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裡，如佳再次翻閱了許多玄學經典，聯繫自己以前的知識，如佳得出來一個結論：玄學的產生與發展再一次證明了恩格斯的那句話，“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社會將按照根據實有資源和整個社會需要而制定的計劃，來支配這一切東西。”。
兩晉的社會現實就是在當前的科技水平下，莊園經濟代表着社會最高的生產力。所以，社會在方方面面都要圍繞着，如何更好地適應莊園經濟的發展。
莊園經濟在當時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廣大窮苦民衆的生存，保護了士族財富的增加，最大幅度的確保了皇家賦稅的增收。
確保皇家賦稅，這一點很不好理解，在整個兩晉時期，“土斷”都是皇家的一個大難題。後世的學者就認爲，士族阻礙了皇家賦稅的增收。其實，換一個角度看，今天的大企業經濟，仍然存在大量的偷稅、漏稅現象，而且國家向他們徵收的稅賦比例還比小企業小得多。但是，這不改變大企業作爲國家稅賦的主體。因爲他們代表了最高的科技，最高的生產力。
大莊園被抽取的賦稅比例低，使得自耕農甚至要主動依附大莊園。
對於皇家來說，核心利益是在不引起社會動盪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徵收稅賦。所以，無論他再討厭士族向其討要特權，他也只能更配合地支持莊園經濟。
晉律比漢朝律法削減了近80%，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讓權於莊園主，讓莊園主更好的經營莊園，以達到在社會穩定的情況下最大的稅賦增收。
我們研究一下這個“雜抵罪”。這一項律法卻是漢朝沒有的，而是晉律中新增的。“雜抵罪”確保了士族在莊園中的權威。
這條法律漢朝沒有，光武帝一上臺就頒發詔書，規定天下以人爲貴，任何傷害奴隸身體的行爲等同於傷害平民，必須被治罪，而且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減罪。漢光武帝在公元35年下詔“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而到了西晉沒有這個“雜抵罪”，士族將很難管理莊園裡的部曲、客和佃戶。就是說，莊園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條腿，人家只會被罰款。這對部曲來說，形成合法的莊園內恐怖，有利於莊園主組織、調配生產活動。
在莊園體制下，士族世代掌握國家生產的命脈，有了向皇家討要更多特權的資本。新的更有利於維護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玄學是其中的代表。
想搞明白玄學，首先還得弄懂王弼。王肅引“道”援儒之後，人們紛紛在研究這個道（大自然的規律到底是什麼）。
這裡面王弼的學說開啓了玄學。一個學說基本上由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組成。
說起玄學，就像任何一個古代社會理論一樣，無所謂就是闡述了三個方面，即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
玄學的世界觀就是王弼提出的，‘以無爲本’這個論點爲玄學開張。
玄學最主要的社會觀就是名教起於自然，還是想把儒學道德包含其中。這一點也是王弼提出的。
玄學的人生觀就是才性論，就是論才華與品德的關係。魏晉九品中正制需要察舉人才，所以人性論也是清談的核心內容。清談的核心內容是世界觀和人性論。以唯心的世界觀和人性論來證明他們的社會觀－－－－以靜治國，士庶天隔（人分等級）。
王弼的世界觀是“以無爲本”，以有爲象。他說世界萬物都是原來靜止不動的，你無論怎麼推動他，最終都要靜止下來。所以推動不如不推。又大膽引申批判儒學，無論怎麼仁愛，對待卑賤的人，卑賤之人最終還是卑賤。所以“有爲”不如“無爲”，所以要“以靜制動，以靜治國，無爲而治”。
莊園主的核心利益是財富的積累。可是莊園創造的財富主要來自剩餘的糧食，布匹，美酒和水果。這些東西不易儲存，必須及時換成貨幣，因此莊園主需要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需要流動與商業。政府的‘無爲而治’是對社會流動的最好的支持。
玄學的世界觀還有裴?的崇有論，但其影響不大。裴?的崇有論在一個極短的時期內顯得很有影響，是因爲他是那一個時期的權臣。影響最大的還是何晏、王弼的以無爲本。
筆者語：感謝起點，潛力簽約已經很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