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轉型改革釋放增長潛力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十三五時期，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化解短期增長壓力、提振增長信心的希望在2020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節點在2020年。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未來幾年需要從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出發，謀劃好、把握好經濟增長的路徑選擇，有效應對經濟增長的挑戰，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實質性突破。
//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蘊藏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
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蘊藏着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未來幾年實現7%左右的經濟增長是有條件的。
1.工業轉型升級大趨勢——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智造”
（1）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從1995年的4%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20%；2014年這一比例提高到20.8%。但是製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製造業人均規模還不及美、德、日的1/3。
（2）轉方式、調結構和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形成歷史交匯點。當前，無論是工業轉型升級，還是最近公佈的《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重要的階段性特徵是經濟轉型升級與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形成歷史**匯。把握好全球科技革命這個重要機遇，主動推進工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對中長期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3）製造業全球化、信息化、服務化特點突出。目前，製造業向智能化轉變的大趨勢凸顯，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從工業2.0向3.0的升級，並奠定走向工業4.0的重要基礎。同時，製造業全球化佈局正在提速，應當充分把握“一帶一路”的戰略契機，加快推動企業“走出去”和某些優勢產能、富裕產能“走出去”，逐步形成製造業全球產業鏈。
（4）“互聯網+”製造業升級的突出優勢。十三五應當充分利用初步形成的“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創新，推動製造業的轉型變革。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由“互聯網+”推動的科技革命主要不是表現在某些產品上，更重要的是反映企業模式、商業模式的創新。
2.城鎮化轉型升級大趨勢——從規模城鎮化走向人口城鎮化
“城鎮化紅利”仍是未來5—10年中國擴大內需的突出優勢。我一直主張“人口城鎮化”。要實現“人的城鎮化”，首先要使人口城鎮化達到一定水平，解決農民工的身份問題。如果沒有較高的人口城鎮化率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就很難實現“人的城鎮化”。十三五時期將加快從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升級，意味着有近4億農業轉移人口進城，爲生活性服務業帶來巨大市場空間。
（1）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50%左右。2014年，規模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4.7%，估計到2020年將達到60%。問題在於，人口城鎮化率太低，2013年僅爲36%，與2012年世界人口城鎮化平均水平（52%）相距16個百分點。《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到十三五末期規模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我認爲，這一目標過低。從現實看，只要以農民工市民化爲重點的相關改革到位，縮小人口城鎮化率與規模城鎮化率的缺口，加大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一體化等制度創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
（2）十三五農民工要成爲歷史。“讓農民工成爲歷史”，這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社會問題。2014年，農民工人數接近2.7億。同時，絕大多數農民工是80後、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這些農民工絕大多數的意願是落戶城鎮，但在現行體制下又難以融入城鎮。只有打破制度障礙，初步取消農民工的身份，儘快建立流動人口的居住證制度，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換，“農民工”纔有可能真正成爲歷史。總的看，2020年是“農民工”退出歷史舞臺的節點。
（3）十三五期間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2個百分點是有條件的。一是隨着戶籍制度改革的提速，城鄉一體化進程將明顯加快；二是國家不斷加大對中小城鎮的公共資源配置，中小城鎮成爲吸納農村轉移人口的重要載體；三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正處於加快推進中。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到2020年總體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
3.消費結構升級大趨勢——從物質型消費走向服務型消費
（1）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10年前，在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中，城鄉居民用於食品、衣着的生存型消費支出佔相當大的比重。這10年，主要包括居住、家庭設備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等的發展型消費所佔比重明顯提升。據統計，1990—2013年，城鎮居民發展型消費支出比重從32.39%提高到54.42%；農村居民發展型消費支出比重從33.43%提高到55.72%。尤其是在中國進入到發展型消費新階段後，滿足人的自身發展的需求開始全面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支出結構中的生存型消費比重持續下降，城鄉恩格爾係數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3年的37.7%。
（2）從傳統消費向新型消費升級。這幾年，人們對綠色消費、信息消費、便捷消費等新型消費的需求進一步提高。例如，這10年城鄉居民的信息消費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長。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2015年上半年通信器材消費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30%以上。這10年，城鄉居民的信息消費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長。
（3）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的升級。目前，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比重已接近40%。預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支出比重將超過50%，一些發達地區有可能在60%左右。消費結構升級蘊藏着巨大的消費潛力，消費總規模到2020年有可能達到45萬億—50萬億元。13億人消費結構升級與消費潛力的釋放將成爲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經濟結構調整的最大空間。未來5—10年中國經濟增長蘊藏着巨大潛力，經濟向好的格局沒有改變，“中國故事”沒有講完。儘管在轉型中面臨諸多挑戰，但仍需增強信心。經濟轉型升級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市場、巨大的增長潛力。
//以轉型改革應對挑戰
十三五要以轉型改革應對挑戰，化解經濟下行壓力，防範經濟危機，釋放經濟增長潛力。
1.迎接產業結構調整的挑戰——如何從工業主導轉爲服務業主導
（1）產業結構與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總的看，中國正處於工業化中後期。到2020年服務業佔比將達到55%以上，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格局，這是工業化中後期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標誌。目前，雖然服務業增加值規模明顯增加，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2015年上半年達到49.5%，創歷史新高。但與發達國家70%以上水平相比仍然偏低，與巴西和俄羅斯相比也有10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這使“有需求缺供給”的矛盾日益突出。
（2）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在“三期疊加”時期，產能過剩的問題十分突出，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導致實體經濟壓力不斷增大。主要表現在：第一，工業企業平均產能利用率爲72%左右，且呈逐年下降趨勢。而合理的產能利用率大概在81%以
上，中國工業產能低於合理水平9個百分點。第二，全面性過剩，不僅有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而且有的行業出現“先進產能”過剩。第三，大量落後產能難以退出。未來幾年，通過“一帶一路”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可以爲某些優勢產能、過剩產能尋求出路，推動中國製造業的全球佈局，緩解中國產能過剩帶來的壓力。
（3）製造業利潤持續走低，實體經濟困難加大。主要表現在：第一，製造業進入微利時代。近幾年在31個製造業行業中，有9個行業總資產利潤率低於同期貸款利率。第二，社會資源流向“虛擬經濟”，“脫實向虛”問題嚴重。社會資源主要包括社會資本和人才，目前社會資本流向“虛擬經濟”的問題日益突出。第三，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喪失，勞動力成本上升勢頭明顯。儘管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連續幾年呈縮小態勢，但是製造業資本向東南亞轉移趨勢明顯。
2.創新能力提升的挑戰——從投資拉動轉爲創新驅動
（1）創新驅動的關鍵是科技創新能力。工業化中後期，效率的提升主要在於創新。當前，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在國際上處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尤其是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達60%左右。比如，國外機器人制造企業仍然佔據中國近90%的市場份額，核心零部件仍需要進口。
（2）自主創新能力弱。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基礎研究佔研發經費支出的比重在5%左右，美、英、法都在10%以上。近年來，儘管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逐年提高，但基礎研究經費佔研發總經費的比重仍偏低。第二，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爲10%左右，發達國家在40%以上。
（3）創新驅動重在教育。中國現行的教育體制帶有考試型、封閉性、行政化的某些特點，而這又是難以形成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制約因素。要加快形成創新型、開放性、專業化的教育體制，爲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所需的各類專業人才。深化教育改革，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加快推進以優化結構、提升質量爲基本目標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3.全面改革突破的挑戰——從被動改轉爲主動改
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動力是改革。總的看，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改革的阻力相當大，形成全社會的改革共識及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環境，還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1）全面深化改革面臨利益關係、權力結構的調整，使得改革的複雜性、深刻性、艱鉅性明顯加大。從全社會看，全面深化改革到了利益關係調整、權力結構調整的新階段。以金融爲例，混業發展已經成爲現實和趨勢，但現行的“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與此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這需要儘快成立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以適應中國金融市場混業經營的需求。
（2）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大氛圍。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環境尚未形成：一是改革面臨某些理念的束縛、干擾，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儘管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但近年來國有企業改革總體來看進展緩慢。二是一般是講改革故事的人多，幹改革實事的人少，有衝動、有熱情投入改革的人就更少。三是改革缺乏激勵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着力強化敢於擔當、攻堅克難的用人導向，把那些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幹部用起來，激勵幹部勇挑重擔。”由於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和改革的大環境，不作爲的現象十分突出，導致很多改革僅限於紙面，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四是某些改革有走“回頭路”的可能。
//實現調結構、轉方式的重大突破
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目標，既能實現調結構、轉方式的實質性突破，又能奠定未來10—20年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1.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
儘管目前對能否形成服務業主導仍存在諸多爭議，但我認爲，服務業主導的內涵主要指：一是服務業佔產業結構的比重，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看，進入工業化中後期，服務業佔比一般不低於55%；二是服務業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之間的內在關係。當前，中國製造業大而不強的根源在於以研發爲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太低。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要有不同的產業結構與之適應：工業化前期，產業結構以農業爲主導；工業化中期，產業結構以輕工業和重化工業爲主導；工業化後期，產業結構以服務型經濟爲主導。這表明，不同的發展時期和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呈現不同的特點。
（1）中國現代服務業發展前景廣闊。主要表現在：第一，服務業比重比發達國家低20個百分點以上，比發展中國家低約10個百分點。第二，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現代服務業呈現較快發展勢頭。生產性服務業向價值鏈中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務業更加貼近居民消費需求。2008年，我就提出要從生產大國走向消費大國，儘管當時存在諸多爭議，但總的看，消費的水平應當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階段相適應，不同的發展階段，消費需求是不同的。以吃飯爲例，隨着溫飽問題的基本解決，人們開始吃營養、吃特色、吃環境、吃文化，這不僅反映了消費者個性消費偏好的改變，更反映了消費增長動力的轉變。
（2）十三五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服務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指出，十二五末期經濟中服務業比重將超過47%。從現實來看，自2013以來服務業佔GDP的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經濟結構升級的態勢初步形成。預計2015年末服務業佔比將達到50%左右，比十二五規劃的目標提高了3個百分點。隨着中國進入工業化後期，十三五服務業佔比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達到55%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生產性服務業佔比實現倍增，佔GDP比重從15%提高到30%。
（3）十三五以服務業主導引領經濟新常態。總的看，中國尚未形成經濟新常態，且正處於走向經濟新常態的關鍵時期。
一是形成7%左右增長的新常態。過去10年，中國服務業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帶來經濟增長0.43個百分點。十三五時期，如果服務業增加值繼續保持9%—10%左右的年均增長，將帶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左右，加上農業、工業的增長，將爲中國實現7%左右增長的新常態奠定堅實基礎。
二是形成新增就業不斷擴大的新常態。2008年，中國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新增加就業80萬人；到2013年，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170萬人。這表明，服務業佔比的提高是解決新增就業的關鍵因素。十三五時期服務業增加值按年均10%測算，每年新增就業達到1000萬人是有條件的、有可能的。
三是形成全社會創業創新的新常態。十三五時期，中國能否在“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的轉型上取得重要突破，主要取決於生產性服務業能否快速發展。爲此，以研發爲重點，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不僅是形成新一輪創新創業潮的主要推動力，而且將爲創新創業開闢巨大的市場空間。
四是形成利益結構優化的新常態。服務業就業比例達到50%，即到2020年隨着服務業主導地位的確立，中國服務業就業人口將不少於4億人，由此帶動中等收入羣體的增加，即中等收入羣體比例達到35%—40%。
五是形成綠色發展的新常態。如果2020年服務業佔比達到55%，能源消耗量將下降14%左右，二氧化
硫將減排18%左右。
2.形成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格局
進入工業化中後期，消費型驅動將成爲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1）十三五消費升級擴大的趨勢明顯。主要表現在：第一，目前中國最終消費率爲50%左右，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低30個百分點左右。第二，消費理念、消費結構、消費模式趨勢性變化，即多樣化、個性化特點十分突出。按照國家老齡委的估算，現在老年人的當期消費至少有1萬億元人民幣的消費需求潛力。但是，由於產品供給短缺、服務水平上不來，年實際消費大概在2000億元人民幣。第三，人口結構變化、城鄉一體化進程拉動消費。第四，消費個性化、多樣化推動服務型經濟加快發展。
（2）十三五消費總量有望實現倍增。主要表現在：一是預計最終消費率將從2014年的51.2%提高至60%以上，居民消費率達到50%左右。當前，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一直處於下降通道之中，由1978年的48.8%降至2013年的36.2%，而政府消費則相對穩定。二是預計消費總規模有可能從2014年的30.7萬億元擴大到2020年的50萬億元左右。
（3）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明顯提升。2015年上半年，消費對增長的貢獻率爲54.4%；到2020年，消費對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60%以上，搞得好，甚至可能高於60%。這表明，13億人的大國正處在消費結構升級的關鍵時期，不僅將帶來巨大的消費市場，也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和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3.形成以服務貿易爲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1）中國服務貿易規模與轉型升級趨勢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第一，服務貿易比重低。從國際比較看，2014年中國服務貿易佔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爲12.3%，而全球服務貿易佔全球貿易的比例達到20%，低於全球平均水平7.7個百分點。目前，中歐的服務貿易佔雙方貿易總額的比重約12.5%，佔全球服務貿易的比重只有0.8%左右，發展空間十分巨大。按《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中歐貿易額到2020年達到1萬億美元的目標，如果中歐服務貿易比重提高到20%，雙方服務貿易將達到2000億歐元的規模。只要打開思路，打破服務貿易對中國的管制，在服務經濟、環保、製造業技術等方面對中國放開市場，中國將給歐盟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第二，經濟轉型升級對服務貿易依賴性加大。無論是生產性服務業還是生活性服務業都對服務貿易提出新的要求。
（2）以“一帶一路”爲總抓手加快服務貿易強國進程。抓住“一帶一路”機遇，十三五從服務貿易大國走向服務貿易強國，重在加快服務貿易開放。總的判斷是：“一帶一路”是以擴大自貿區網絡爲目標，以服務貿易爲重點，以基礎設施建設爲依託，是新階段對外開放的總抓手。
（3）把加快服務業開放作爲雙邊、多邊自由貿易重點。建議把握服務業市場開放的主動權，推進國內自貿區“提質擴容”，以促進服務貿易爲重點加快雙邊、多邊自貿區建設，以加快推進服務外包爲重點形成國內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新平臺，到2020年，服務貿易繼續保持10%以上的增長速度。與此同時，加快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網絡，擴大雙邊和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打破對中國的服務貿易壁壘。
//適應經濟轉型的改革路徑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短期內政策刺激的“託底”作用十分重要，甚至起決定性影響。同時，政策刺激要着眼短期，更不要爲中長期埋下更大的隱患。政策刺激的關鍵在於激發市場活力。化解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適應發展趨勢，在制度創新中發揮政策的放大效應。
1.服務業市場全面開放是重點
服務業市場開放既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又是市場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從現實看，中國教育市場的開放程度與教育發展嚴重不相適應。儘管21世紀初教育市場化、產業化曾引起諸多爭論，但當前的教育市場開放與過去教育產業化有着根本性的區別。一是隻有充分發揮政府在教育產業的主導作用，尤其是強化義務教育主體作用，才能更好地促進產教深度融合。教育產業化最大的問題在於基礎教育的管理權限下放給地方，由各個地方政府管理。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層層下放，逐漸變成以鄉鎮爲主的管理制度，造成了農村義務教育的困境。爲此，需要在強化政府義務教育主體責任的前提下加快教育市場開放。二是人們對教育的選擇呈現多樣性，目前每年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以20%—30%的速度增長。過去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以大學、研究生爲主，現在擴展到小學、中學，其中，中學佔相當大的比例。三是隻有社會資本成爲教育投入的主體力量，才能滿足全社會日益增大的教育需求。總的看，無論從需求層面，還是供給層面，中國的教育不僅是一個大市場，而且是全球關注的潛在大市場。
從工業主導走向服務業主導，服務業市場開放既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又是市場化改革的戰略重點。服務業領域市場開放嚴重不足，難以利用國內社會資本和外資做大“蛋糕”。十三五深化市場化改革，重中之重是讓市場在服務業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
2.以結構性改革破解服務業發展的結構性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整套政策與體制安排，帶有激勵工業發展、抑制服務業發展的突出特徵。比如，與社會需求相比，公益性社會組織發展仍然滯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公益法人制度缺位，公益性社會組織發展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推進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升級，需要加快打破結構性矛盾帶來的掣肘，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一是加快財稅體制改革與財稅政策調整。二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政策調整。當前，金融資源“脫實就虛”的矛盾突出，中小企業融資難仍是一個大問題。三是教育體制改革。隨着“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實施，技術技能型職業人才的需求全面增長但供給短缺嚴重。例如，製造業高級技工缺口每年高達400餘萬人。有企業家形容，“找100個大學生不難，找100個高級鉗工卻是難上加難”。這說明，經濟結構的變化要求教育結構要做出相應的調整。
3.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爲重點加快公共服務業市場開放
充分利用市場力量、社會力量擴大公共服務供給，爭取使政府採購規模佔財政支出比重從2013年的11.7%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務類佔政府採購總額比重從2013年的9.4%提高到30%左右。
4.深化以簡政放權爲重點的政府改革
當前，監管轉型的滯後已經成爲深化簡政放權的突出矛盾。從消費領域看，消費安全問題的根源在於消費監管的缺位；從金融領域看，不衝破大的體制障礙，監管轉型將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這不僅關係到改革紅利的釋放，而且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正處於轉型變革的關鍵時期，觀察中國、分析中國，要“明大勢、看大局”。十三五自覺把握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基本實現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就能緩解短期經濟下行壓力，釋放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有效應對經濟轉型挑戰。這是經濟轉型的歷史抉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