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歐盟“重啓”對華政策調整與加快推進“大西方”戰略
“穩定”一直是中歐關係發展的重要特點，特別是2003年10月中歐雙方宣佈建立“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之後，中歐關係進入“蜜月期”。但是時間不長，2006年10月，歐盟推出對華政策文件《歐盟與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承擔更多責任》，加上同期推出的經貿文件《競爭與夥伴關係：歐盟—中國貿易與投資政策》，標誌着歐盟對華政策完成了初步的調整。這兩個對華政策文件更加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帶給歐洲的“挑戰”，更多地關注中歐之間的競爭關係，以及督促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此後，中歐之間“麻煩不斷”。從經貿關係到氣候變化，歐盟方面對中國的指責不斷增多；中德關係因默克爾會見達賴而一度引發外交危機；到了2008年歐盟國家的一些政治領導人甚至發出抵制北京奧運會的呼籲，巴黎也發生了干擾奧運火炬傳遞等一系列反華事件。但是隨着肇端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風暴對世界經濟的巨大沖擊，各國政府攜手合作應對金融危機成爲全球共識，特別是之後歐債危機的爆發，讓歐洲人對危機所引發的自身社會經濟動盪的恐懼大大超過了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而中國政府則明確表示支持歐洲一體化，支持歐元，對歐元有信心。這對歐洲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歐盟被迫中斷了2006年開啓的對華政策調整，“危機紅利”讓中歐關係從2008年的動盪中迅速穩定了下來。
2012年底歐債危機在金融層面基本結束，2013年歐洲經濟又實現了溫和復甦，這讓中歐關係之間的“危機紅利”開始逐漸消失，中歐關係的發展面臨新的轉折點。具體表現在歐洲對外戰略上的兩個轉變：一是歐盟重啓了2008年被迫中斷的對華政策調整；二是歐洲人加快推進發達國家間的合作與協調，努力打造“發達國家集團”來應對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國家的挑戰。這兩個轉變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枚“硬幣”就是布熱津斯基筆下的“大西方”戰略。
歐盟在對華政策上從危機期間的強調合作，到目前重新把目光又聚焦在雙方現實和潛在的競爭關係上，以更具“進攻性”的姿態和單方面施加壓力的方式來處理雙方的分歧。比如在中歐光伏產業的貿易爭端中，歐盟從一開始就放棄以溝通和協商的方式來解決，而是直接地動用貿易制裁的政策工具，歐盟委員會在初裁中決定，歐盟自2013年6月6日起對產自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及關鍵器件徵收11.8%的臨時反傾銷稅。如果中歐雙方未能在8月6日前達成解決方案，屆時反傾銷稅率將升至47.6%。這場圍繞中歐“光伏”產品貿易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涉及雙方貿易額達210億美元，是中歐貿易史上涉及金額最大的糾紛。而就在光伏案期間，歐盟委員會又於2013年5月原則上決定，對產自中國的無線通信網絡與關鍵
設備展開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此次“雙反”調查實際就是針對中國兩大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爲與中興，作爲世界主要電信設備製造商，歐洲是其主要出口市場之一，目前華爲與中興已佔據近四分之一的歐洲市場份額。每年中國出口到歐盟的電信網絡產品的價值超過10億歐元。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對華通信產品的“雙反”動議，是由歐盟委員會自行啓動調查，之前並沒有歐洲企業主動向歐盟提出對中國電信設備生產商的申訴。歐盟這一咄咄逼人態度的真實目的是逼迫中國加大對國內電信設備市場的開放，要向歐盟供應商定向撥出30%的電信市場份額。
在光伏案中，歐盟以簡單、粗暴的制裁方式來解決雙方的貿易爭端；而在對華電信設備“雙反”的調查中，歐盟近乎以勒索的手段來獲取市場準入條件，甚至不惜發動貿易戰，全然不顧中歐關係的大局，這種做法明顯與“中歐全面戰略伙伴”的定位不符合。但這並非偶然，而是與歐盟目前所極力推進的“大西方”戰略密切相關，歐盟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歐盟司法委員維維亞娜·雷丁（Viviane Reding）2013年10月30日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中直言不諱地說：當前許多（國家間的）的夥伴關係都冠之以“戰略性”的稱號，但這當中唯一能夠稱得上是“戰略性”的，只有歐美關係。
正是在這一對外戰略調整的背景下，歐盟加快了新一輪全球自貿區談判的步伐。以往歐盟自貿區談判往往都是遵循國際分工與產業互補的原則，大多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展開，比如歐盟與非、加、太地區的貿易協定。而歐盟這一輪自貿區談判對象則集中在美國、日本和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同時，自貿區協定在內容上往往是全面和高標準的，而非傳統自貿區談判中以削減關稅爲主要內容，且所涉及的產業類別有限。這一輪自貿區談判熱潮對全球經濟地理格局具有深遠的影響，一邊是發達國家貿易集團，其成員全都是全球最爲發達的超大經濟體，他們之間通過新的、高標準的貿易規則進行統一與協調，其內部間的貿易往來更爲制度化，貿易活動組織化的程度大爲提高；另一邊是在WTO框架下，以傳統自貿區協定聯繫起來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貿易集團，他們之間的組織程度以及對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權的影響力都大大低於前者。並且發達國家貿易集團在不斷深化自身組織程度的同時，以開放的姿態接納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型經濟體，但卻排斥中國，歐盟在亞洲的自貿區談判夥伴，比如東盟國家，與歐盟經濟聯繫的密切性要遠遠低於中國，但歐盟卻不主動選擇中國作爲談判夥伴，這是不符合自貿區談判的常規邏輯的—優先與自己經貿關係密切的國家進行談判。這一情形在客觀上將導致中國被孤立於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設定圈子之外。在歐盟推動的一系列與發達國家的自貿區談判中，2013年6月正式宣佈啓動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
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 estment Partnership，簡稱TTIP）的談判，對中國影響最大。
歐洲與美國是傳統的經貿夥伴，自美國建國以來雙方一直保持密切的經貿關係，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特別是二戰之後，雙方之間貿易與投資的便利化程度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存在太多實質性的限制。從這個角度看，雙方的自貿區談判因爲削減現有的對貿易和投資的限制所能夠直接帶來的經濟利益非常有限。歐美自貿區在經濟方面的收益主要是間接和潛在的，主要來自雙方在貿易規則方面的協調和統一對全球貿易的規範作用。由於關稅壁壘下調的空間有限，歐盟自貿區談判的重點是那些涉及貿易規則的非關稅壁壘。由於歐盟和美國的經濟規模龐大（歐盟和美國佔全球GDP的一半以上，全球貿易額的30%），歐美對貿易規則統一與協調將導致兩個結果：第一，他們設定的新規則會引起歐美雙方企業貿易成本的變化，這將導致“貿易轉移”，即原先從第三國進口的產品改爲從自貿區夥伴國進口；第二，歐洲和美國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出口市場，爲了繼續保持對歐洲和美國的出口，其他國家將不得不向歐美設定的新貿易規則趨同。歐洲人也毫不諱言歐美自貿區協定在重新設定全球貿易規則方面的野心，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2013年2月13日的關於啓動歐美自貿區協定談判的新聞發佈會上說：這些談判將設定一個標準，不僅適用於我們未來的雙邊貿易和投資，以及監管問題，也將適用於全球貿易規則的發展。
歐美自貿區的國際政治含義是非常明顯的，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委員會資深研究員斯都爾特（Devin T. Stewart）概括得非常清楚：歐美自貿區協定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都含有如何通過經濟活動來設定和推廣自由主義價值觀這一目標，他們都能夠平衡中國的影響力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歐美自貿區協定是對以WTO爲中心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一次打擊，意味着全球兩個最爲發達的經濟體在逐步放棄戰後建立的多邊貿易體系，組成了一個新的排他性的發達國家貿易集團，而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國家則在過去一直是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受益者。歐盟貿易委員德古赫特也非常明確地表示：TTIP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應對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中國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在傳統上基於兩個判斷：一是歐洲人聯合走一體化之路的目的之一是要擺脫美國的控制和影響，成爲國際政治舞臺上一支獨立的力量，成爲多極化世界中的獨立一極。二是成爲獨立一極的歐洲是平衡美國的重要力量。但從歐洲目前的對外戰略來看，它既無獨立於美國的雄心，更無意願成爲一支平衡美國的力量，而是在戰略上加速倒向了美國，“大西方”正在從一個概念變成一種現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