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今人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
我們再聽聽當今專家學者是如何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
李鏡池的《周易探源》一書裡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我們現在認爲《周易》的編著，出於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書年代，約在西周晚期……而占卜之後，把佔辭記在策上藏起來，年底做一次總結，計算有多少是靈驗的，有多少不靈驗的。所以在卜史手裡掌握了許多材料，供他們參考。《周易》就是從許多材料裡選擇出來，有經過分析和組織，編成這樣一部佔書。”（《周易探源》序 李鏡池著 中華書局 1979版 2007年4此印刷 ）
臺灣學者屈萬里著有一文“《周易》卦爻辭成於周武王考”，這一文的結論是“《卦爻辭》既系創作而非雜篡，由《卦爻辭》自身正之，既有三處足以證明其成周武王時，且當克殷之後，是全部《卦爻辭》之著成，亦當此時，可無疑也。”（《周易二十講》 廖明春選編 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 第192頁）
這一說法，是與大陸史學家顧頡剛所考辨“卦爻辭”而認爲是作於西周初葉的說法相同。這與傳統上的說法也是一致的。顧頡剛所考辨出《周易》裡出現的康侯，就是周武王之弟，這就成爲後學者認爲《周易》一書產生的下限（見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臺灣高懷民的《先秦易學史》中，把先秦易學分爲三期：
第一期自伏羲氏畫卦至周文王，稱“符號易”時期。
第二期自周文王演易至孔子，稱“筮術易”時期。
第三期自孔子贊易以下，稱“儒門易”時期。
雖高懷民稱謂上與衆不同，但其意與漢說（即“人更三聖，時歷三古”）是基本相同的。高同樣認爲《周易》是文王作的一部筮術易而已。
朱伯崑主編的《易學基礎教程》一書裡這樣說：“因爲經現代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發現卦爻辭中所提到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其下限沒有晚於西周初期的，這表明卦爻辭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該書裡又說：“《易經》卦爻辭的來源非常複雜，後來被人編篡在一起，編者並不是周文王或者周公等，而可能是西周時期一個或者一些卜史。卜史在周代是負責占筮的官吏。”（《易學基礎教程》朱伯崑主編 九州出版社 2002年版 滌6頁 第60頁）
《易學基礎教程》裡不稱《周易》，而是稱謂“《易經》卦爻辭”。所認爲的“《易經》卦爻辭”不是文王、周公創作，認爲可能是西周卜史所爲。但認爲“卦爻辭”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
《易學基礎教程》對“卦爻辭”產生的說法還是傳統上的“殷周之際”的說法。只是對作者變了個說法。
2009年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來自臺灣的一位教授，講《易經的奧秘》，同樣認爲伏羲氏作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十翼”。這是“人更三聖，時歷三古”說法的忠實繼承者。
看來主流話語，還是傳統上的說法。無論認爲《周易》（雖然一些人錯稱爲《易經》或“卦爻辭”）一書是殷周之際產生的，或是認爲文王、周公之作，或是認爲史巫之爲。但總的是認爲西周初期產生的，至於是文王、周公，或是史巫個人，或史巫集體創作了《周易》，都無關緊要了。因爲無論是誰創作，不外是西周初期，也不外是卜筮的卦爻辭，還分文王與史巫麼？不過當今的學者皆把今本《周易》作爲原創之本的《周易》論之，所認爲的是“九·六”爻題的《周易》是周文王之爲，這種認爲自然是錯上加錯了。
而還有一位，只是衆多頭銜之稱中的歷史學家之稱的郭沫若，在他的歷史研究中，也對《周易》一書產生有說法，並且這說法，特與衆不同。郭沫若對《周易》一書考證所得出產生的時間，可謂語出驚人。用現在有個流行的話說，叫“雷語”。郭沫若說：“《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靈籤符咒一樣。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全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項文句。這些文句除強半是極抽象、極簡單的觀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現實社會的生活。這些生活在當時一定是現存着的。所以如果把這些表示現實生活的文句分門別類地畫分出它們的主從出來，我們可以得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生活的現狀和一切精神生產的模型。讓《易經》自己來講《易經》，揭去後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們可以看出那是怎樣的一個原始人在作裸體跳舞。”（《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5頁）
這裡我們要知道郭沫若所說的《易經》，是不包括“十翼”內容。郭說的《易經》，就是他人說的“卦爻辭”，實際就是今本《周易》一書。但一般人很難分清這種稱謂上的混亂。顯然郭沫若也是把“卦爻式”的《周易》文本認爲是原始文本的《周易》給議論一通。
郭沫若要證明他認爲的《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這是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定，這是其一。其二，對《周易》所產生的時間，郭氏認爲“我們可以看出那是怎樣的一個原始人在作裸體跳舞”。很有意思，郭沫若講《易經》卻聯想到“性”。郭氏又說“八卦的根底我們很鮮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遺。畫一以象男根，分二以象女陰，所以有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陰陽，剛柔，天地的觀念。”（《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第21頁）
郭沫若同樣不知“畫符號”裡的兩個基礎符號之一在先秦的寫法並不是他認爲的“分而爲二”，而是像“八”的寫法。因爲郭沫若曾對早在北宋末年，於湖北麻城出土過六件西周初期的銅器，其一被稱作中鼎的銘文末尾，有兩個“畫符號”，宋人釋爲“赫赫”二字。而郭沫若的《兩週金文辭大系》收錄了中鼎銘文，釋爲“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即郭沫若把那兩個“畫符號”解釋爲“族徽”。所以郭沫若只知傳世卦符號寫法，而不知先秦時期對《周易》一書裡所用“畫符號”的寫法。否則就不會把先秦裡出現的“畫符號”，解釋成“族徽”。
在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裡，是把《易經》說成是原始時代裡產生的。那麼，郭沫若是如何得出他說的《易經》是原始時代產生的呢?
郭沫若是通過把《周易》一書裡的一些文句，那不過是《周易》作者所運用生活事例上的比喻用語，來比喻政治上的道理。而郭沫若挑揀分類成“漁獵”、“畜牧”、“商旅”、“耕種”、“工藝（器用）”等，來聯想出他認爲《周易》產生的時代。所以郭沫若就得出的說法是“我們從上面所述的生活基礎看來，可以知道《周易》的時代是有畜牧轉化到農業的時代，畜牧還是生活的基調，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才僅見一些兒萌芽。（《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30 頁）
這裡郭沫若卻用了《周易》這一稱謂，顯然郭說的《易經》就是指《周易》，不過他指的《周易》，則是以“九·六”爲爻稱的“卦爻式”的《周易》，認爲是本初的《周易》爲研究對象。而郭沫若所用的證明材料，所推理出《周易》產生的時代，就是他所見到《周易》一書裡出現的一些句子裡的詞語，如見“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田有禽，利執言”；“履虎尾”。郭就挑出“鹿”、“禽”、“虎”，這就是他所認爲的《周易》反映了“漁獵”時代的生活證據。又如見“童牛之牯，豶豕之牙”；“羝羊觸藩”等，就認爲是“畜牧時代”反映的證據。郭沫若用這種出現在《周易》一書裡的文句來分類，而得出他所認爲《周易》產生的時代的證據材料。這種考證法，既沒有說服力，也實在是太幼稚與可笑了。正如郭沫若從《周易》裡所見到“需於血，出自穴，”“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中的“穴”字，他就認爲是“這明明是穴居和構巢等原始習俗”。若這樣來推斷《周易》一書產生的年代，豈不是失去了研究意義嗎？經考古研究“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不也是穴居嗎？那麼，這樣見《周易》裡出現“穴”字，就聯想出《周易》是在幾十萬年或幾萬年前就產生出來的根據嗎？這豈不是太可笑了嗎？而郭沫若就是以此推理出：“《周易》時代該當矇昧時代之中下段，鐵器雖無明證，而文字則確已發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31頁）
當然郭沫若不能不認爲文字則確已發明，因爲《周易》是有文字寫成的一部書，而不是用一種讓後人無法看懂的圖畫寫成的，這一點郭無法否認。總之，郭沫若所認爲《周易》產生的時代，是在夏商之前原始社會裡產生的。這正是郭沒有讀懂他所分類出那些詞句在《周易》一書裡所起的比喻意思，而卻做爲證據材料聯想出《周易》產生在原始時代的依據來，纔是造成他的錯誤認爲的根源。
可後來郭沫若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出版二十四年後的一九五四年新版中，把《周易》產生爲原始社會的說法給推翻了。那麼，是什麼說法呢？在新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裡作者是這樣補註道:“《周易》是戰國前半馯臂子弓所作，請參看《周易之製作時代》（收在《青銅時代》裡面）。卦爻辭多采自殷，周資料，成語，故事，民歌等均有之，其時代極爲複雜，有極原始的地方，也有極進步的地方。製作時代得以確定，這複雜的情形始可迎刃而解。故在這兒我們要有一個明白的認識，《周易》所用資料有的雖然遠在殷商時代，而整個的思想過程是在戰國年間的產物。本篇在思想分析上無甚錯誤，只是時代的看法須改正。——作者補註。”（《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第30頁）
郭沫若在一九五四年新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裡所作的“補註”，說明原先說《周易》產生的時代是錯誤的，而原先說的《周易》的性質沒有錯。對《周易》產生時間上的新說法，是因所作的《周易之製作時代》一文，得出了《周易》產生的新說法。即《周易》不是原始時代產生的，而是戰國前半時期裡有一個叫馯臂子弓的人創作了《周易》。在一九三五年郭沫若寫的《周易之製作時代》一文，把《周易》產生的時代與是誰創作的都明確地給出了答案。郭沫若的《周易之製作時代》一文，後收在《青銅時代》一書裡。我們將這一文中對《周易》產生及作者的有關說法摘錄如下，看如何之說？說的對否？
“八卦的卦形大部分是由既成的文字誘導出來的……由既成文字所誘導出的八卦，它們構成的時代也不能出於春秋以前。”（《青銅時代》郭沫若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200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第51頁）
郭沫若說的“八卦卦形”，就是卜筮上所用的那套八卦符號。郭所認爲的八卦符號產生不出於春秋之前，那麼，就是說《周易》裡的那套符號系統，在郭沫若看來是春秋及春秋以後產生的了。郭氏對《周易》裡的符號產生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因考古上已發現早在殷商時期，《周易》裡所用的那套符號，就已出現了。
在對《周易》的產生時代，《周易之製作時代》一文中的第五段是專一論之。不過此文裡的第五段小標題是“五 《易》之構成時代”。我們摘錄其中的一些說法：“《易》的經部之構成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呢？關於這層，由晉太康二年所發掘的汲縣的魏襄王墓的出土品，可以得到一個暗示……由以上的推論，可知汲冢所出的《周易》及《易繇陰陽卦》，都是孔子以後，即戰國初年的東西……《周易》的卦爻辭裡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葉的晉事的痕跡，在着想上又多帶着南方的色彩，且與南方色彩更加濃厚的《易繇陰陽卦》復同出於魏襄王墓。關於這兩種《易》的生成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明確的判斷，便是《易繇陰陽卦》當是南方的人著的，而《周易》則可以有兩種的推想。第一種是著了《易繇陰陽卦》的同一的南人到了魏，爲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見，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辭不同的《周易》來。第二種是北方的魏、晉人模仿着《易繇陰陽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但這兩種的推想，由來所有的《易》學傳授的系統看來，是以第一種爲近乎事實的。”（《青銅時代》第57~60頁）
從這些內容來看，且不說出現的“《易》”、“《易》的經部”、“《周易》的卦爻辭”、“周易”、“繇辭的《周易》”這種稱謂上的多麼混亂，單就郭推導出的《周易》是“戰國初年的東西”所用的論據是錯誤的，只因郭所用的證據是牽強附會的。郭所用證據其一：是以《晉書·束皙傳》和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裡記述汲冢竹書上有關《周易》，《易繇陰陽卦》，《師春》以及沒有《彖》、《象》、《文言》、《繫辭》的說法爲據。其二：是把《周易》裡出現的幾處“中行”一詞，聯想到是說春秋晉國的荀林父。我們看郭的舉證與說法：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從，利用爲（衛）依遷國。（《益》六四）
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尚（當）於中行。（《泰》九三）
中行獨復。（《復》六四）
莧陸夬夬，中行無咎。（《夬》九五） 這幾條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時晉國的荀林父。就前兩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講爲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種解釋。
‘中行’之名初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荀林父初將中行，故有‘中行’之稱，《左傳》宣十四年稱爲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孫便以中行爲氏。
《益》六四的`爲依遷國`，當是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的故事。衛與郼古本一字，《呂覽·慎大》：‘親郼如夏’，高注云：‘郼讀如衣。’則‘爲依遷國’即‘爲衛遷國’，蓋狄人圍衛時，晉人曾出師援之也。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於中行。’尚與當通。我相信就是《左傳》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的故事。
《夬》九五的`中行無咎`，《復》六四的`中行獨復`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帥晉師救鄭，爲楚所大敗，歸而請死時的故事。"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進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據這些故事看來，我們又可以斷定，《周易》製作決不能在春秋中葉以前。”（《青銅時代》 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