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與挑戰
更大的危險在於往後退
李劍閣/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
迄今，十八屆五中全會的三個主要文件已經全文公開發表，一個是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一個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件起草過程的說明，還有一個是十三五規劃建議。對於中國大轉型和大變革，我主要有三點認識：第一點，要用中央既定的發展目標倒逼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第二點，要推進改革並不是很容易，因爲在社會上總是存在一些或明或暗的抵制改革、反對改革的噪音。任何對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否定都是對黨中央“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大政方針最惡意的曲解。第三點，要加快建立符合現代金融特點、統籌協調監管、有力高效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堅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要用發展倒逼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件起草說明中指出，如果2015年的經濟增長達到6.9%，那麼在十三五規劃剩下的年份裡，每年經濟增長至少要達到6.5%。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這個任務看起來並不輕鬆。
大家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和未來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測見仁見智，相當多的經濟學家持比較悲觀的看法。他們認爲，將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有比較明顯的下滑。有些學者認爲，中國今後會不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是一半對一半，搞不好就會掉進去。只有堅持市場化改革，中國才能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比較樂觀的經濟學家對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抱有信心，但是，他們認爲，今後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央改革的決心和部署。
爲什麼大家對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預測？這讓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中國要用2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翻兩番時，發生的一場爭論。那場在中國經濟學界發生的爭論與今天的爭論一樣。相當多技術派的經濟學家根據中國當時的人口狀況、資源情況和資金情況，怎麼也沒有辦法計算出20年裡能實現翻兩番的目標。但是，已故的經濟學界泰斗孫冶方認爲翻兩番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他代表一部分經濟學家的觀點，但人數並不是很多。
爲什麼孫冶方代表的觀點認爲能夠實現翻兩番的目標？我覺得，就是他們對改革抱有較大的信心，對改革的紅利和潛力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如果不把市場化改革的推動力考慮進去，所有對經濟增長的分析可能都是錯誤的。實踐證明，20世紀最後20年，中國實現並超過了翻兩番的增長目標。因爲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我們一直真正堅持了改革開放。
前不久在討論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時候，我就提出中國
下一步要用開放來倒逼改革。今天我又要強調，既然中央已經確定了在剩下的幾年裡經濟增長不能低於6.5%，我們就要用這個發展的任務去倒逼改革。
讓人高興的是，剛纔提到的三個十八屆五中全會文件，主題詞就是改革，而且強調了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中央提到四個方面的創新，一是理論創新，二是制度創新，三是科技創新，四是文化創新。我認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就是改革，而科技和文化創新也必須依靠改革。
至2015年新中國成立已經66年，1978年至2015年已經37年。也就是說，在66年裡，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大部分時間是在搞改革開放。所以，否定37年的改革開放，就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我們黨執政的合法性。
當前最大的危險在於不改革，更大的危險在於改革往後退。但是，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有時感到有否定改革和反對改革的暗流在涌動。有些人用一些虛無縹緲的、遙不可及的、過時的、陳舊的政治口號和概念，干擾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基本路線。有些人把一些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拉進經濟建設的日常生活，煽動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社會情緒來阻礙或者抵制改革。
鄧小平曾經多次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非常果斷地、非常嚴厲地制止了將意識形態爭論引進經濟領域，即1984年、1986年到1987年，以及20世紀90年代初。今天，我們也應該旗幟鮮明地對反改革的言行予以抵制。
//改革要有“升級版”
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多次出現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三個文件中。我的理解是，改革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十三五規劃中有許多的改革內容，是37年改革經驗總結的升級版。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明中，提到了很多方面的改革，比如科技創新、人口城市化、扶貧和國企改革等，都有很多論述。十三五規劃建議裡也有許多改革的內容。我要重點提出金融監管框架改革問題。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有一句話，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說明中則提到，現代金融發展呈現機構種類多、綜合經營規模大、產品結構複雜、交易頻率高、跨境流動快、風險傳遞快、影響範圍廣等特點。
這些年來，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明顯加快，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機構體系、複雜的產品結構體系、信息化的交易體系和更加開放的金融市場。特別是綜合經營趨勢明顯，這給現在的分業監管體制帶來了重大挑戰。
現行的“一行三會”監管框架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當時，中國股票、債券、商品期貨等金融市場相繼誕生，由於監管沒有相應跟上，全國出現了金融混亂的局面，同時地方政
府對金融的行政干預非常多。所以，在全面大力整頓金融的同時，參考了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有關法律和實踐，我國開始推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框架。
這一框架的形成用了將近10年時間，並在過去20多年裡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時間長了，這個體制也慢慢形成利益固化，各個部門的分割也非常明顯，越來越不能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的現實。
習近平總書記在說明中還提到，近來頻繁顯露的局部風險特別是近期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說明，現行監管框架存在着不適應中國金融業發展的體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們必須通過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範系統性風險。其中，金融信息碎片化，就註定了現在的監管體制是有缺陷的。所以，預示着分業監管的體制會有比較大的變化。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現代金融特點、統籌協調監管、有力高效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堅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主要經濟體都對金融監管體制實施了改革。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個趨勢是，各國現在都加強了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集團的監管。因爲現在負責宏觀審慎管理和貨幣政策的央行和微觀風險的監管是分離的，微觀監管部門有時熱衷於“宏觀調控”。在這個過程中，貨幣政策效應有時會被疊加而放大，有時又會被互相扯皮而抵消，有時候甚至完全失去作用。
今後，制定貨幣政策和監管金融機構趨於統一會不會出現道德風險？事實上，10多年前就因爲認爲這兩個職能放在一起會有道德風險，所以把監管職能從央行剝離。現在“三會”的監管職能，都是從央行一個一個剝離出來的，先是證監會，後來是保監會，最後是銀監會。當時剝離的原因當然也是考慮到增強監管的專業性。
但是，最近中國金融局部風險和股市劇烈波動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分開以後的道德風險好像比合在一起的道德風險還要大。金融機構出現兌付危機，總是指望央行提供援助，股市一出現波動就要央行提供無限的流動性。這就造成更大的道德風險。從全球監管改革看，宏觀審慎管理和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是逐步走向統一的。
第二個趨勢是統籌監管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包括支付、清算、資產登記託管等，維護金融基礎設施高效安全的運行。這樣，就可以降低重複建設的鉅額成本，同時可以增加跨市場金融風險的透明度，及早加以防範。
第三個趨勢是統籌金融業綜合統計，整合金融業的信息收集。金融信息碎片化的情況不能再持續下去。
總的來說，十三五期間中國的金融監管框架將會出現創新性的變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