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半山新村
章詒和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慶李子壩的半山新村。
新村有兩幢二層小洋房，每幢可安置兩家。第一幢裡，1號住的是莊明遠，2號住的是鄧初民。第二幢內，3號住的是我們全家，4號住的是翦伯贊夫婦。所以，章、翦兩家是緊挨着的鄰居。
如果說我從孃胎裡出來，第一眼是認識了父母的話，那麼，我的第二眼就是認識了翦伯贊。
有一天，在溫暖的陽光下，姨媽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裡，仔細端詳。母親突然發現我的左眼角有個小小的黑點兒，以爲是早晨沒把臉洗乾淨，便讓姨媽抱着我，自己跑到臥室找了塊溼毛巾，給我擦洗。可那黑點兒，怎麼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間，舉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來，對母親說：“可能是毛巾太軟了，我拿乾淨的刷子試試。”
母親用兩隻手，將我的頭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來蹭去，結果，黑點兒依舊。還是從事幼教事業的姨媽看出來了，說：“這是塊記！”
後來，小黑點兒變成了一片樹葉形狀，顏色隨之越來越淡，父親（即章伯鈞）和翦伯伯（即翦伯贊）還對它做過討論。
父親說：“女孩子的記掛在臉上，不如長在屁股上。”
翦伯贊瞪着眼睛，說：“小愚的記掛在臉上，有什麼不好？還不容易搞丟呢。丟了，也好認。”
以後，我長成了大姑娘，翦伯贊見到我，也還要搬起我的腦袋“辨認”一番，嚴肅地說：“這丫頭是小愚！”
重慶當時又稱陪都，黨、政、軍、學、文各界精英，於1940年前後到達。天下之士，雲合霧集。起初，翦伯贊居無定所，在重慶市內搬來挪去，是父親的安徽老鄉陶行知介紹他來半山新村的。
乍一聽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個石階——體力欠佳的翦伯贊有點發憷，可陶行知說：“房子雖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鄰居呀！”
“誰住在那裡？”
“緊挨着你的鄰居是章伯鈞，還有鄧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贊爲了鄰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過來。
新村三面環淺山，一面臨路（由北碚至重慶的公路）。四周樹木稀疏，梯田層疊，大多種植水稻和紅薯。翦伯贊給自己制定了一個山路行走方案。即上山時，每走三十臺階，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時，每走五十臺階，停片刻，需停六回。經反覆實踐，很有效，亦不覺得其累。於是，到處推廣，父親效仿，果然靈驗，儘管行走、間歇的規範性和精確度遠趕不上翦伯贊。
那時的翦伯贊和父親都是活躍人物。父親忙着抗日民主運動，忙着把第三黨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贊除了忙於動筆撰寫《中國史綱》之外，還擔任馮玉祥的歷史教員，還到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講課，還應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之邀，去做學術講演。但兩人再忙，也總要湊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親，偏偏喜好文史，翦伯贊家若有史學界的朋友來做客，父親是一定跑去摻和。去時揣上一包香菸，既不看看裡面還剩幾支，也不管菸絲有多劣質。抽到煙霧繚繞，山窮水盡時，聚會纔算結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贊先後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卷和《中國史論集》第一輯。翦伯讚的文好，詩也好。他常與郭沫若、柳亞子、田漢彼此唱和。
這讓站在一邊卻不會作詩的父親欣羨不已。當然，翦伯贊也有敗筆，敗筆就是他在《羣衆》週刊上發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讀者大譁”，“對杜詩的誤解以及這樣那樣的硬傷，不勝枚舉”。有人寫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誤。翦伯贊不作答辯，始終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寫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紀念明朝滅亡三百週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贊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還寫了極富革命戰鬥性的《評實驗主義的歷史觀》，文章是爲批判胡適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住所，還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又稱第三黨）中央機關之所在。許多第三黨骨幹分子來這裡接頭工作，開會議事。母親大鍋大鍋地煮飯，請嬌小玲瓏卻能幹萬分的戴淑婉過來幫着燒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問題，像楊逸棠、郭則沉、張雲川這樣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鄧家去住。
周恩來有要事相商，會跨過三百個臺階到我家。那時的周恩來與民主人士在一起，說到高興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煩，他會緊鎖濃眉，言至傷心處，他要落淚。在重慶只待了數月、身體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門，態度謙和而禮貌。徐冰（即邢西萍）則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計較，有酒即可。如無，他便要瞪眼，還時不時罵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麼又吃又罵？這王八蛋是指誰呀？”母親問。
邢西萍笑着解釋道：“我罵東洋鬼子呢！都是他們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頓好飯菜。”
飯菜做好，父親就要對母親說：“快去把老翦叫來。”
在半山新村，父親創辦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刊物《中華論壇》，且自任主編。在發刊詞裡，他闡明尊重思想言論自由，維護和發揚民主的信念與態度。這份刊物既是第三黨的輿論宣傳工具，又具有面向社會的學術性質。爲此，父親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學者約稿。其中，最踊躍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鄰居翦伯贊。他的《南朝史上的永曆時代》《論王莽改制及其失敗》《學術與暴力》《春秋之義》《兩漢的尚書檯與宮廷政治》《略論蒐集史料的方法》等學術論文，皆經父親之手，刊於《中華論壇》。每次交稿，翦伯贊一定要讓父親“審閱”，父親則必拱手相謝。
每期刊物出來，父親定拿數冊給翦伯贊，請他轉送學界朋友。翦伯贊在《中華論壇》還讀到鄧初民的《歷史、歷史記載、歷史科學》《略論清代的學風與士氣及其文化政策》《中國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周谷城的《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英國民主運動之發展》，侯外廬的《康有爲在民國初年的反民主理論》《“五四”文化運動與“孫文學說”的關係》《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專家商榷》，胡繩的《猛回頭“警世鐘”及其作者》，施復亮的《撲滅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當前的經濟問題》《戰後經濟民主化管理的我見》，陳家康的《真實與知情》，吳澤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劉伯溫論元末》《個人領袖英雄的歷史作用論》，石嘯衝的《環繞地中海的美蘇鬥爭》《看國際形勢》《國會選舉的美國政治動向》《評印度局勢》，吳晗的《論中文》，夏康農的《正視彌天戰火》《論中美商約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關於〈呂梁英雄傳〉》，秦牧的《牛羊陣》《西園庵的掛綠》等等。幾期下來
，《中華論壇》很受知識界中上層人士的歡迎，稱它是“民主政治的號角”。
許多史學家，不僅和父親相識，且爲好友。他們發表的新作，在送給翦伯讚的同時，也必送父親。記得“文革”抄家後，父親從地板上揀起一本侯外廬的書——《船山學案》，灰色封面上，毛筆楷體寫着：“伯鈞兄教正”。封底註明：重慶三友書店發行，中華民國33年4月。以後的20年間，這本書連同翦伯贊、郭沫若等人送的書，經重慶帶到上海，從上海轉至香港，由香港運回北京。“文革”中，父親拿出被抄家紅衛兵遺失的這本書，對我說：“人（指侯外廬）看不到了，只有看書。”
“山色入江流不盡，古今一夢莫思量。”我想，父親定是回想起在重慶李子壩和翦伯贊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軍攻陷了圍困47天的衡陽後，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淪陷，那是翦伯讚的家鄉。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淚寫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淪陷記》：
桃源，這個具有神奇傳說的地方，是我的家鄉。在這裡我度過了我的幼年時代……
常德，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這裡，我度過了我的中學時代。
靜靜的沅江，灰色的城牆，古舊的廟宇，舊式門面的商店，各式各樣的手工業作坊，用石板鋪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來，也許沒有什麼改變。如果說這裡有近代的裝潢，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鐘樓，聳立在這個古城的天空——然而，這兩個小縣城，被攻陷時死者兩萬有餘，傷者五千，被強姦的婦女七千多，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父親閱後很激動，對翦伯贊說：“把稿子給我吧！把它登在《中華論壇》上。”
在重慶，父親穿着件舊長衫，白天東奔西跑，搞社會活動，夜裡伏案奮筆，寫政論文章。凡是由父親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筆。
翦伯贊很佩服，對母親說：“伯鈞是個幹大事的人。”
那時還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黨、三派以及社會賢達（即今日之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醞釀籌建期中，針對同盟的綱領、章程、領導人選等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溝通、調停，甚至妥協的方式去解決。在這個過程裡，父親是個中堅力量。每遇難題，常和翦伯贊研究、商量。而翦伯贊在應對現實政治方面，表現出燮理陰陽的智慧。父親非常佩服，嘆道：“說老翦是個歷史學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1月，舊政協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共38人。民盟由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9人組成代表團。父親與羅隆基兩人是憲法草案組成員，他還擔任國民大會成員。在22天的會議期間，工作量大，要動腦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條和中共的聯絡渠道，於是，身爲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委員會主任的父親，提議聘請翦伯贊擔任民盟出席政協的顧問。此議立即獲得通過。在1月10日給他發了聘書。
（作者系文化部文化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已退休。此文摘自章詒和撰寫的《心坎裡別是一般疼痛——憶父親與翦伯讚的交往》，章立凡主編《往事未付紅塵》，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文標題爲編者所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