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動力何在
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
樓繼偉/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
由原來的高速增長變成中高速增長，可能嗎？如果可能，什麼樣的路徑才能夠實現？否則的話會是什麼樣的？
關於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主要有四個方面內容。第一，簡單地回顧到目前爲止經濟增長的特徵。第二，當前經濟階段的特徵。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實現途徑。我着重從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增長的關係方面來論述。
//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階段概括
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工資的增長高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是成本真實化的早期，當時我掙七八十元，廣東打工的掙二三百元。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把工資壓得特別低，使得利潤比較高，因爲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高投資、高利潤、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實化過程持續到90年代中早期，壓抑的工資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並不平穩，而工資增長快，造成了通貨膨脹壓力。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了進一步工資成本真實化的第二階段。原來養老支出、醫療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資中，而是反映在企業的其他成本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推行這些方面的改革，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貨幣化的改革，工資成本進一步真實化。隨着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興起，這段時間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得到了釋放，人口紅利也釋放得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鄉鎮企業，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很多鄉鎮企業都垮掉了，因爲真正的市場化開始後，遂形成了真正的競爭，那些夾縫中的鄉鎮企業不再有競爭力。勞動力開始真正地流動，我們可以看到人口紅利大規模進入製造業。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2007年，其間工資增長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
在前面兩個階段，經濟增長基本達到9%—10%，而且可以說是基本健康的；當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說養老、醫療、住房改革都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巨大的人口紅利減輕了這些扭曲帶來的影響，經濟增長比較快。除了中間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衝擊導致的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總的來說沒有大的問題。
2007年是一個拐點。從這一年開始，工資的增長高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2007年討論《勞動合同法》，2008年1月實施。這個《勞動合同法》有很多弊端，當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於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職工可以炒僱主，但僱主不能解僱職工，很多投資人離開中國也是這個原因。推行企業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是可怕的，歐洲就是因爲這個問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僵化。美國底特律行業工會力量很強大，工資福利特別高，如果以美國南部日本投資的汽車企業作爲標杆的話，每輛汽車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終導致底特律汽車業破產。
另外一個大的問題是老齡化社會即將到來，勞動力增速開始減慢。而且農民工已經是第二代了，他們不同於第一代，擇業標準也不同了。這時候需要儘快調整政策。恰恰這個時候，世界金融危機爆發，4萬億刺激政策出臺，大規模的投資驅動掩蓋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2009年和2010年，雖然工資增長很快，但經濟增長更快。但不可持續的刺激政策消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又低於工資的增長。
歸納一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就是如下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後一直到現在。
//當前經濟的階段性特徵：“三期疊加”
當前中國經濟處於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
經濟換擋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的佔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該比例超過10%就意味着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是勞動年齡人口，即16—59歲階段的人口，開始淨減少，從2012年開始減少了300萬，以後還會減少。第三，特別是2007年開始，工資陡然上升，工資增長高於勞動生產率增長。2014年，我們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馬來西亞低，比泰國略高。但是，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研究顯示，上海的工資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們的工資已經沒有競爭力，與此同時，《勞動合同法》又削弱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其他約束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着適齡勞動人口的下降，需要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動增長，否則工資增長長期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就會帶來通貨膨脹或“滯脹”。因此，如果不採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當然經濟學上講的政策包括改革，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低於5%。
由於近年來工資增長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區製造業已經開始機器人化，它的規模和速度都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現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機器人是在中國，當然是比較初級的，智能機器人比較少。這使得勞動生產率在變化、在提高。如果沒有這些變化，我們的潛在經濟增長可能還要低。
三期疊加中的第二期是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在經濟學上，經濟結構調整是指爲結構調整而實行的結構改革。這部分內容將在下文講述。先來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帶來了一些問題。第一是高槓杆率。關於槓桿率，有很多說法。最近彭博社說是280%，也有的說是230%，這些說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據。最簡單的是看M2和GDP之比，這個比例現在是193%。我認爲，拿這個比例和美國比其實是不合理的。因爲美國不是銀行佔主導的金融體系，而是以資本市場爲主的金融體系。國際上可比的是歐洲，因爲歐洲也是以銀行爲主導的金融體系，但是歐洲的M2/GDP是160%，我們是193%。這個比率自2008年以來，提高了大概四五十個點。在槓桿率中，有40%是政府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債務大規模上升。據審計署審計，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擔償還責任的債務是10.9萬億元，一年多過去了，這個數字又有增加。間接承擔償還責任的部分，一般情況下代償率可能是20%，但經濟下行時，有可能大幅度上升，這裡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我們可以看一個簡單的數字：設備投資佔總投資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個百分點。設備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直接相關的。那麼，前期刺激期主要依靠的是造城和房地產。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槓桿，而且要穩妥地去槓桿。去快了，不行，像美國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槓桿，導致2009年和2010年經濟負增長，失業率11%，加上一些不願意登記失業的，實際失業率高達16%。我們沒有那樣的承受力，所以要考慮緩慢地、穩妥地消化過剩產能和去槓桿，還要恢復勞動生產率。僅從這兩期疊加看，GDP增長速度是不樂觀的。
//結構調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們下大力氣進行結構調整，也就是經濟學上的結構改革，中期增長有可能達到6.5%—7%。這是
一個需要努力奮鬥去實現的比較樂觀的前景。但是，我們也有另一種前景，即今後5到10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甚至覺得是五五開。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是停滯陷阱，但是容易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1050—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們現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國家和東南亞國家，也是在這一階段停滯的。
爲什麼我們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剛纔提到，我們的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五六年前我們還在談論劉易斯拐點，很快就發現勞動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老齡化，即65歲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據社科院的研究表明，老齡化比率從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時間是40年，我國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時間是50年，我們是11年。勞動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萬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爲什麼特別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麼滑入的呢？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增長主要源於農業人口轉爲非農業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較合理的，而且重視教育，特別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帶來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時候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於開始時勞動力幾乎是無限供給的，所以工資的增長並不是很快。這個時期資本收益很高，資本積累非常快。伴隨這個過程的是，資本質量得到提升，經濟向價值鏈更高端躍升，工資在上漲，然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當然這個過程是轉型過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織的過程。成功地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就可以脫離停滯陷阱，否則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國比較不利的是，這一過程的時間比較短。如果說過去沒有學蘇聯鼓勵生育，然後又不得不實施計劃生育，那麼這個過程會是逐步的。所以現實情況使我們更要有緊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麼條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拉美爲什麼出問題，第一是不開放，第二是勞動力市場逐步僵化，還有民粹主義。東南亞的問題和拉美不太一樣，它們還有另外的問題，如法治化比較差。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我們說的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那一階段不是一個正常情況，那是一個人爲壓抑工資成本後的真實化過程。還有一條一般規律：政府收入佔比，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宏觀稅負，要逐步提高，以提供再分配。這些環節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這些環節往往是綜合的，容易表現爲民粹主義、社會浮躁、法治缺失、腐敗盛行，最後滑入陷阱。
對中國來說，還沒有這麼悲觀。我們已經創造了一些條件，比如開放，我們一直是開放的。我們是開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們自己和國際的分析都認爲，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而且我們是全方位的逐步開放。我們的財政能力應該說還是比較強的，而且總體來說是比較謹慎的，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下降，但並不是很嚴重，比如我們並沒有像歐洲和拉美那樣搞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一個企業內部應該推行企業職工和僱主的集體談判，但是絕不能搞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金融危機後南歐國家推行勞動力市場改革時，第一項措施就是終止區域集體談判和行業集體談判。拉美行業集體談判帶來的問題也很大。巴西各行業都推行，工資過快上漲，然後是通貨膨脹，結果是普通貸款利率、債券利率高達20%，對經濟增長帶來嚴重影響。我在中投公司時，去巴西訪問，正趕上巴西銀行業工資集體談判，銀行業工會一帶動，不管是有效益的銀行還是沒效益的銀行都漲工資。這種情況下，誰敢去投資。
但是，我爲什麼又覺得不樂觀呢？我們剛纔所說的那些問題，也就是以勞動力和土地爲代表的要素流動性、產權保護、對外開放等，在其他國家可能有20年的演化過程，但是由於我們未富先老，只有5到10年的調整期。
在三期疊加中，換擋期是客觀的，即使其他條件不變，只是人口結構變化，經濟增速也必須換擋。消化期的高槓杆率、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產能過剩，也是客觀的。如果我們不做出很有作爲的一些調整，落入停滯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保持中高速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長，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麼樣的途徑呢？特別是，現在留給我們的時間並不多。途徑就是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了大量十分具體的改革任務，最具決定性的任務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實兩次全會確定的任務，我們就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學上說，所謂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潛在的生產力釋放出來。
第一個最大的潛力在於釋放農業人口。2014年，我們的城鎮化率是54.8%，比與我們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低10個百分點；而且其中按戶籍人口算城鎮化率爲35.9%，其他是所謂的常住非戶籍人口。我們必須要有勞動力人口的增長，纔有增長的基礎。那怎麼釋放人口呢？一個是改革農業，2014年，我國糧食生產1.2萬億斤，但各級財政大量補貼，是一種從種子到餐桌的全程補貼。補貼干預了資源配置。比如說，東北應該是漫山遍野種大豆高粱，但是補貼後的玉米成本是6毛錢，國家再按8、9毛錢收購，相當於再補貼，所以農民都改種玉米。但玉米市場價格人爲擡高，玉米加工企業大量虧損，又在爭取國家補貼，於是補貼變成指導資源配置。我們應該減少對價格的干預性補貼，可以對勉強耕作的農地退耕還林、還草、還溼等生態恢復的活動給予補貼，而對農業生產應回到承包制時的種什麼、怎麼種、怎麼賣、怎麼用由農民自己決策。現在的做法就是國家用所謂的經濟槓桿直接配置資源，而不是市場配置資源，國家作爲補充。怎麼辦呢？就是把價格放開，讓農民根據比較效益自主決策。資源配置的結果，很可能是因糧食收益不高，出現耕地集中化經營，達到平均收益，分散的農戶發展各類種養業，相對收益較高，農業合作組織獲得發展，幫助農民連接市場。目前，經過大量補貼後，我國糧食價格仍高於國際市場，反映了我國的農業資源條件相對較差。價格放開之後，資源配置的結果，必然是糧食生產減少。其實不必過分擔憂，適度進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關心的是中國人得買它的大豆，韓國人拍的紀錄片《超級中國》，一上來就說阿根廷40%的耕地種的是大豆，主要賣給中國人。種大豆的收入比過去畜牧業收入高，阿根廷能倒回去嗎？它會卡着不給我們嗎？如果我們不進口，這些國家馬上會來交涉。我們保住了基本口糧，一些非關鍵品種如秈稻等都可以適度進口。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主流。特別是民選政府國家，如果卡住農產品出口，政府就要丟選票，就站不住。那麼，如果發生嚴重緊張的國際局勢呢？很好辦，保留一年的庫存週轉，搞好種業，然後還草一耕，幾個月就長出小麥，還溼一耕，幾個月就長出水稻了。
放開價格，讓市場配置資源，實際上是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市場配置。按照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農用土地的流轉試點現在也已經開始了。還有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與國有土地在同樣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入市，也在選一些地區做試點。這些全部展開後，幾百畝上千畝的大
戶就有可能越來越多。當然，在WTO“黃箱”約束之內，我們仍可以適當地對糧食提供補貼，但是不要全過程補貼，應該實行後補助。所謂後補助就是設定一些標準，比如按農藥、化肥殘留標準。因爲施用農藥、化肥越少，產量越低，適度補貼後還可以賣高價，讓農戶自己選擇。
通過對上述方面的改革，我們可以釋放出農業勞動力、合理利用農地、提高農業生產率，農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長。
第二個是戶籍改革。這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務資源應該隨着人口的流動，特別是教育，當然也包括衛生和醫療等。財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終身學籍制度，正在探索義務教育資源隨着學籍流動。戶籍制度改革現在已經開始了，但是效果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戶籍制度改革文件下發，到現在爲止有14個省市出臺了落實方案，而人們最願意落戶的那些省份一個也沒有。
第三個是合理的城鎮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爲中心的城市帶，包括周圍的小城鎮，纔有就業機會，比如設計、物流、生活服務，以及圍繞製造業的一些生產性服務業就業。西部地區很可能圍繞省會以及一兩個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帶。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於是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我們必須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障礙。現在各地都對勞動力流動有限制。在1954年《憲法》中，我國勞動人口是有自由遷徙權的。1958年的時候逆轉了，因爲全面進入計劃經濟，隨後實行最嚴格的人口流動管制，直到1982年《憲法》重新修訂，但當時仍以計劃經濟爲主，市場經濟爲輔。其後屢次修改《憲法》，勞動力充分流動這個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在《憲法》正文中都沒有改入。目前相當多的地區規定必須有產權房才能夠落戶。這也造成了住房價租比（即房價和租金之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爲什麼不能落戶口，在德國80%的人租房，並沒有出現所謂的“大城市病”。
勞動力向最能發揮其效能的領域和地域流動，是城鎮化的應有之義。當然，可以有適度限制，主要是考慮公平性。有的國家的一些省州規定，要在當地交稅達到一定時間，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學的優惠。
隨着城市化的發展，服務業和製造業有可能向價值鏈比較高的方向發展。實現這一條就需要解除管制，放開市場準入。現在國務院正在推簡政放權。克強總理一直在講，創造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環境，已產生應有的效果，特別是在創造就業方面。在進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時，政府也可以採取適當措施，支持引導企業向價值鏈高端發展。財政部現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過去直接面對企業的資金改造成“種子基金”，就是引導社會上的一些基金對企業創新投資，這比政府自己做要強，而且還減少了腐敗的機會。
當然，還有房地產稅方面。我見過很多文章說地方主要靠土地財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規模達到四五萬億。實際上地方在土地上的淨收入並不多。全國平均土地拆遷補償、安置及土地整理後的淨收入約佔毛收入的20%。問題主要在於地方不斷依靠新增土地獲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後農村建設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條件入市，地方財政土地淨收入還可能少一點，但是這並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能總是靠土地增量來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設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們的城市不僅人口密度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說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交通還比人家擁堵。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現。今後應該有一個好的激勵，而房地產稅是一個好的激勵。激勵地方政府盤活存量，城市集約式發展。
第四個是社會保險體系必須改革。社會養老保險必須改成國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勞動力自由流動。三中全會明確了要國家統籌，但是，必須要改目前的保險制度，因爲這個制度負激勵效應太大。不改成一個正激勵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會要求的多繳多得的制度，單純提高統籌級次，就是災難。社會保險要精算平衡，收繳、給付、投資收益以及替代率、給付年齡等都是精算調整的因素。不然的話，我們也是過不去的，馬上進入的快速老齡化更過不去。醫療保險問題也很多，但不再贅述。
上述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會中提出的重要任務，四中全會又提出了依法治國的180項改革。我們已經看到了改革正在推進，比如，在瀋陽設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轄東北三省；在深圳設立了一個巡回法庭，管轄海南、廣東、廣西，全國至少還得設若干個跨區域的巡回法庭，這是促進市場統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屬於中央事權，將由中央財政承擔支出責任。中央財政的支出佔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會確定的。
總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如果到2020年我們按時完成了，我認爲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這幾年非常非常關鍵。由於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人家用20年時間完成的變動，我們或許只能用10年完成，才能夠使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上去，走出停滯的陷阱。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推進改革外，還要處理好兩大難題。第一個難題就是去槓桿化，不能再積累，但是又不能經濟失速。在企業方面，現在股本市場比較好的時候，應該大力發展股本性融資，比如私募基金、風險投資。資本加大了，債務率就下來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失速和規範有時候是衝突的。改革是需要規範的，比如對地方存量債務的處理，要清理也要給出路。要置換債務緩釋風險，轉換方式，例如轉成規範的PPP方式，從而在規範中增長。
另一個難題是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是一部過分超前的法律，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識是很難的。2011年出臺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個人賬戶可以繼承。保險是大數定律，互濟原則。買了保險最後的結果是相當於同等年齡段的人互濟。說直白點，就是短壽補長壽。保險法卻規定爲儲蓄，而不是保險了。那麼長壽者怎麼補呢？只好提高單位的繳費率，大多數人卻認爲這是對的。醫療保險應該是一輩子繳費，而在我國退休後是不繳費的，絕大多數實行基本醫療保險的國家是退休後還要繳費。美國比較特殊，是65歲開始繳醫療保險，繳到終老，在65歲之前是稅收政策支持的商業保險。這些難題都是老齡化面對的問題，也是我們當前要解決的問題。
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這兩個權衡，難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認爲，我們如果不採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的增長速度，但如果採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實實在在、人民在當前和長遠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長。上述列舉的改革措施，其實都是三中、四中全會規定的任務，有些已在推開，有的正在試點，有的處於積極準備階段。我們要堅定地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文件規定的要求，堅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盡我們所能往前推，再難也要做到。現在正在開始研究十三五規劃，這些問題都擺在我們面前。不僅是指標，更大的問題是怎麼落實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任務。所謂途徑，就一句話，按照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做就對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一箇中高速的增長，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