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拱辰說：臣雖不才，卻也是官家欽定的狀元，在字句斟酌上自然是講究的，當然不會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誣告滕宗諒貪污。
仁宗皇帝平和地說，拱辰，你來說說證據。
王拱辰說出的證據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在約談期間，滕宗諒只是白天被問詢，晚上就回家，而滕宗諒就趁着不被拘禁的便利，在臣等要調查其公用錢賬本之時，竟然爲了毀滅證據，燒掉了他的賬本，這賬本就是證據，可是滕宗諒卻燒掉賬本，這是對大宋法律的褻瀆，對官家的蔑視，還望官家聖裁！
仁宗皇帝以爲，在這事實面前，范仲淹歐陽修會無話可說。可是，他失算了。
這是，站出來的大臣越來越多。
首先是歐陽修，他慷慨激昂地講到：儘管如此，就算滕宗諒有罪，臣願與他同罪，臣實在不敢相信他這樣的君子會貪污國家公款！
然後韓琦、富弼、蘇舜欽、蔡襄等等好多慶曆新政的革新派大臣，幾乎全部站了出來，一期高聲呼喊：“臣附議。”然後向皇帝求情。
其中，要數蘇舜欽言辭最爲激烈。
這正中了夏竦和王拱辰的下懷。原來，滕宗諒貪污案，只是滕宗諒一個人的事情，可是以范仲淹歐陽修爲首的君子黨，偏偏是同聲好相應，同氣自相求，把滕宗諒的事當成自己的事，朝堂上形成了這樣一股勢力，皇帝最忌諱的就是大臣們結黨營私、步調一致，最喜歡的就是大臣們互相攻擊、互相謾罵，因爲，他不是哪一個派別的支持者，他是各種勢力的平衡者。
皇帝對君子黨內部的團結感到震驚，繼而憂慮，憤怒。
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此時，夏竦、王拱辰上奏，請求將革新派悉數貶出京城。
而第一個被貶的就是滕宗諒。
慶曆四年，那是一個春天。滕子京被貶到嶽州，以罪臣的身份，做當地知州。
范仲淹以參知政事身份謫守鄧州，收到滕子京的來信，寫下《岳陽樓記》，開篇提到，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這是這篇文章的起點，卻也成了慶曆新政的終點。王拱辰，這個被歐陽修多次嘲笑的人，成爲了守舊派的MVP，終結了這一場新政。
歐陽修被貶滁州，王拱辰本想好好教訓一下他，可沒想到他在滁州做官，政績很好，還寫下<<醉翁亭記>>。
歐陽修最大的傷痛，就是蘇舜欽因爲這件事，得了抑鬱症。蘇舜欽被貶到蘇州，他感慨山長水遠，再也無法與友人見面。當地的官員也常常爲難他，他是一個很高傲的人，受不了別人的歧視以及冷嘲熱諷，幾年後鬱鬱而終。據說，在他最難過的時候，看東西時只能看到黑白色，快去世的時候，他竟什麼也看不見了。
而這一切的一切，這恩怨糾葛的起點，都是源於當年王拱辰穿上狀元袍。歐陽修不服，蘇舜欽不服，很多人不服，因而他們之間，經歷了互相的嘲笑與政治上的打擊之後，他們突然發現，這狀元袍不僅是歐陽修與王拱辰一輩子的傷，也成了慶曆新政中革新派與守舊派之間一輩子的傷。
有人問，他們會和解嗎？我想說，不會。假如你是歐陽修，你生命中有一個王拱辰，搶走了本該屬於你的狀元，儘管他也是憑藉自己的努力，並沒有說你的壞話，你會甘心嗎？假如你是王拱辰，你憑藉自己努力得了狀元，卻被自己曾經最好的朋友懷疑、嘲諷侮辱，你會願意嗎？
但是，他們曾經想過要和解，怎奈積怨太深。
有人認爲時間是消弭仇恨的良藥，我認爲並不是。因爲有些仇恨刻骨銘心，一輩子也不會忘。
過了十幾年，仁宗去世，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
王拱辰與歐陽修不再是政敵，他們同樣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
王拱辰以爲自已與歐陽修可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這一切，只是他的一廂情願而已。
一天，王拱辰請歐陽修在東京最豪華的酒店吃飯，他想給歐陽修真誠的道個歉。剛一開口，王拱辰說：“永叔兄，當年把你貶到滁州，你受苦了”歐陽修回敬道：“我在滁州，過得很自在，我寫下了《醉翁亭記》，官家讓自己的兒女去背誦這篇文章，而且這篇文章不光會流行於當時，還會傳之後世，我會因爲這篇文章而不朽。而你，只是個狀元罷了，千百年後，不會有人記得你。”吃飯的整個過程，兩個人鬧得很不愉快，最後，提到蘇舜欽的死，歐陽修越說越生氣，把一切責任都歸咎到王拱辰頭上，摔了酒杯，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