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
中國、G20與全球經濟治理
田慧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
//全球治理格局的變化
過去15年，世界經濟增長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2000年至2012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年增長率接近6%，而美國的年均增幅爲2%，新興市場經濟的快速擴張點燃了人們的期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認識到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通過G20（20國集團）這一對話機制，與新興經濟體分享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通過讓渡部分國際經濟組織（如IMF、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以換取發展中國家的支持。G20中金磚國家和G7（7國集團）並存將成爲全球經濟治理的新現象，這表明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正在進入一個力量更加平衡、更加互利雙贏的新階段。
但金融危機也讓全球經濟進入調整、變革與轉型期，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潛在增長均出現下降。2012年後，增長形勢發生反轉。受不利的外部融資環境及結構性轉型等因素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增長率面臨持續向下調整。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3年10月的《世界經濟展望：轉型與緊張》中明確宣稱，“全球經濟增長進入低速檔期”，新興國家如果不能對經濟實施大規模改革，可能會陷入長期增長放緩的情況。美國等發達國家增長速度則會重執世界經濟增長之牛耳。這一判斷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全球經濟，而且可能對未來的全球治理產生重要影響。從目前來看，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空間被大大壓縮，IMF份額改革遲遲不能完成就是典型案例。
以“華盛頓共識”爲標誌的主流意識形態遭受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批判，各種替代性理念正在孕育。責任、合作、共贏、和諧等重要的規範和原則正成爲塑造國際秩序的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全球新共識。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不同國家羣體關於全球經濟治理理念的競爭與融合將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特徵。新的全球經濟治理的指導原則和規範則將在不同理念的彼此激盪、相互融合中逐漸成形。
//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
當前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訴求主要是，如何完善已有體系，使其更好地反映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現實，更爲充分合理地反映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爲了更好地維護當前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變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嚴重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服務於國內發展要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服從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伴隨着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相應的期待也越來越高，這也爲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我們應該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幫助其
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進一步發展。2015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宣佈爲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億美元，同時對最不發達國家加大援助力度和免除債務。另一方面，在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進程中，中國積極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推動國際經濟關係的民主化、法制化及合理化，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和多邊機制內的協調與配合，爲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制度性權力和話語權。這是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的重要體現，也是構建新時期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任務。
G20是中國首次以塑造者、創始國和核心參與方身份參與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依靠G20，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權力實質性增加，將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轉化爲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塑造力和影響力。主要表現爲：一是推動改革IMF和世界銀行（WB）治理結構，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二是推動建立區域和全球金融安全網，提高IMF危機救助的靈活性和有效性。三是推動成立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四是推動特別提款權（SDR）改革，要求IMF在2015年前審查籃子構成、擇機選擇更多符合標準的貨幣加入。自2008年11月首次領導人峰會以來，G20已就宏觀經濟政策、全球治理、金融監管、國際貨幣體系、原材料和大宗商品、氣候與環境、發展等全球性議題進行溝通與協調，達成諸多共識。
此外，中國積極進行全球治理的制度創新。在中國的倡議和推動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已經完成章程談判並簽署，預計在2015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也於2015年7月正式開業。兩家國際開發銀行的成立，必將進一步滿足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併成爲全球多邊開發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的來看，在全球治理議程上，中國正從規則接受者向制定者轉變，從被動參與者向主動塑造者轉變，從外圍協商者向核心決策者轉變。
//中國與G20
從2011年開始，G20每年召開一次峰會，標誌着G20領導人峰會步入機制化階段。作爲一個非正式論壇，G20峰會目前已經形成“‘三駕馬車’引領+協調人渠道和財金渠道‘雙軌’並進+專業部長會議及專業工作組會議協助+國際機構貢獻技術支持+外圍對話增加代表性+各類非政府工作網絡配套（B20、T20、L20等）”的多層次溝通對話機制。
後危機時期，一方面G20繼續推動IMF、世界銀行和WTO三大傳統治理結構的改革；另一方面通過不斷完善G20本身的“三駕馬車”機制，以經濟增長和金融改革爲中心，輔以其他議題，對應對金融危機和推動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發揮重大作用。
2013年，在全球經濟不平衡和複雜性上升，美國量化寬鬆政策退出預期導致部分新興經濟體外部環境惡化的大背景下，G20俄羅斯聖彼得堡峰會將促進增長和就業、金融改革與監管、糧食安全、發展和反腐等作爲主要議題。各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採取補救措施刺激
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並對長期投融資對增長的重要性給予高度重視，專門成立投資與基礎設施工作組負責推動基礎設施投融資進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也在峰會上首次亮相，對於增強金磚國家的應對風險能力，促進G20合作，推動國際金融新秩序構建有重大意義。
2014年全球經濟復甦步伐繼續呈現不均衡趨勢，新興市場國家的下行風險上升。澳大利亞圍繞促進私營企業成長，增加全球經濟抗衝擊性和鞏固全球體系、加強基礎設施合作等主要議題，提出“未來5年（2014—2018年）G20整體GDP經濟增長比現有預期提高2%”的增長目標，並制訂“布里斯班行動計劃”，敦促各國採取行動兌現承諾。此外，提出“全球基礎設施倡議”，成立了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IH），推動各國改善基礎設施融資環境和提高融資效率。中美兩國還在峰會重申了應對2020年後氣候變化的目標和資金承諾，爲2015年底巴黎氣候大會成功簽署新的全球氣候協定提供了信心。
2015年全球經濟形勢更加複雜，大部分地區潛在增速放緩，不確定因素和風險上升，土耳其作爲G20輪值主席國，提出了實現全球2%增長目標的“3I”支柱，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可執行（Implementation）和投資性增長（Investment for growth），並設定了三方面的優先關注領域和10多項重點議題。土耳其反覆聲明將加強對布里斯班承諾的1000多項具體措施的政策力度和實施效果等進行監督。投資性增長以國別投資戰略爲重要抓手，敦促各成員國自願提出富有雄心的國別投資量化目標和投資計劃，並探索新的長期投資融資渠道（如伊斯蘭金融等）來縮小各國投資差距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土耳其峰會正值巴黎氣候大會前夕，必將敦促各國就應對氣候變化達成更多共識，推動巴黎氣候大會形成有力成果。作爲“三駕馬車”之一，中國多次建議20國集團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維護國際公平和歷史正義，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2016年中國將接棒G20，議程設置已提上日程。中國有必要繼續致力於維護好、利用好、建設好G20機制，引導好其發展方向。G20目前的協商領域基本仍在財經協調，核心在經濟增長、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和投資等方面。2016年，中國突破過去的核心議題開創全新領域的可能性不大，最大可能是保持在覈心議題上的延續性，同時在議題方向上進行調整和創新。在持續推動IMF和WB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堅持貿易自由化，加強全球合作實現全球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等傳統議題的同時，2016年中國G20應該以發展議題爲新路標，重點推動落實後2015發展議程、推動全球基礎設施投資的規則建設、推動氣候變化和糧食安全等子議題。同時高屋建瓴，推動全球層面的規則建設，提振貿易，維護多邊貿易統一性和完整性，防止全球投資體系的進一步碎片化，構建全球層面長期融資體系，爲未來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