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聊聊城市，首先說京城。大宋有四個京城，一個首都，三個陪都。一個首都是東京汴梁，也稱作開封府，三個陪都分別是北京大名府（在河北大名縣，看來現在級別降低了），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府（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這四個京城是貫穿整個大宋始終的，也包括南宋，歷史課本上說，南宋的首都是臨安府，也就是杭州，這是我們現代人形成的一種歷史共識與文化認同，但是在南宋，則不是這個樣子，南宋人上至天子，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都並不認同臨安府是京城，在法律意義上，京城仍舊是那四大京城，首都也仍舊是東京汴梁，南宋的人們有着你想象不到的“故都情節”，很多愛國志士一直心心念念要把四大京城全部收復，比如說陸游陸放翁生平第一大快詩《聞武均州報以復西京》，詩歌的末尾寫到：“懸知寒食朝陵使，驛路梨花處處開”，看來，大宋收復了西京洛陽，在大詩人陸游心中極大的體現出中興氣象，那怎樣才能算是真正的中興呢？那就是：東西南北四個京城全部收復，至少這樣，纔算中興。
那麼杭州，究竟是怎樣一個名分呢？既然不是首都，那又被南宋人稱之爲什麼呢？杭州在宋高宗紹興年間被升格爲臨安府，在南宋是實際意義上的首都，法律意義上的行在。何爲行在？何爲臨安？行在者，皇帝出行巡幸之所在地是也，臨安者，臨時安定安穩之所是也。之所以在法律上稱之爲行在，又之所以在名稱上稱之爲臨安，那是爲了表明，爲了昭告天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南宋人不會忘記靖康之恥，不會忘記故土淪喪的恥辱，要奮發圖強，要多難興邦，但是，後來的統治者因爲種種原因，不思進取、偏安一隅，南宋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主和派佔據上風。但是，植根在人們心中的故都情節不會改變，朝中愛國志士如此，在野愛國志士亦然。因而主戰派雖然不是主流，但是人才輩出，高宗朝有岳飛、韓世忠、張浚等人，孝宗朝有虞允文、辛棄疾、陸游，光宗、寧宗朝有一心主戰的宰相韓侂冑，而對於民間的志士，讓我想起了因爲一首詩留下英名的書生林升，在都城臨安的邸店，他看到了南宋的歌舞昇平，他看到了人們醉生夢死、紙醉金迷，憤然寫下《題臨安邸》，詩曰：“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看來，杭州雖然是實際意義上的都城，但是，在人們的心中，尤其是在志士仁人的心中，被金國人佔領的汴京，纔是真正的大宋首都，永遠，永遠。
再說說三大陪都之作用。大宋王朝有不殺士大夫，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士大夫犯了錯誤，只要不是謀反謀大逆，基本上不會受到太重的處罰。我感覺最重的處罰，莫過於蘇東坡、胡銓等人貶謫海南這種處罰，這些人在當時普遍與主流價值觀相違背。不過問題來了，要是某些官員沒有那麼令人生厭而又曾經位高權重，或者說在朝廷裡爲主政大臣所不容，但是後臺就是皇帝，那麼，會怎麼辦，應該怎麼辦？三大陪都發揮了很多作用，安置了很多很多不太受歡迎但是皇帝又不願意他們捱整的老幹部，首先，安排這些老幹部到三大陪都當個閒差，大多都是美差，絕大多數人都在那裡幹出來了成績，因爲三大陪都，雖然是陪都，但也是都城，到那裡做官，算不得官場失意，算不得被貶，因而大多數到那裡幹活的老幹部美滋滋，沒有怨言，而且，那裡沒有罵人的御史臺官員、沒有太多朝堂上爾虞我詐的鬥爭，沒有那麼多勾心鬥角，清閒、事情少、心靜，在這裡很容易幹出成績，一不小心就青史留名，一不小心就搞出石破天驚的創作。比如說，錢惟演當西京留守的時候，模仿李商隱，寫出了許多西昆體詩句，使得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西昆體曾風靡一時。無獨有偶，司馬光擔任西京留守，十幾年如一日，筆耕不輟，寫下煌煌鉅著《資治通鑑》，被宋英宗高度評價：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因而得名“資治通鑑”。再者，南京留守，應天府知府晏殊被朝堂上大臣罵的挺慘，但是大boss，大leader，仁宗皇帝一心想要“保護”好他，就派遣他到南京應天府做主官。晏殊到南京應天府下車伊始，全心全意抓經濟，一心一意搞教育，一方面勸課農桑，一方面聘請名師，勸課農桑使得南京應天府“稻米流油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聘請名師，主要是邀請了大佬，當然也是晏殊自己的門生范仲淹，當時范仲淹正在爲母親守孝，守孝期間不能夠當官，但是當教書先生還是可以的，所以范仲淹一方面在自己的母校應天府書院教學，一方面又擔任教導主任，抓成績，抓學風，嚴打作弊、浪費等一系列不正之風，應天府書院教風、學風得到改善，一度成爲四大書院之首（在白鹿洞書院還沒有太出名之前），用現在的話來說就好比是末流211搖身一變、脫胎換骨，成爲了頂級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