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攻堅
如何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年來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效率，靠大量投資支撐的舊常態已經不可維持，它必然要過渡到“新常態”。
//新常態仍待努力確立
那麼，新常態具備哪些特徵？這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大體上有兩點比較一致：第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甚至中速增長轉變；第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從依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轉向依靠創新驅動的集約增長轉變。
應該看到，以上兩點有着很不相同的情況。前一點，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識。至於第二點，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卻是一件尚未實現有待努力的事情。
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如果GDP增長速度下降過程中效率沒有改善，原來由GDP數量擴張所掩蓋的許多經濟社會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而且會造成減速過快，經濟社會矛盾加劇的困境。因此，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並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常態。相反，如果能夠在增長減速的同時提高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就能減輕增長減速的衝擊，甚至能夠在中速增長的情況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GDP有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纔是符合我們願望的新常態。
//“三駕馬車”分析框架的誤區
研究應對增長減速的方針政策，可以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從2009年開始，不知什麼原因，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流行起一種認爲經濟增長速度取決於消費、投資、淨出口等“三駕馬車”的需求強度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中國經濟的增長乏力，是由消費、投資和淨出口等三項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到足夠的水平，增長就能夠重上臺階。
我認爲，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點。
首先，它用錯了分析框架。十分明顯，“三駕馬車”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如同大家知道的，凱恩斯主義認爲，需求的強度決定供給的規模，因此，產出總量等於由消費、投資、財政赤字和淨出口四項需求構成的社會總需求。不過即使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也只是運用這一理論框架來討論短期經濟問題，用它來分析長期經濟發展趨勢顯然是用錯了分析框架。
其次，由這種分析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爲消費、投資、出口需求有多大，歸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觀因素決定的，並不取決於人們的願望。以進出口爲例，它最終取決於整個國際經濟格局。過去中國對發達國家有大量的淨出口，第一，是因爲在高消費、高福利導向下，發達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在儲蓄和投資之間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從發展中國家淨進口來填補；第二，是因爲中國低成本的競爭力很強，能夠在發達國家的淨進口中分到一塊比較大的“蛋糕”。
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後，發達國家去槓桿化，提高了自己的儲蓄率。這樣一來，根據經濟學的“雙缺口模型”，只要發達國家儲蓄和投資之間的缺口變小，發展中國家淨出口的可能性也就變小。美國的儲蓄率會有起伏，但是回到危機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隨着中國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中國產品的低成本優勢也在減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佔份額也會降低。
此外，消費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們的願望爲轉移的。例如，有人說，城市化可以使消費需求提高，因爲農民進城以後消費需求會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市化，消費需求就會很快增加。這裡其實是把消費需求與消費願望混爲一談了。在經濟分析中所說的需求是指有購買能力的需求，有錢做後盾的需求。所以增加勞動者消費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們的收入。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首要辦法，是發展生產，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夠給予補貼，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的。
於是，每一次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用“三駕馬車”的分析辦法算來算去，最後的結論就是進行強刺激，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
2009年用4萬億元投資（兩年）、10萬億元貸款進行刺激，雖然造成了增長率的短期回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後果也同時發生，成爲需要長期消化的負擔。2012年以後，又多次採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面效果愈來愈差，負面效果愈來愈強，這使許多人認識到這不是個好辦法。
//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
研究長期經濟增長趨勢更可靠的方法，是對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即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生產效率的狀況進行估量。
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麼來的呢？
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但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教授所說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市場化改革改變了城鄉隔絕的狀況，大量過去低效利用的農村勞動力和土地轉移到城市，這種結構變化使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開放使我們能夠通過引入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很快地提高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使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差距迅速縮小。這樣一來，改革開放以後，生產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有了相當大的進步。
現在的問題在於，以上這些有利於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
首先，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了。蔡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
其次，隨着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家相接近，用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來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了。清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一致的結論，就是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明顯降低，並引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由現有資源狀況和技術狀況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降低的情況下，要短期拉昇增長率，唯一的辦法就是採取刺激政策，通過信用擴張向市場“放水”。但是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長時期採取刺激政策已經使宏觀經濟變得十分脆弱，蘊藏着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寫了好幾本書，總結日本近年來經濟衰退的教訓。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經濟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機，都是在泡沫破滅後出現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而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基礎，則是槓桿率（負債率）過高的缺陷。在我看來，如果說西方國家資產負債表衰退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費和高福利，東亞國家的槓桿率過高則主要是由企業和各級政府舉債過多造成的。在目前我國政府機構和企業資產負債表槓桿率過高的情況下，在某些環節上出現償債困難，甚至“跑路”逃債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槓桿化”，控制和消解風險，而不是用加強“刺激”的辦法維持高增長率，繼續提高槓杆率將使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加大。
更何況2009年以來多次採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遞減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如果說2009年的4萬億元投資（兩年）和10萬億元貸款還把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二季度的增長率拉高到10%以上的話，2014年二季度的1萬億元左右投資只把增長率從一季度的7.4%提高到二季度的7.5%，拉昇了0.1個百分點，三季度又回落到7.3%。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已經充分顯現。
以上的分析說明，唯一的出路在於提高所謂索洛餘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根本轉變。
//體制轉型是發展轉型的基礎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或者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一個新口號和新要求。從1996—2000年的第9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提出實現這一轉型的要求，只不過在大部分時間裡執行的情況很不理想。問題的癥結在於，發展方式轉型受到舊體制的掣肘。
1995年制訂九五計劃的時候，先是國家計委提出需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在後來的討論中，人們總結了蘇聯轉型不成功的教訓，指出體制的轉變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因此，九五計劃規定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一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
在1996—2000年的九五計劃期間，由於執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取向改革全面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十五計劃期間，城市化加速這件好事在中國體制下卻使各級政府大大增加了他們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資源，於是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政府主導的重化工業投資熱潮。由於政府主導了重要資源的配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出現了逆轉。
十一五總結了十五的教訓，再次提出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爲主線。但是由於十一五期間改革推進緩慢，雖然我們制定了一個很好的十一五規劃，但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上乏善可陳，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後一年（2010年）不得不發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的號召。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在當前情況下需要採取的方針，應當是在採取措施的同時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上。因爲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好的社會經濟體制，才能優化結構、轉變方式，確立由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這種合意的新常態。
//控制和消解風險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雖然存在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但是風險總體可控。只要採取正確的措施，系統性風險完全能夠避免。我認爲，可以採取的措施很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對回報過低或者是沒有回報的項目的無效投資。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是基礎設施建設不需要考慮近期是否有回報，因爲東西在那裡，早晚會有用。這完全不是經濟學的思考方法。經濟學考慮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資源具有稀缺性。既然資源有限，做了這樣就不能做那樣，在進行投資時就必須進行選擇。只能做那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這方面，我們要吸取日本的教訓。1986年發生內需不足的問題以後，日本政府爲拉動經濟增長，啓動了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正是這種大量的無效投資，形成了後來大崩盤的基礎。
第二，動用國有資本償還國家的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指在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記載，卻早晚必須償還的債務。目前最突出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據計算，其中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就高達幾萬億元。及早歸還這類欠賬，既可以減輕償債壓力，還能創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對於這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有明確的規定，要求撥付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這項決定應當儘快付諸實施。
第三，停止對殭屍企業輸血。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貸款、補貼、減免稅收等辦法去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政府不是在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功能，幫助解決企業停產給職工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殭屍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隻會增加金融風險的積累，而不會給社會帶來任何助益。這也是日本政府在經濟衰退中舉措失當留下的一個教訓。
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清盤或者在破產保護下重整，以此來釋放風險，避免風險積累，化大震爲小震。
第五，停止由政府出資兜底，實行100%的剛性兌付，以免加大道德風險。
第六，努力盤活。由於前一時期的過度投資和粗放增長在全國各地形成了大批“死資產”，如“曬太陽”的開發區，綿延好幾個街區的“死城”，等等。雖然有一定的難度，還是應當努力設法盤活，以便降低資產負債表的槓桿率和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採取以上這類堵塞漏洞、釋放風險的措施，政府還應當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短期調節。
這兩類措施的綜合運用，使我們能夠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爲推進改革爭取時間，使改革和發展逐步進入良性循環。
//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
對於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當前是應當把提升增長速度放在優先地位，還是應當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學術界和經濟界一直存在爭論。
在我看來，改革能夠解決問題，不僅已經得到理論上的證明，而且也已經被近期的實踐所證實。
有的經濟學家認爲，中國需要用增加投資的辦法維持8%以上的增長率，是因爲要保就業。保就
業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業情況和GDP增長之間的關係看成是線性的，認爲要保就業就必須保增長，這種觀點從學理上說是難以成立的。因爲增長有個結構問題，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新增就業可能超過1%，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新增就業卻可能不到1%。我們過去大量投資建設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僱用員工的數量就比普通服務業要少得多。所以，由於產業結構的變化，在同樣的GDP增長率的條件下，就業的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最近三年的情況十分明顯。這幾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往下走的，但是就業的狀況卻有所改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2013年的7.7%，但2013年的就業情況，特別是低技術水平勞動者的就業情況卻比以前來得好。據國家統計局報告，2013年原來要求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實際完成1310萬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長率再下一個臺階，但就業情況比2013年還要好一些。這幾年的實際情況可能沒有統計數字那麼亮麗，但就業情況有所改善卻是肯定無疑的。
爲什麼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在於服務業加快了發展。
服務業的發展曾經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國的十一五規劃總結十五的經驗，提出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爲經濟工作的主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曾講到效率提高的四個主要源泉：
一是讓農民工變成市民，成爲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二是製造業的產業鏈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實現製造業的服務化。三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四是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而信息產業從本質上說，或者說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服務業。總而言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點，就是發展服務業。
很可惜，十一五期間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兩年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服務業的發展明顯加快。原來一直是製造業一枝獨秀，2012年第三產業趕了上來，與第二產業的增長率並駕齊驅。2013年服務業進一步提高了增長率，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爲中國第一大的產業。
爲什麼過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發展服務業卻成效不大，而這兩年突然發生了改變呢？原因就在於十八大前後進行的兩項改革大大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
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上海開始，接着很快在全國推開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改革。財稅部門把“營改增”列在爲企業“減負”項下。目前中國企業的稅負太重，減負是應該的，但這並不是“營改增”最主要的目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主張全面推廣“營改增”，是因爲他們相信亞當·斯密所說的，分工乃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營業稅由於存在轉移價值要重複徵稅的問題，是一種有礙於分工深化的稅種。增值稅只對增加價值徵稅，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營改增”有利於分工深化。這在服務業，例如電商服務業等近年新行業的成長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另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廣東開始，本屆政府把它規定爲轉變政府職能重要內容的工商登記便利化。進行這項改革以後，有些地方新登記的工商戶增長了百分之幾十。
目前在就業領域內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大學畢業生、有學位的研究生就業存在一定的困難，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還低。這是跟經濟發展模式沒有實現根本轉變有關的。這說明就業方面有些問題還要進一步解決，但是就業的總體情況還是不錯的。
以上講的兩項改革只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間進行的較小改革，雖然它們並不能全盤解決經濟結構扭曲、效率低下等問題，但是改革小試牛刀都能夠起這麼好的作用，中央改革戰略部署的實現能夠爲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奠定基本的制度條件，應當是確定無疑的。
//堅定有序地推進改革
2014年以來，多項改革項目正在有序地推進。比如說金融領域的關鍵性改革：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其進度甚至比原來預想的還要快一些。財政改革正在逐步落實。政府職能改革、簡政放權也取得了初步成效。現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要繼續向縱深發展，通過制定企業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和政府職權的正面清單，形成釐清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正式制度。
另外，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國有經濟的改革。國有經濟改革是關鍵性的，但是進展緩慢。爲了改變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狀況，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做出了許多重要決定，現在亟須加快實施。
還有一項重要的改革，就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自貿區試驗的進展不僅關係到上海市的長遠發展，而且事關中國採取什麼樣的國際戰略和建立什麼樣的對外經濟體系。
現在不少地區積極要求在本地建立自己的自貿區。不過有的人按照過去的理解，把設立自貿區的意義看作取得某些政策優惠。這是對自貿區意義的一種誤讀。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上海自貿試驗區的主要內容和任務，在於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經驗在其他地區乃至全國的推廣，不但會對形成進一步開放的經濟和法治體制起決定作用，而且將有力地促進我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的建設。
民營企業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推動力量。目前許多企業家信心不足，積極性不高，需要引起足夠的注意。應當借鑑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扶持民營中小企業的經驗，組織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切實有效的綜合解決方案。
現代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離不開政府在創設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爲。目前在反腐高壓態勢下，政府官員“亂作爲”的情況有些收斂，但“不作爲”的情況有所蔓延。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以前說過，先治標後治本，用治標爲治本贏得時間。我覺得在反腐高壓態勢已經建立的情況下，應當大力加強制度反腐，把權力關到法治的籠子裡。與此同時，要按照李克強總理所說的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爲”的原則，加快建立官員職權的正面清單，使官員行使職權有規可循。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出臺兩週年了，新一輪改革任重道遠。雖然我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和壓力，但是隻要正確分析問題，控制和消解風險，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堅定有序地落實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提高增長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