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開二孩是撬動經濟增長的槓桿
鄭秉文/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做出的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吸引了全社會的目光。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做“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時使用了“我國人口結構呈現明顯的高齡少子特徵”的表述。總書記使用的“高齡少子”準確地描述了我國當前人口結構的特徵，成爲全面放開二孩的主要依據。
//什麼是“高齡少子化”
人口老齡化是指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少子化是指“總和生育率”（TFR，指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數量）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於“2.1”，如將其轉化爲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約爲18%；或指“少兒贍養率”（0—14歲人口占15—64歲人口的比例）偏低，如將總和生育率“2.1”轉換爲少兒贍養率，25%可視爲少子化的一個標誌；還可用“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等其他指標來表示少子化。
從理論上講，老齡化和少子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可以不同時發生在一個經濟體之內。就老齡化而言，“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即人口壽命預期延長是其主要推手，就是說，在總和生育率既定的條件下，長壽風險將導致人口老齡化，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老齡化與少子化的關係不大；就少子化而言，是指壽命預期既定的情況下，如果總和生育率和少兒贍養率等指標發生明顯變化，出現嚴重的少子化，就意味着老齡人口占比逐漸提高，超過警戒線就會出現人口結構逆轉的趨勢，這也導致人口老齡化。
但是，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人口結構既出現了“長壽風險”，又出現了少子化現象，那麼，其人口老齡化趨勢將迅速滑向不可逆。在國際上，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國家，因此，少子化這個概念在日本十分流行，在很多報刊論文中，人們乾脆將其合二爲一，稱日本爲“高齡少子化”的國家。“少子化”和“高齡少子化”是日語裡漢字的直接表達方式，因此，在中文裡就直接借用過來。在英語裡，少子化概念和術語的使用和普及遠不如日語，且術語表達方式有很多種。但是，baby bust（少子化）與baby boom（嬰兒潮）形成對仗關係，應該是最爲典型的表達形式。
//高收入國家解決“少子化”的政策比較
在現實中，長壽風險往往與少子化連在一起，他們幾乎是同時出現在高收入國家，或者說，越是高收入國家，越是伴隨着長壽風險和少子化現象，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在不考慮戰爭、饑荒和瘟疫等特殊情況下，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意願並不是水漲船高，而是相反。例如，1900年美國總和生育率是3.5，但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1933年下降到2.3。戰後在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嬰兒潮，總和生育率高達3.7，但到20世紀70年代又下降到2.0，2015年再降到1.89。換言之，越是高收入的國家，人們的生育意願越是低下，總和生育率就越低，少子化現象就越嚴重。相反，低收入國家幾乎都是“多子化”的國家，換言之，越是低收入的國家，出生率越高。
2015年聯合國提供的人口數據顯示（下同），世界平均水平的總和生育率是2.51，而高收入國家只有1.75，其中，英國1.92，法國2.0，德國1.39，荷蘭1.75，意大利1.43，西班牙1.32，加拿大1.61，美國1.89，日本1.40，俄羅斯1.66。比較起來，撒哈拉以南非洲則高達5.10，南亞是2.56，拉美是2.15。世界平均水平的“少兒贍養率”是39.7%，而高收入國家只有26.0%，其中，英國和法國分別是27.6%和29.6%，德國是19.6%，荷蘭是25.3%，意大利是21.5%，西班牙是22.4%，加拿大是23.5%，美國是28.6%，日本是21.1%，俄羅斯是24.0%。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高達79.8%，南亞45.4%，拉美38.6%。
上述總和生育率顯示，所有高收入國家均爲少子化國家，但其少兒贍養率卻很好，大大好於總和生育率，高達26%，英、法、美等國甚至已不屬於少子化國家。這是因爲，他們通過移民等政策的實施，極大地緩解了少子化的發展步伐，旨在緩解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換言之，在移民國家，雖然總和生育率低，但其少兒贍養率卻還算不錯；但在某些非移民國家，比如日本，他們的總和生育率與少兒贍養率都很低，於是就出現了少有的“高齡少子化”現象。
//中國人口“高齡少子化”趨勢逼人
中國人均GDP離高收入國家的水平還有較大距離，大約還需八九年時間才能邁入高收入的門檻，但是，人口卻過早地出現了明顯的“高齡少子”趨勢。
從老齡化的趨勢來看，2001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就超過了10%，中國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而那一年中國人均GDP剛剛跨過1000美元的門檻，而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則屬於“低收入”國家，還被稱之爲“貧困陷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典型的未富先老。1950年時，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是7.5%，1980年是7.2%，30年時間裡沒有什麼明顯變化。但是，在最近25年，老齡化情況急轉直下：1990年提高到8.2%，2000年是9.9%，2010年是12.4%，2015年是15.2%。由此看來，計劃生育是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我們不能不說，人口老齡化加劇的另一個原因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醫療衛生的投入和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人均壽命提高十分明顯：1980年人均壽命是65.2歲，2015年提高到75.4歲，35年提高了10歲。而發達國家2015年人均壽命僅爲78.3歲，就是說，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國，其人均壽命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水平。
從少子化現象來看，形勢更爲嚴峻。就總和生育率而言，2010年中國僅爲1.53，而這一年中國則剛剛走出“下中等收入”階段（人均GDP爲4200美元以下），相比之下，當年世界“下中等收入”國家總和生育率則高達3.08，“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爲4200—13500美元）總和生育率是1.82，“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在13500美元以上）的總和生育率是1.76。換言之，在剛剛走出“下中等收入”組的201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低於全球所有三個收入組的總和生育率，即由於撫養成本等多重原因，中國夫婦的生育意願已經十分低下，就連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也望塵莫及。
就少兒贍養率而言，在中國剛剛走出“下中等收入”組的2010年，這個數字是23.4%，而“下中等收入”組的平均值是51.6%，中國低一倍還多，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上中等收入”組是30.0%，“高收入”組的是25.9%。就是說，中國的少兒贍養率與總和生育率的情況完全一樣，低於所有三組經濟體（“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平均水平。
上述總和生育率和少兒贍養率的曲線都經歷了一個十分陡峭的下滑趨勢：總和生育率從1965年的6.30，下降到1975年的3.01，在1980年全面實施一對夫婦一個孩時下降到2.52，到1990年再次下降到2.00，到2000年下降到谷底1.48，由於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回升到1.55。少兒贍養率的下降曲線與總和生育率十分吻合：高峰也是在1965年，那年高達74.6%，接着就是逐年下降，1975年下降到71.9%，1980年降到61.0%，1990年是43.8%，2000年是36.7%，2015年再次降到23.5%。
老齡化與少子化的人口特徵與發展趨勢告訴人們，雖然中國經濟保持了兩位數的高速發展，但是，人口結構的逆轉發展趨勢是“超高速”的，其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受到長壽風險和少子化的雙重夾擊，國家經濟安全與社會安全受到一定威脅，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正成爲典型的“高齡少子化”國家，調整人口政策勢在必行；二是長壽風險十分嚴重，但少子化趨勢更爲嚴重，它是中國人口急劇老齡化的主要推手，及時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十分必要。
//新常態下全面放開二孩非常及時
十三五規劃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在新常態下，及時準確地調整人口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從某個角度講，這是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一個重要舉措。經過2013年在全國範圍開放“單獨二胎”政策的“測試”之後，五中全會果斷做出全面放開二孩的決定，這是非常及時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全面放開二孩，目的是“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促進人口均衡發展”，這個重要舉措，對中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走向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首先，從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來講，全面放開二孩將是一個長治久安的舉措。在長壽風險成爲世界各國必須要普遍面對的社會風險之一的趨勢下，除了移民，生育政策調整將是唯一可行的重要舉措。老齡化帶來的影響將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對社會公共支出將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必然導致社會保障費用支出明顯增加，例如，養老金支出、老年護理與老年醫學的支出規模、老年服務設施支出的投入規模等，都將持續提高；另一方面，中小學和兒童婦產醫院等支出將不斷減少，因
此，在少子化與老齡化的社會公共支出上將存在着某種“置換”關係。
其次，就增加勞動力供給來講，全面放開二孩是較長時期內一個治本的辦法。其實，少子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早已初露端倪。在英文中有這樣一句老話：“人口學就是經濟學”（Demographics are economics）。兩個世紀前，馬爾薩斯曾有一句名言：“增長的人口意味着增長的經濟和增長的稅收”。衆所周知，少子化必然導致勞動供給下降，在土地、資本、技術等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必將減少勞動產出，必將影響經濟增長。大家知道，早在2005年，沿海一帶就開始出現“用工荒”，後來逐漸蔓延到內地，勞動價格隨之逐年攀升，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早已不復存在，有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開始向東南亞轉移，沿海製造業面臨困局。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少子化催生了新常態的提前到來，東北三省經濟大面積滑坡就是一個明證：其就業人口外流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對剛剛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新常態下的中國，全面放開二孩是撬動經濟增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和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槓桿。
最後，就促進人口均衡發展來講，全面放開二孩是一個重要嘗試。全面放開二孩，既是社會政策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是經濟政策的一個重大舉措，對促進增長、提高保障、穩定社會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全面放開二孩，符合社會長期發展的需要和人民長期福祉的要求，在新常態下，是計劃生育政策順勢而爲、與時俱進的重大調整，是主動順應人口均衡發展和完善人口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這是因爲，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歷史階段之後，財政收入必將減少，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支出能力必將受到明顯約束，進而將有可能誘發其他不利的社會因素，甚至出現社會動盪，從很多國家的教訓來看，這時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惡性循環之中。對於促進人口均衡發展來說，與單獨二孩政策一樣，全面二孩政策也是一個嘗試，如同2013年底，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開放“單獨二胎”政策時，有關方面估計，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1100萬對夫婦中，第一年大約能有200萬對申請生育第二胎，但結果卻大大低於預測值，提出申請的僅有69萬對；截至2015年8月底，申請生育第二胎的夫婦爲169萬對，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婦中僅佔15.4%。現在的生育主體是80後、90後，他們的生育觀念已明顯發生變化，養育孩子成本也明顯增加，同時，社會保障水平提高之後，養兒防老的社會觀念在不斷弱化，少生優生已成爲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因此，全面放開二孩之後人們的生育意願將決定未來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方向，計劃生育政策的內涵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與時俱進。
//經濟增長：放開二孩實行適當經濟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全面放開二孩是對單獨二孩政策連調的結果，本質上講仍屬於計劃生育的範疇，正如五中全會指出的，“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在過去的35年裡，“一孩政策”的實施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對控制人口和緩解資源約束等功不可沒，對當前人均GDP能夠跨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做出重大貢獻。展望未來，從“一孩政策”過渡到“二孩政策”具有現實的客觀性，它無疑將迎來二孩嬰兒潮的到來，對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但是，全面放開二孩只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增長能否真正實現，增長質量能否得到保證，還取決於很多其他因素。國際實踐證明，沒有制定和實施正確與適當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即使人口持續年輕化，人口紅利始終伴隨左右，也未必能夠實現增長，反而會出現回落、徘徊和下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不能進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阿根廷就是一個案例：1950—1990年，其總和生育率從未低於3.00，最高時達3.44；1950—2010年，其少兒贍養率從未低於40.0%，最高時達51.0%；雖然這兩項指標很好，但是，阿根廷卻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未能實現進位，究其原因，是因爲失敗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另外，諸如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盧森堡和瑞士等一些小中型經濟體，它們的少子化趨勢十分嚴重，其總和生育率依次只有1.20、1.26、1.23、1.57和1.52，少兒贍養率分別只有16.4%、19.2%、21.4%、23.6%和22.0%，遠不如阿根廷，但是，由於它們制定和實施了恰當的政策，不僅早就進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而且今天依然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在世界經濟論壇歷年發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的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大型經濟體中，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和少兒贍養率分別只有1.39和19.6%，低於日本的1.40和21.1%，但德國的經濟增長始終領跑歐盟，即使在世界經濟中也是佼佼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