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歷史（下）
南唐歷史（下）
……北宋滅唐
宋滅南漢後，置南唐於三面夾擊之中。後主李煜爲自保，明臣服，暗備戰，在遣使向宋請受策封的同時，將兵力署在長江中下游各要點，以防宋軍進攻。
北宋開寶七年（公元974年）九月，趙匡胤以李煜拒命來朝爲辭，兵10餘萬，三路並進，趨攻南唐：東路吳越王錢弘左做爲昪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率數萬兵自杭州北上策應，並遣宋將丁德裕監其軍。
中路曹彬與都監潘美率水陸軍10萬由江陵（今湖北江陵）沿長江東進；西路王明爲池、嶽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牽制湖口唐軍，保障主力東進。
後主李煜過於依賴長江天險，坐失利用宋軍渡江時反擊的機會。十月，宋軍順利渡過長江。採石、秦淮河、皖口三戰，南唐屢戰屢敗，在長江中游的精銳兵力全部喪失。
開寶八年三月，宋軍攻至金陵城下。六月，吳越軍隊攻陷金陵東面的門戶潤州。南唐都城金陵陷入合圍之中，後主急召外地軍隊救援金陵。然而，這一切都爲時已晚。
十月，由潤州趕往金陵的15萬鄉勇軍（朱令贇部）在湖口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斷，成了一座孤城。
而後主仍執意守城到底。圍城之中的金陵，糧食乏，士氣低落。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大軍開始從三面攻城，南唐五千兵夜襲宋軍北寨，未果。二十七日，宋軍破城，李煜獻表投降，南唐遂亡。
兩年多以後，後吳越王錢俶應宋太宗趙光義之邀，赴北宋都城開封。五代十國的歷史終於結束。
有人說，如果可以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古代的某個片段生活，那麼最應該選擇的就是宋代。因爲當時物質富足、藝術繁榮、社會生活豐富多彩。
事實上，宋代的這些爲後世人們嚮往的風貌在南唐已經頗現雛形。南唐和宋朝相仿，一方面是國勢日危，不斷地喪失土地，另一方面卻是歌舞昇平。
所以，如果不必擔憂那日益逼近的中原軍隊的腳步，那麼南唐會是一個最適宜生活的時代。
南唐疆域
南唐國的疆域經過兩次變動，大致分爲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
疆域初監，十三州一府，時間爲從南唐昪元元年（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至保大三年（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
第二個時期
疆界開拓。李璟繼位不久，閩、楚發生內亂，南唐有開始作擴展疆土的努力。保大二年（晉開運元年，公944元年）十二月，南唐將查文徽出兵閩國建州，保大三年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攻破建州，汀、泉、漳諸州歸附。
南唐於建州設永安節度使，又於延平、建浦、富沙三縣設劍州。次年，改漳州爲南州。
閩亡國後，其土地分入南唐、吳越，南唐疆域再次擴展汀、劍、建、泉、南五州。
保大五年（後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南唐兵敗福州，泉州將留從效趁機逐走唐軍，擁兵在泉、南二州自立。
南唐雖於泉州設有清源節度使，而其在當地的統治名存實亡。
這一時期，南唐曾達到頂峰，三十五州一府，盛極一時。
第三個時期
唯剩下江南一隅，十三州一府。交泰年間，南唐在淮南敗於周，李璟盡獻江北土地，南唐從此與中原政權以長江爲界，疆土僅剩江南半壁江山，這一疆域維持到南唐亡國。
提及江蘇地區的歷史發展，人們言必及六朝，大明和民國，往往忽略五代十國時期叱吒風雲的南唐國。當是時，隨着動盪式改革的推進，我國政治與經濟格局發生着重大變化。
楊吳和南唐國先後以揚州，金陵爲都經略江南，南方在區域性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跳躍式發展，在楊吳及後繼政權南唐國所轄範圍內的今江淮平原，蘇南西部，更是突破了傳統陳式，發展速度與規模尤爲突出，爲我國古代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和江蘇地區開放式發展奠定了基礎。
農業
在恢復與發展農業經濟的政績中，楊吳及南唐對江淮的經營是濃重的一筆。唐末兵燹使淮南成爲重災區，揚州被壞尤爲慘烈。昔日繁華都市，“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卷61，《吳世家》)不僅城中，“八州之內，鞠爲荒榛，圜輻數百里，人煙斷絕”。(卷134，《楊行密傳》)楊行密初定江淮，從謀士高勖議，招撫流散，保境安民，他勸課農桑，輕徭薄賦，數年之間，江淮幾復唐時盛況。
但李昪執掌吳政時，吳民間仍繼續“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爲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賣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
宋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吳唐拾遺錄·勸農桑》亦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
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
‘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阻之，爲虧損官錢，爲數不少。
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慾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卷16，《宋齊丘》)
南唐國事
楊吳和南唐在不斷加大政策力度的基礎上，根據江淮環境形勢，優先發展水利，淮南和江南等地區的農業迅速恢復發展。楊吳建國之初，便着手在楚州和揚州修復或新建陂塘；南唐立國，築楚州境內白水塘，淮南爲之得益。又“命州縣陂塘湮廢者，修復之”。(卷3，《嗣主書第三》)唐五代對於江南運河的疏浚和整補，亦是大手筆，可見記載的就有驛亭埭，奔牛埭等。
升元年間對丹陽練湖的整修，更是一項重大工程，向爲水利史所重。練湖始開於西晉，東晉時成爲江南地區的重要湖泊，可溉丹陽，金壇，延陵等縣萬頃良田；唐代，練湖開始對江南運河進行水量補給，唐末兵亂之後，練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幾無灌溉之力。
丹陽縣令呂延楨主持疏浚整治練湖工程，“築塞環岸，疏鑿斗門”，使練湖恢復了水利功能。多雨時節，可汲納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圍諸縣，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卷871)陶懋炳認爲，“南方諸國興修水利，成績之著，無如吳越”，(p181)應是中肯之論。
從地域政治上看，江蘇東部當時處於吳越國統治範圍，但吳越對今江蘇太湖地區的水利整修，得益於南唐與之共同創造了相對安定的環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間接使然，值得一提。時吳越於重要水利工程處置“撩淺軍”，“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爲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卷78，《吳越武肅王世家》)元璙在蘇州任中吳節度使時，命部將梅世忠爲都水使，“設鍤港口，按時啓閉，以備旱澇”。(卷115，《拾遺》)
南唐對於秦淮河的整修也值得一提。楊吳時始將秦淮河貫於城中，作爲重要航道；南唐保大年間，又疏浚河道。《宋朝事實類苑》卷47《休祥夢兆》雲：“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是爲驗證。
在南唐經濟發展中，隨着我國農業經濟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種植爲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爲輔的新格局在江蘇地區逐漸形成。南方優良作物品種北上，蔚成大勢。江南地區是稻米之鄉，揚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時已廣種稻米，不僅產量提高，品種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聲名。
北方傳統優良品種南漸勢頭也有增無減，在江南地區，北方的小麥已普遍種植，出現了“極目青青壟麥齊”的景象。桑樹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之謂。(卷270，《後梁紀五》)楚州和泗州的麻有名，爲朝貢之物。茶葉的生產以揚州，常州和潤州的茶園聞名於當時。
宜興產茶歷史久遠，“陽羨茶”向爲江淮名品，早在三國孫吳時代就馳名江南，當時稱爲“國山茶”，後來又有“陽羨貢茶”，“毗陵茶”，“陽羨紫筍”和“晉陵紫筍”等稱謂。唐肅宗年間，列“陽羨紫筍”(陽羨紫筍因鮮芽色紫形似筍而得名)爲進貢珍品，茶聖陸羽認爲陽羨茶“芳香冠世產”，可爲貢品。
常州刺史李棲筠採納了他的建議，即在黿畫溪旁造起茶舍，每年採製茶葉萬兩進貢，品飲陽羨茶成爲風行的時尚。南唐時“陽羨茶”依舊爲名茶，後隨着產茶區域的南移，產於建州的京鋌茶漸漸取而代之，成爲貢品，朝廷方罷“陽羨茶”。
在南方國家中，南唐對於農業的開發最具力度，其時，皇家府庫充盈，“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國家農桑之盛，前所未有，農業發展的深度與廣度，南北無出其右者。
當然，單一敘述農業的表現是缺少學術意義的，上述內容旨在揭示，在正確的政策之後，興修水利對於地處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權，是開發南方，改善生存環境和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第一要項。
以水稻種植爲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爲輔模式的漸漸成型，標誌我國農業經濟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蘇區域形成，以此爲基礎的經濟活動漸漸這才顯示出新鮮的活力。鄭學檬先生在1985年發表的《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一文裡指出，我國古代北方自商鞅變法開始，基本實行耕戰政策，所謂“足兵足食”是也。
因爲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糧食需求大，政府的賦稅政策決定了北方農業以種糧爲綱。南方各國由於缺少北方以糧爲綱的傳統，不象北方有那麼多的官兵，同時由於自然條件的優越，極易種植經濟作物，多種經營條件好。所以，江南農業在商業過程中揚長避短，利用優越的自然條件種植經濟作物，開展多種經營，使南方較早地出現了農業商品化似的趨勢。筆者以爲，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農業的發展有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較高的平臺。
從此，江蘇區域經濟發展以農業爲突破口，漸漸拉開架勢，向着新的紀元前進。南唐商業出現的新特點，應當引起學界的注意。五代十國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在相對分割狹小的空間裡，各國特別是南方各國國用嚴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視招徠商賈，經營商利，徵收重商稅，以充軍國用度，商品交換空前活躍。
結果是，雖國與國間時惡時睦，民間交易卻日益頻繁；大運河雖然阻斷，海運卻發達起來。南方各國商業的活躍程度視唐代有加。
各國統治者沒有想到的是，在江南農業和各種經濟行爲商品化過程中，城市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爲政治功能逐漸淡化，經濟功能漸漸增強。這一功能的轉換，對於我國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對於江蘇地區提早進入較發達地域的序列，意義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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