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二
深陷安全困境的東北亞：堅冰與暖流同在
韓愛勇
2013年是中日韓三國新政府上臺執政後的第一年，世界將期盼的目光聚焦東北亞，希望三國新政府能夠爲東北亞地區帶來新氣象和新希望。但是，東北亞局勢並沒有沿着世人所期待的方向演進。日本安倍政府罔顧歷史事實，奉行與鄰爲壑的強硬戰略，彰顯與鄰國之間的領土領海糾紛，將日本的對外戰略綁在美國亞太戰略的戰車上。這些舉動不僅導致中日韓峰會停擺，三國自貿區建設步伐停滯，更使中日關係、日韓關係急劇惡化，深陷安全困境。中日兩國民衆的相互敵對情緒與民族主義也空前高漲，嚴重削弱了兩國信任的社會基礎。讓人感到欣慰的是，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在2013年全面回暖，尤其是韓國總統朴槿惠成功訪華之後得到全面提升和深化。回顧2013年，中國與日本、韓國之間呈現出兩對不對稱的雙邊關係的格局，而在地區層面的表現可謂堅冰與暖流並存。
一、2013年中日關係回顧
2013年中日關係由於日本安倍政府在領土爭端、歷史問題上奉行錯誤而頑固的立場，並將其國家戰略的矛頭直接指向中國，視中國爲其現實中的敵人，而出現全面倒退，陷入中日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
（一）臨近冰點的中日政治關係
中日政治關係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不同程度的緊張，這一政治僵局在安倍上臺後進一步惡化。
首先，安倍上臺之後奉行右傾化的政策，中日政治關係基礎遭到嚴重破壞。安倍政府陶醉於國內右翼勢力的鼓譟喝彩之中，接連拋出“侵略定義未定論”、“靖國神社致敬論”等互有關聯的論調。2013年4月23日，安倍首相在國會答辯時公然宣稱：“日本對朝鮮半島殖民統治不一定被界定爲侵略行爲，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乃至國際上都沒有定論，這屬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取決於看待這個問題的是哪一方。”關於侵略的學術界定姑且不論，安倍如此發聲，表明日本政府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倒退，在對待鄰國關係上依然秉持着“文明優越論”的故有理念，認爲日本的侵略戰爭是在拯救鄰國於西方列強的掠奪與盤剝。這無疑對1995年村山富市發表承認日本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村山談話”的公然否認。事實上，日本歷屆自民黨首相都表示在歷史問題上繼承村山談話，安倍作爲首相就曾遵循過這一慣例。但是對於此前的做法，安倍曾表示痛悔不已，打算髮表新的講話，取代“村山談話”。這也表現出安倍試圖重塑與鄰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無獨有偶，5月13日，日本維新會共同代表橋下徹在答記者關於如何看待村山談話的提問時也表示認同安倍的“侵略定義未定論”，並進一步闡述日本之所以接受“侵略的事實”源自“日本戰敗”的結果。維新會作爲日本大選後的第三大政黨，其黨首與安倍一唱一和，實際上無意間向世人透露出這樣的一個事實：日本政局右傾化亦非個別現象而漸成氣候。
對於安倍等人的歷史觀，就連其盟友美國也感到擔憂。美國議會調查局在2013年5月8日發表的一份有關日美關係的報告書中警告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錯誤歷史觀，將會導致東亞局勢的混亂，也將給美國的利益帶來損失。對此，安倍並不認同，並在接受美國《外交》雜誌採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其“靖國神社致敬論”：關於靖國神社，讓我謙卑地敦促你們考慮，你們自己在向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的戰死者表達敬意問題上的立場……關於靖國神社，那裡供奉着在爲國效力中失去其生命的人們的亡靈……一個日本領導人給那些爲國捐軀的人們祈禱，這十分自然。我認爲，這與其他世界領導人的做法沒什麼不同。在靖國神社供奉甲級戰犯的亡靈後，就有（日本領導人）去那裡參拜，中國和韓國多年沒有提出任何要求，接下來，他們突然開始反對參拜，因而我不會說我是否參拜或剋制不去參拜靖國神社。安倍首相不可能不知道，靖國神社不單純是祭祀場所，而是代表着日本侵略歷史的一個現實政治符號。參拜問題實質上是日本向鄰國和國際社會表明日本對待未來的態度和未來所要選取的國家發展道路。安倍公然大放厥詞，固然有國內參議院選舉的政治考慮，但更爲關鍵的是折射出日本社會的走向，那就是右傾化的政治格局背後的右傾化的社會，安倍只是借個人之口說出了很大一部分日本人的心聲。在這種政治氛圍下，2013年4月23日，日本168名國會議員參拜了靖國神社，成爲自2005年10月以來單次參拜人數最多的一次。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中日政治關係走向谷底，安倍政府只是在關鍵時刻按下了關鍵的按鈕，中日關係的社會基礎已被不可避免地破壞了。
其次，關於釣魚島爭端。近年來成爲中日關係的一個爆發性問題，源自野田政府罔顧《波茨坦公告》而炮製的所謂“購島事件”。2012年4月16日，石原慎太郎提出東京都將於年內購買釣魚島；4月28日，東京都發起“購島”募捐活動；7月24日，日本首相稱政府籌集預算，正式準備釣魚島國有化程序；8月23日，日本政府受理東京都登釣魚島申請；9月2日，東京都完成釣魚島海域調查；9月5日，日政府和“島嶼所有者”達成“購島”初步協議；9月10日，日政府會議確定“購島”。民主黨購島固然有其轉移國內矛盾、凝聚人心、提高執政威望的國內考慮。但是，購島行爲卻使原本停留在“民間社會”層面的島嶼爭端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國家層面。
安倍上臺後，利用美國重返亞太防止中國主導亞太地區事務之機，基於美日同盟與自身的實力接過美國製衡中國的“頭馬”角色。在此背景下，釣魚島爭端已由中日領土糾紛演變爲中美日圍繞亞太主導權的戰略博弈，日本藉機圖謀改變戰後東亞和平秩序，實現主導地區格局的大國抱負。對此，中國總理李克強2013年5月26日訪問德國期間參觀了波茨坦會議舊址，並發表講話稱：作爲一箇中國人，也作爲中國人民的代表，我要特別強調，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明確指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開羅宣言中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的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臺灣等島嶼歸還中國。這是用幾千萬生命換來的勝利果實，也是二戰後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證。所有熱愛和平的人，都應該維護戰後和平秩序，不允許破壞否認這一戰後的勝利果實。李克強指出，歷史是客觀存在，也是一面鏡子，中國古語說，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開創未來。任何否認或企圖美化那段法西斯侵略歷史的言行，不僅中國人民不能答應，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中國願同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們攜手，維護二戰後確立的和平秩序，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
對於鄰國的勸導日本置若罔聞，大肆炒作釣魚島問題，製造中國對日本和亞太地區的威脅的意象，目的就是要以釣魚島爭端爲突破口，修改和平憲法，實現軍事獨立，成爲不受控制的“正常國家”。日本完成“釣魚島國有化”後不久就派外相到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法、英、德，解釋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極力製造“日本被中國欺負”的國際輿論。據日本國內媒體披露，爲了應對與中國的領土爭端，日本軍費2013年將增加2%，爲11年來的首次增長。2013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其即將出訪美國前夕釋放“雷達照射說”，無端指責中國軍艦用火控雷達照射日艦。甚至公然公開指責中國與鄰國起衝突是中國“根深蒂固的需要”，甚至還直接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回顧安倍上臺前後的言論，比如安倍在此次組閣前後屢屢表示“後悔上次組閣時未參拜靖國神社”;2013年2月安倍出席自民黨內的“推動修改憲法”會議時，滿懷信心地對外宣稱，要在任期內完成修憲。顯然，在安倍眼中，基於日本強軍、修憲的戰略需要，中國作爲“日本敵人”的身份必須由理念變爲現實。在美國面前挑戰中國已成爲日本當前的戰略需要和必要選擇。
再次，日本將其國家戰略的矛頭指向中國。安倍政府履新以來，內閣成員包括首相本人首先出訪歐美，一來宣誓美日同盟牢不可破，重鑄美日之間的信賴關係，極力拉美國介入中日之間的領土糾紛；二來向歐洲灌輸中國欺負日本、威脅地區和平的觀念，將其
定位爲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員，重申兩者之間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的一致性。進入2013年以來，則將外交的重點集中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周邊，試圖構築對華戰略包圍圈。比如， 2013年1月16日至19日，安倍相繼訪問越南、泰國和印尼，推行價值觀外交，聲稱以“法律規則”解決海洋爭端，維護海洋安全。3月30日，安倍訪問了蒙古，這是自2006年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之後7年來日本首相首次訪問蒙古。安倍訪問蒙古固然出於日本的能源戰略的需要，但從中國北面構築對華戰略包圍圈也是日本的重要戰略企圖。5月26日安倍訪問緬甸，系日本首相36年之後首訪，意在爲日本企業打開通道，加強同緬甸的經濟和政治聯繫，同時爲了分化緬甸與中國的傳統友好關係，擠壓中國的外交空間。7月25至26日，安倍第三次出訪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三國，努力打造日本東南亞戰略的經濟、軍事和外交三個支點。10月9日安倍四度來到東南亞，在文萊出席日本與東盟（ASEAN）十國峰會，公開鼓吹“中國威脅論”。
安倍試圖遏制中國的戰略早在2013年2月出訪美國之前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就有過明確的闡釋：安倍認爲中國同日本和其他亞洲鄰國的衝突是“中國根深蒂固的需求”，意在鞏固自身的政治支持。對此，安倍宣稱，中日之間的釣魚島主權爭端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而他計劃通過提升軍費開支、增強與泰國、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等方式進一步予以應對。安倍強調，爲了制衡力圖在亞太地區活躍開展海洋活動的中國動向，強化日美同盟至關重要，中國則應轉變政策。安倍的亞洲外交顯然就是其“遏制計劃”在現實層面的體現。
近來隨着中國宣佈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更使日本將其戰略注意力集中在中國身上。在中國宣佈劃設識別區的當天（11月23日），日本外務省的亞洲大洋洲局局長伊原純一就致電中國駐日公使韓志強提出了嚴正抗議。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1月24日晚間告訴媒體，中國將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上空納入防空識別區的舉動是不可接受的，認爲此舉“將引發不可預見的情況”，要求中國撤回。25日上午，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國家安全保障特別委員會上，針對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一事表態，稱日本自衛隊將繼續在本國周邊海空域進行警戒監視活動。同時，針對“領空”侵犯的情況，日方將根據國際法和自衛隊法進行“嚴正對應”。同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參院決算委員會上稱，中國軍方劃設防空識別區將有“招致不測事態的危險”，要求中方撤銷劃設決定。28日，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宣稱，自衛隊將和美軍一樣照常在東海飛行。12月6日下午日本衆院在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了一份決議，對中國劃設涵蓋釣魚島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提出所謂“抗議”，並要求中方立刻撤銷。日本拋出一連串高密度、高層級的外交宣示，甚至將改變地區海空秩序的大帽子扣在中國頭上，發誓堅決予以阻擊。
一系列的舉動表明中日間戰略互信已不復存在，更談不上在短期內重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領土糾紛帶來的兩國社會相互敵視的民族主義情緒更使兩國友好關係的社會根基遭到極爲嚴重的破壞。日本將其戰略矛頭指向中國，視中國爲地區秩序的破壞者和日本的敵人，爲其擺脫戰後秩序、主導地區格局的目標障目，意味着戰略對峙情勢下的中日政治關係持續下探將難以避免。
（二）頹勢凸顯的中日經濟合作
政經分離，發展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分享中國經濟崛起的紅利，是日本歷屆政府奉行的一項基本政策。回顧中日關係史，在小泉執政時期由於小泉“拜鬼”導致中日關係陷入低谷時，中日經貿往來並沒有受到大的影響。對此，日本政府頗爲得意，認爲即便中日政治關係搞得再僵，經貿往來將一如既往。但是，此次嚴重跑調的安倍政府在導致中日政治關係臨近冰點時，中日經貿關係也隨之出現了下降趨勢，並隨着政治僵局的發酵，頹勢越來越明顯。
1．中日貿易統計
受全球經濟復甦放緩、日本政府非法“購島”對中日關係造成損害等不利因素的影響，據中國海關統計，2012年，中日貿易額3294.5億美元，同比下降3.9%。從2013年1月至9月份的貿易統計數據看（見下表2-1），除1月份中日進出口呈增長趨勢外，2至8月份均爲負增長，而且下降的幅度遠遠超過2012年的比例。雖然，1月至9月份的下降幅度呈下降趨勢，但可以預期2013年中日貿易整體下降已成定局。
表2-1 2012—2013年中日貿易統計 資料來源：商務部網站
2．貿易結構分析
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出口中所佔比重一直很高，而在與日本的貿易中，加工貿易所佔比重就更大，中間產品在日本對華出口中所佔比重超過60%。長期以來，已形成中國從日本進口高端零部件，在國內組裝後再出口到歐、美、日最終消費市場的較爲穩定的三角貿易結構。
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12年第四季度，日本對中國汽車、汽車零部件、電子零部件的出口都呈現出了自由落體式的下降。日本汽車整車對華出口的驟減，主要由於中國國內消費者自發抵制日貨的結果；隨之，汽車零部件出口下降的原因主要由於在華日系汽車銷量減少、生產減少，從而導致所需零部件的減少；電子元器件和發動機對華出口減少的原因，則是受中國經濟減速和釣魚島爭端的雙重影響。中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日本對中國大陸出口76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13.8%。隨着日本對華出口下降，美國5年來首次成爲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 2013年上半年日本面向美國的出口額達到655.6億美元。從各出口品類來看，日本對華出口主力產品—一般機械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拖了總體數據的“後腿”。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中國研究部在一份報告中稱，面向中國的建築和採礦設備出口同比下降了61.6%，原因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放緩”。問題在於，同期中國從德國進口的同類產品從統計結果上看並沒有出現類似的猛跌。由此可見，日方解釋顯然不着要害。一個確定的解釋就是由於中日政治關係的趨冷，經貿往來的不確定在增加，由此導致經貿往來的變冷。
就中日貿易依存度而言，以2012整年爲例，日本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爲19.7%，出口依存度爲18.1%；而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爲8.5%，出口依存度爲7.4%。從表面數字看，似乎日本對中國的依賴度高於中國對日本的依賴度，但實際並非如此。日本對華出口的產品中，高端零部件、中間產品、特種鋼鐵、電子元器件等原材料、機牀等生產設備約佔6成，其中某些核心零部件仍是短期難以替代的。放眼目前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雖然中國已是世界工廠，但就產業鏈而言日本仍然處於產業鏈條的上游，而中國則處於下游。中日雙邊貿易的垂直合作成分依然很重，兩國貿易的互補性仍然很強。這也是在日本國內一些人羣中盛行“中國對日技術需求說”的根本原因。
3．對華投資
2012年，對華投資繼續保持增長，實際投資73.5億美元，同比增長16.1%，在當年吸引外資國家和地區中居第二位，僅次於中國香港。2013年1—9月份，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爲59.4億美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提供的資料顯示，2013年上半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總額較2012年同期下降31.1%，相比之下，日本對東盟國家的投資額則較2012年同期增加55.4%。不可否認，這種投資格局的形成與日本政府一貫號召本國企業降低單一在中國投資的風險，推行“中國+1”的政策有一定的相關性。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提供的資料同時也顯示，根據其2012年所進行的“海外日資企業活動調查”報告顯示，未來1—2年日本企業業務發展方向發生將發生顯著的變化。雖然中國仍是日本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投資重點，但所佔比例有較大幅度下降，儘管擴大對華投資的企業佔比爲52.3%，但比2011年下降了14.5個百分點，相反日本企業對東盟國家和市場以及南亞國家的重視程度在增加，其中東盟國家中的老撾成爲日
本企業未來投資的重要首選地，並且回答“擴大業務量”的企業佔比高達94.1%。但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相比之貿易，投資情況的變化與一國政府政策的調整更加密切，換言之，日對華投資下降的原因不僅僅在日本政府的號召，因爲2012年日對華投資呈現出增長的趨勢，更在於兩國政治關係的變化。可以預期的是，全年日對華投資出現明顯好轉的可能性很小。
（三）假想對手的自我實現—中日之間日趨激烈的安全競爭
安倍政府的終極目標在於擺脫戰後地區秩序的束縛，追求軍事獨立，進而主導地區事務。基於此目的，以強硬政策抗衡中國的安倍以遏制中國崛起爲幌子，重振日美聯盟關係，刻意凸顯中日兩國的敵對性，爲其強軍、修憲找藉口。上臺後安倍本人及其內閣的部分成員所發表一系列的言行中，公然將中國作爲日本的敵人，導致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日漸突出，兩國的基本互信已不復存在。
早在當選後的一次集會上，安倍高舉雙手大呼天皇陛下萬歲，安倍及其自民黨還曾談及恢復天皇爲國家元首。安倍此舉一個隱秘的目標是使天皇再度成爲民族主義的凝聚點。這種錯愕的舉動其實表現出安倍內在的現實主義政治理念，即找回日本作爲軍事大國的歷史榮光，以實力尤其是軍事力量尋求日本的正常國家地位。聯繫到安倍宣稱的重啓日本核電站和從憲法中刪除第九條的野心，這一邏輯就顯得清晰可辨。但是，增加軍事力量對於日本而言面臨着三重挑戰：一是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着日本軍事實力的過度膨脹；二是國內和平憲法第九條的制約；三是找到一個強有力的對手，使國民相信日本確實面臨着現實而又嚴重的安全威脅。由此，日本歡呼美國重返亞太，將自己的戰略綁在美國亞太戰略的戰車上，充當其馬前卒。進而幾次三番地提出修憲的言論。最後，所有這些舉動都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強勁崛起的中國必須是日本的敵人，即便是想象中的敵人也要將之變爲現實。這就是我們此後看到日本新政府在下面一系列扭曲舉動的邏輯基礎。
安倍上臺伊始（2012年12月17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尖閣列島（即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固有領土，沒有談判的餘地。”選擇釣魚島問題作爲對華強硬的突破口，亦是順理成章之舉，領土問題敏感而又短時間內無法解決，可以爲日本爭取到儘量多的時間來增加武備，修改憲法。2013年1月10日，中國軍隊一架運8飛機在溫州以東、東海油氣田西南空域進行巡邏，發現日本航空自衛隊兩架F-15飛機進行近距離跟蹤，同時日方還有一架偵察機也在這一空域活動。爲此，中方派出兩架殲10飛機進行查證和監視，雙方軍機出現對峙。翌日，安倍晉三在東京首相官邸召開新聞發佈會，無端指責中國，展現日本對中國強硬表態的先聲。究其本質，無非是在以一種難以覺察的方式鼓譟“中國威脅論”。外相岸田文雄在當月12日與東盟會議議長國文萊外交貿易大臣博爾基亞親王會談時稱：“如何應對中國依仗武力進行擴張，是各國共同課題，期待作爲議長國的文萊發揮作用。”這是日本安倍政府將矛頭指向中國的肇始。
2013年2月，在安倍訪美之前接受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專訪中點名指責中國，“同日本和其他亞洲鄰國的衝突是中國根深蒂固的需求”，日本將阻止中國“掠奪他國領土”。初次公開表露出對抗中國的意圖。2月23日，在美國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華盛頓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題爲“日本回來了”的演講。安倍藉此向世界宣誓：日本永遠不做“二級國家”, “一個強大的日本回來了”。10月28日，安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日益復興的日本，今後將在亞洲發揮更強大的領導作用，抗衡中國的實力。他希望日本成爲這個正在爲美國撤退和北京軍力增強而擔憂的地區的領袖。11月8日，安倍在參議院選舉會議上公開點名，聲稱中國正不斷增強軍備使得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出現了嚴峻的態勢，因此，日本要強化安全保障機制。至此，日本完成了界定中國爲敵人、日本需要強軍備戰、擔當地區領袖的臆想過程。
其實，早在2012年12月27日，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其就職儀式上表示，安倍首相決定提前修訂作爲長期防衛政策基本方針的《防衛計劃大綱》，是爲了強化日本自衛隊職能和威懾力，配合美國的新國防戰略。2013年初，自民黨國防工作會議還一致決定，在2012年度原始預算47138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356億元）的基礎上增加約1200億日元。新增款項將用於空中預警和控制系統（AWACS）及E-2C預警機，以加強日本對進入釣魚島附近領海、領空的中國船隻和飛機的監視。1月25日，日本內閣會議正式決定修訂《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以保證日本在沒有美國軍援的情況下，也擁有獨自應對突發事變的軍事能力，同時使日本“提高對各種事態的即時應對能力”以及“增強保衛領土、領海、領空的力量”。防衛省還專門成立了“防衛力研究委員會”，開展修改《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的工作。
最終我們看到，日本在擴充軍備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比如，日本竭力推進其西南地區島嶼增兵，加速研發“心神”新一代戰機，繼續建造直升機航母，進口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進攻性裝備，謀求組建“離島防衛部隊”。此外，日本還於2012年修改了太空開發“限於和平目的”的條文，爲太空軍事化消除了法律羈絆。
究其本質，日本無非是企圖藉助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之力，實現日本地區利益，推進所謂的“國家正常化”。但在現實層面，日本正在右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東亞地區事務上表現出比二戰以來的任何時刻更強的對抗性。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中國不得不對日本的無理糾纏作出必要的迴應，而這反過來成爲日本進一步向中國尋釁的藉口。中國在東部海疆的任何舉動都成爲日本喊叫安全受到威脅的口實，軍事反制的任何措施必然導致中國的相應反制。結果是將中國作爲日本的假想對手的臆想在這扭曲的互動中自我實現了。中日安全競爭也在這種扭曲的互動中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趨勢，日趨激烈，而日益嚴峻的安全格局又成爲下一輪安全競爭的最佳映襯。
（四）停滯與警醒—問題重重的中日人文交流
中日人文交流在中日關係中發揮着極爲特殊的作用。中日關係之所以能夠實現正常化，與兩國高度重視民間外交和累積層進的路線密切相關，可以說中日關係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的，是中日兩個社會間的信任與友好奠定了中日關係的根基。中日間的人員往來由建交之初的1萬人，到現在已超過500萬人。
讓人痛心的是，2013年的中日人文交流被安倍強硬的右傾化政策衝擊得支離破碎，不進反退，兩個社會交流的氛圍遭到嚴重破壞。回顧近幾年中日兩國人文交流，國家層面的共識與行動還停留在2010年5月31日至6月2日溫家寶總理訪日時，雙方同意採取具體措施擴大兩國間的人文交流所達成的共識。中方邀請1000名日本青少年參觀上海世博會，邀請日本救援隊和醫療隊代表重返四川汶川地震災區，日方在2010年至2011年內邀請了700名中國媒體和社會科學工作者訪日，同時決定放寬對中國遊客的簽證限制，進一步促進兩國間人員往來，推動中日人文交流。
2013年中日人文交流在國家層面陷於停滯，具體領域與地區層面的交流活動也屈指可數。2013年3月21日，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訪華，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唐家璇在北京會見了代表團一行。另一個行動爲2013年9月5日，爲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35週年，由中國駐福岡總領事館、福岡縣日中友好協會主辦的“2013年度九州中日友好交流大會”在日本九州福岡市舉行。
人文交流的停滯是兩國政治僵局持續惡化的必然反映，而雙方人文交流的不暢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強化業已存在的政治信任鴻溝。如果兩國民衆之間的友好氛圍被極大破壞，而不能及時通過交流溝通進行修復，最終形成相互敵視、相互疑懼社會情緒與民意基礎，中日關係必將跌進萬劫不復的深淵。這纔是中日關係真正的大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