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給”新在哪裡
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理論一定是要服務現實的，但理論自有其超越片斷現實、局部現實的規律認知追求，和高於一般經驗、直覺的指導性品質，這才構成了理論服務現實的價值之所在。經濟學研究者顯然應力求理論密切聯繫實際，在無窮盡的發展過程中，有所發現，有所創新，有所前進。
中國經濟在經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之後，已走到了一個自身“潛在增長率”下臺階而“矛盾凸顯”對“黃金髮展”瓶頸制約日趨嚴峻的新階段。往前看，尋求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必須在“發展是硬道理”昇華爲“全面協調的科學發展是硬道理”之後，使中長期發展與有效激發、如願釋放內生潛力與活力相結合，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真正提高，已強調多年的優化結構、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成爲現實。與此相關的分析認識指向一個人們無法迴避、議論紛紛的問題：爲使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面臨的瓶頸制約得到破解，需要構建什麼新的思路？我們認爲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得到理論創新之光的燭照引領。
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羣體，在迎接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背景之下，提出了從供給端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套認識和建議。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法治化的指導文件的發表，又給予我們更多的研究激勵和改革、轉型的緊迫感。作爲研究者，我們力求有所作爲地形成對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反思，和對實現從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習近平表述的“中國夢”現代化目標的理論創新支撐。相關認識的切入點，需要對已有的經濟學成果有“破”有“立”。
“新供給”新在哪裡？我們認爲，雖然已有的研究成果還屬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簡要總結：一是新在我們的“破”，二是新在我們的“立”，三是新在我們成體系的政策主張與思路設計。
//“新供給”研究中的“破”
從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經驗層面考察，人們普遍發問：爲什麼經濟學家對“千年之交”後震動全球的金融危機既無像樣的預測，又無有效、有力的經濟學解說與對策思路框架？如何以經濟學理論闡釋中國的不凡發展與艱鉅轉軌進程？衆多研究者認爲：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我們認爲，這一中外人士反覆提到的挑戰性問題可以歸結爲經濟學理論所需要的、在“新供給”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這至少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我們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它們共同的失誤又的確不容迴避，即它們都在理論框架裡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後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着忽視供給端、供給側的共同問題。最近幾十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爲對經濟規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回到現實，即聯繫實際的時候，並沒有有效地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側做深入分析，在這樣一個重要領域存在明顯不足。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前幾十年的經濟實踐裡，在應對滯脹的需要和壓力之下應運而生的供給學派是頗有建樹的，其政策創新貢獻在實際生活裡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其理論系統性應該說還有明顯不足，他們的主張還是長於“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樣能夠激發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卻弱於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爲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因爲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有不能迴避的如何解決“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客觀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於需求側，供給側的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徵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但這並不應成爲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我們還直率地批評了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的“言行不一”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他們自己的教科書裡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據，但在運行中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後，任這家150多年的老店垮臺，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後又總結經驗，再後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並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於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
第三，我們還直截了當地指出了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後。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着”的那些“產業政策”的方面，儘管美國被人們推崇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均對此很少提及，但其實美國的實踐可圈可點，從20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諮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岩革命到3D打印機，到製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教科書的認知範式，而是很明顯地對應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端發力爲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後面的“不夠格”狀態。
//“新供給”研究中的“立”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後，我們強調，必須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以及國際上的所有經驗和啓示，以更開闊的經濟學理論創新視野，考慮我們能夠和應當“立”的方面。
第一，我們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的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作爲當代學人“理論聯繫實際”的必要環節和創新取向。在基礎理論層面我們強調：應以創新意識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髮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爲是有效供給對於需求的迴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徵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纔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過去對於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卻認識不足。我們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徵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發生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迴應和解決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樣在經歷世界經濟危機衝擊後更好地把理論服務於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繫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我們強調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爲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爲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啓示，但它畢竟可稱爲一種1.0版的模型。現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等問題的基點上，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而供給分析要複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係，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爲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中的“一般均衡”或在“反週期”調控中可自然解決的議題，我們認爲有必要升級爲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有待加入供給側能動因素做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我們認爲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爲併力求合作，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即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願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裡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係（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係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徵、新趨勢。
第四，我們特別強調了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繫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它們在供給端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於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爲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熔於一爐。通過這樣的“立”迴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們在理論的建樹和理論聯繫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註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的歷史任務，必須藉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爲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爲側重點的供給端的發力與超常規的“追趕—趕超”長期過程。
當然，以上這些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要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以改革爲核心”，從供給端入手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我們的研究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之後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新供給”的政策主張
在上述基本認識引出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羣體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麪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並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
第一，“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
第二，“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
第三，“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爲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第四，“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和，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於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對於消費的提振當然是比較重要的，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視程度的明顯提高，但是對於投資這方面的進一步認識，我們認爲也需要強調，所以放在“雙擴”概念之下來體現）。
第五，“雙轉”——儘快落實人口政策的轉變，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第六，“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
下，完善以“共贏”爲特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
第七，“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對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願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這些概念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羣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已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係（官方意譯爲“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在此模式下尋求共贏，應該是最基本的認識視角。
第八，“雙配套”——儘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着側重於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
“五並重”的基本內容是：
第一，“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並重，研究制定基於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
第二，“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並重，注重積極逐步打造國家“軟實力”；
第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並重，有效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
第四，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並重，主動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定；
第五，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並重。
這個“五並重”思路設計的視野，是把中國順應世界潮流尋求民族復興的時間軸設爲百年、空間軸設爲全球，來認識和把握綜合性的大格局、大戰略問題。
//拒絕簡單化標籤，注重從實際出發、供給端發力服務全局
簡要地說，我們主張的上面這些“立”，是生髮於對經濟規律的探究，首先既對應中國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務於中國現代化的趕超戰略。鄧小平強調的“三步走”可理解爲一種實質性的趕超戰略。其間，前面幾十年主要是追趕式的直觀表現，最後的意圖實現，則確切無疑地指向中華民族能夠實現偉大復興，在落伍近兩百年之後又“後來居上”地造福全中國人民和全人類，這也就是習總書記所說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絕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而是一個古老民族應該對世界和人類做出的貢獻，是數千年文明古國在一度落伍之後，應該通過現代化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陣營，在人類發展共贏中間做出自己應有的、更大的貢獻，即服務於中國和世界人民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爲現實。
我們深知，相關的理論和認識的爭鳴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而在中國現在的討論中間，似乎還很難避免簡單化貼標籤的傾向。比如說在一般的評議中，某些思路和主張很容易被簡單地分類——某些觀點被稱爲新自由主義，某些觀點被稱爲主張政府幹預和主張大政府，有些則被稱爲是主張第三條道路。貼標籤的背後，是認識的極端化和簡單化。
我們自己的認識傾向是希望能夠超越過去的一些貼標籤式的討論，側重點在於先少談些主義、多討論些問題，特別是討論真問題、有深度的問題，來貫徹對真理的追求。研討清楚了“真問題”，“主義”也就呼之欲出了。沒有必要在經濟學框架之內，在對經濟規律的認知領域之內，對這些討論中的觀點處處去貼意識形態標籤，處處去分辯是左是右、姓資姓社。新供給研究的追求，是繼承經濟學和相關學科領域內的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經濟理論學說做出發展，包括補充、整合與提升。
我們對理論研究的“從實際出發”應該進一步的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既要充分體察中國的傳統（包括積極的、消極的），充分體察中國的國情（包括可變的與不可變的），也要特別重視怎樣迴應現實需要——有些已認識的固然是真實合理的現實需要，但也會有假象的現實需要即不合理的、虛幻的訴求，我們要通過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把這些理清。既從實際出發體察中國視角上必須體察的各種相關事物，同時也要注重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共性和個性，包括闡明和堅持我們認爲現在已經在認識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規律和價值。
由破而立，由理論而實際，在分析中就特別需要注重供給端與需求端的結合，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互動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關係考察，力求客觀、中肯、視野開闊、思想開放。“新供給經濟學”絕不是爲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面對挑戰有感而發，爲不負時代而做出理應追求的創新。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週期”的政策實踐，有巨大的進步和頗多成績，但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需求管理爲主的思路，繼續貫徹單一的“反週期”操作路線，隨着近年的矛盾積累與凸顯，已日益表現出其侷限性。今後隨着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經濟下行中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人際關係制約已把可接受的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再複製式地推出“四萬億2.0版”的空間，已十分狹窄，較高水平的理性“供給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既然在中國中長期發展中如何破解瓶頸制約，和攻堅克難全面深化改革、優化結構，是國人共同面臨的歷史性重大考驗，那麼我們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理論密切聯繫並服務實際的創新原則，更好地追求經濟學經世濟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從供給端發力，在實踐中破解瓶頸，服務全局，把握未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