰願意幹？法律系有兩位三十多歲的副主任，幹了一年硬是不願意幹了。他們跟我半開玩笑地說，誰要是把我們給撤了，我們給他磕三十六個響頭。”
主持工作的副校長黃達：“人稱我們八個正副校長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其實，我們八仙連開個會碰頭都很難。每個人都有一灘事，真得靠各顯其能了。我當系主任的時候，還能抽出一半的精力考慮教學和科研的事情。可當了副校長後，把全部精力都用來處理行政事務了，可還是不夠用。”
面對着白髮斑斑的老校長，趙政策一針見血地說道：“校長，學校裡任何一個單位都有二三十個單位去管，這樣的事情能辦好嗎？肯定要鬧官僚主義。因爲這個體制，這個機構，這個架勢，就要鬧官僚主義。”
“是啊。”老校長點了點頭，表示認可，“我們這些管理部門究竟是爲教學科研單位服務，還是給教學研究單位設置障礙，還真是個問題。一號首長說過，管理就是服務。可實際上，我們並不是這樣，管理不是服務。而是讓基層爲我們服務。
對於龐大的行政機構運轉的結果，趙政策自然胸中有數，一語中的！
而趙政策更關心的是，在北方大學裡，究竟誰在辦教育？
爲此，趙政策專門走訪了工經系的系主任施禮明。工經系在北方大學，被認爲是教育改革走在前列的系。
可系主任施禮明和趙政策聊起來，卻是滿腹苦澀：“我們和學校職能部門的直接聯繫，就是教務和研究生院。他們管的就是學生考試量的控制，教師工作量的計算這些硬件。學生招進來，分出去，他們就算完成了任務。至於教學計劃，教材編寫，課程安排以及課講的好壞，學生水平如何，社會是否需要等等，是沒有人來我你的。現在辦教育靠的是什麼？靠的是教師的良知和覺悟。爲什麼出現有什麼交換四開什麼課，開什麼專業就招什麼生的現象？因爲只要你不找上邊要錢，要物，那麼你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不會有人來干涉你。現在是教師辦教育，系主任辦教育，學校在辦什麼？我們不瞭解，今年初開系主任會議，傳達本學期工作任務，十項任務中涉及教學和科研的僅僅只有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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