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失衡”走向“再平衡”
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學部委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全球經濟失衡”無疑是被各國使用最多的詞語之一。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偏愛用之來解釋此次危機的根源。將危機歸爲失衡，將失衡描述爲“全球”的，他們便得以輕鬆地將危機的責任推卸到其他國家頭上。可以說，“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云云，都是從這個概念中獲得其理論支持的。我們自然對此論保持了高度的戒備。但是，平心而論，一方面，除去失衡，我們似乎還很難爲危機找到更合適的根源；另一方面，承認失衡是根源，絕不意味着我們接受某些國家“東引”來的“禍水”，承認失衡是我們的責任。相反，認真研究失衡問題，在國際上，我們正可據此深刻揭示某些發達國家造成失衡並引發全球危機的事實；在國內，也有助於更清楚地認識我們經濟結構失調且多年難以調整的深刻原因。
//在經濟學中，均衡與平衡是含義完全不同的兩個詞
失衡與再平衡這一對概念，雖然總被西方政要掛在嘴上，但是對其中“衡”的具體含義卻總是語焉不詳。要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如此重大的問題，就不能不先對“衡”的含義做一番推敲。
經濟學所說的均衡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瓦爾拉斯均衡。它強調的是市場供求相等，進而強調了市場出清。另一種爲非瓦爾拉斯均衡。它強調價格機制並不能發揮出清市場的作用。市場均衡常常是非瓦爾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卻出現相對穩定的趨勢。很顯然，與供求相等的瓦爾拉斯均衡概念相比，非瓦爾拉斯均衡是一種廣義的均衡概念，它指的是系統中的各個變量經過調整以後不再具有變動的趨勢。非瓦爾拉斯均衡還可以有進一步的延伸，即當有外力使均衡狀態偏離均衡點時，仍有一種內在傾向使經濟回到均衡狀態。這是一種穩定均衡。相反，如果說外力使均衡狀態偏離均衡點時，經濟不再能回到均衡狀態，那就是一種不穩定均衡。
在經濟學中，均衡與平衡是含義完全不同的兩個詞。均衡是標準的經濟學術語，並始終是經濟學家討論的重要概念。平衡的內涵則相對貧乏，也缺乏非常嚴格的定義，在很多情況下，平衡還用來指餘額，指的是供給和需求、資產和負債等在規模上完全相同的情況。
我們要討論的全球經濟失衡中的“衡”，顯然出自均衡，因爲我們並不特別關注各國國際收支是否存在正的或負的差額。相反，各國存在差額是一種常態，包括貿易順差與逆差的失衡，進一步則是經常賬戶的失衡，再到國際收支的失衡，最後歸根結底是全球儲蓄與投資的失衡，即主要發達經濟體儲蓄不足，而一些新興經濟體儲蓄“過剩”，等等。我們關注的是，這種存在差額的狀態是否能夠持續。
//“失衡”分爲“好的失衡”與“壞的失衡”兩種情況
一國對外貿易或國際收支出現差額（逆差或順差），是該國跨越國境，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的結果。因此，判斷失衡的經濟意義，要從資源動態配置的角度進行分析。據此，我們可以將經常項目失衡區分爲“好的失衡”和“壞的失衡”兩種情況。
“好的失衡”是一國在一個較長時期內配置消費和投資的最優決策。例如，經常項目逆差可以是動態的前瞻性儲蓄投資決策的最優化結果。這種失衡非但無害，還可以達到增加社會福利的效果。
“壞的失衡”指的是，一國在利用國內外資源過程中，難以實現長期最優配置，導致經常項目失衡持續向逆差或順差的單方向擴大，造成經濟結構扭曲，總體風險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順差並不必然意味着“好的失衡”，同樣，逆差並不必然意味着“壞的失衡”。因爲，順差和逆差的出現，都意味着一國難以在本國範圍內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必須仰賴國際市場予以平衡，因此，跨境配置能力高低，是決定失衡狀況好壞的決定因素。另外，失衡同時意味着資本與金融項目長期出現單方向國際資本流動，這將對國內金融體系產生持續性衝擊。如果國內金融市場效率不高，這種持續性衝擊將會通過匯率、利率、國際儲備、信貸、債券等各類市場，對國內實體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同時，長期面對一種趨勢，國內貨幣政策事實上處於被“綁架”的境地。若無運行良好的貨幣政策結構以及經驗豐富的貨幣當局，貨幣政策的效力將持續降低。
//“失衡”的可持續性成爲一個核心問題
既然我們從均衡的概念來討論失衡與再平衡，失衡的可持續性便是一個核心問題。事實上，“好的失衡”就是一種可持續的失衡，因爲處於失衡狀態的國家實體經濟健康，微觀主體充滿活力，發展前景明朗。
在本質上，全球經濟失衡是實體經濟現象。然而，若無貨幣的介入，在“純”實體經濟體系中，任何失衡都無以產生。因爲，“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本身就未留出發生貿易差額的任何空間。
國際貨幣體系因素的介入，不僅使失衡有了可能，而且使全球失衡問題變得高度複雜化。如果全球失衡中居於逆差地位的國家可以使用其本幣進行清償和支付，則失衡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長時期內具有可持續性。如此，對全球失衡問題的爭論，重點便不在於失衡的原因和規模等，而在於失衡可否持續：如果世界仍然接受逆差國用其本國貨幣來支付逆差，則失衡便具有可持續性；反之，失衡便會引發全球經濟危機。
如今，美國完全沒有要爲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責任的約束和壓力，更遑論要爲恢復全球經濟再平衡付出調整成本了。我們以爲，這種權利和責任的
完全脫離，正構成當今國際貨幣制度的基本矛盾。這使得美國的貨幣政策可以無約束地僅僅立足於其國內目標，而全然不顧其他國家洪水滔天。也正因爲存在這種基本矛盾，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才成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關鍵所在。
//實現“再平衡”成爲當今世界的頭號任務
全球經濟失衡是當今世界的頭號難題，努力實現再平衡自然成爲當今世界的頭號任務。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呈現出兩個重要的趨勢性轉變，這可能會使此次危機成爲一個新的全球格局的開端。
一、發生在實體經濟領域。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產出中的增量貢獻一直高於發達經濟體。危機以後，一方面，發達經濟體長期低迷；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的持續高增長更成爲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將逐漸發揮引領全球發展的作用，完全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舊的全球化模式將被改變。
二、發生在金融領域。資本主義式的全球經濟危機總有金融危機相伴隨，而歷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大都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債務危機爲基本特徵。因此，危機的恢復意味着全球性債務重組，而每一次重組，均使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霸主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這一次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債務危機而難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和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發達經濟體。它們被自己呼喚出來的惡魔纏身，非有新興經濟體的援手不能解脫，於是就有了如20國集團之類的新的國際協調機制產生。危機的恢復，一方面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使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向着多元化方向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則意味着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的決定權被逐漸弱化。正是基於上述意義，全球經濟的新格局開始醞釀。
也正是在這種趨勢性轉變中，重建新均衡以及中國的發展有了新的機遇。首先，當前世界經濟進入了結構調整期和產業轉型期，這將有利於中國培育“發展新優勢”和“搶佔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其次，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和世界經濟處於“治理機制變革期”，中國可以一方面努力發展壯大自己，另一方面努力增強全球治理的參與能力。
如果說全球產業轉型、結構調整甚至治理變革已經成爲世界經濟週期性變化的一個常態，那麼新興經濟體能夠真正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發達經濟體，卻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新變化和新機遇。不過，能否抓住這樣的機遇，從而在全球達成新均衡的過程中確立自身的位置，就要看我們的發展方式能否成功地實現轉型，要看我們的經濟結構能否得到有效調整，要看我們的經濟效率能否持續提升，要看我們的質量能否有效提高。這是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