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機構從誕生起就靠創造需求和滿足需求來獲取利潤，而正常的政府機構可以靠稅收和政府盈利性機構的收入，但是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麼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拼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
在此過程中，人們的核心計算是：爲了一定數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傷亡風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麼程度。這個道理說來簡單，卻能推出許多驚人的結論，解釋共和初年的許多令人費解的歷史現象。
比如共和二年，贛督黃克敵向南京政府和國會提交綏靖地方成果諮文，除了提到江西剿匪的戰果，諮文中還提到了山賊的日常生活。
黃克敵說：山賊探知我軍動向，準備進剿的消息後，“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精壯匪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遁山寨。”
看似非常平常的描述，但是這些土匪的作風顯然是非常不專業的，或者說他們的主營行當或許就是農民。難怪有的議員就會提問江西方面的代表：土匪也種地？土匪爲什麼要種地？
其實共和初期的很多地方，鄉農與土匪只有一線之隔，或者說是在一根標尺上一端是專業土匪，一端是專業農民，兩者之間存在着衆多的點位，生產與搶劫的組合：以搶劫爲生的土匪漸漸變成以耕種爲生的農民。那麼，決定這種比例關係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其實對比了原來匪患嚴重的多的北方省份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在嚴酷的剿匪戰爭後，各地的工商業也開始蓬勃發展，加上自治政府的公共事業投入，不管是鐵路、公路、橋樑、水庫、還是城鎮、學校和各種下水道，幾乎沒有什麼人是找不到工作的。地主的地租稍微苛刻一些，僱農就會在各地縣鄉政府的組織下進城務工，或者乾脆在離家不遠的工地上打工，還有夜校可以認字，最不濟的也有電影學校的巡迴放映，認識幾百字和學點種植養殖的技術並不困難，所以很多青壯年都在政府組織下去務工了。地主階級，特別是中小地主往往是非常脆弱的，他們的經濟體就是建立在對幾十名甚至幾戶農民的土地佔有上的，沒有多少人是能夠建立類似種植園經濟的那種產業化的農業。現在官府，哦，是政府不再對以前簽訂的人身契約進行保護，而且還讓人廣而告之的宣傳到戶，這下子連死契的長工都可以自由的出去打工了，政府的調查人員一月一回的上門調查有沒有虐待僱工，順便提供外面的就業信息，看着誘人的工錢和條件，沒有多少長工會留戀地主家的狗窩，地主敢反抗就是“非法拘禁罪”，再激烈點就可能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是死了人，家主拉去打靶，抄家流放都是應有之意。
北方除了一些流氓無產者之外，就沒有多少
人養活不了自己和家人，而且就算是養活不了的也可以送到標準系企業在各地的“慈濟會”，自治政府裡的第一夫人王子衿童鞋雖然對人一貫淡漠，但是慈悲心腸還是非常豐盛的，所以在科技狂魔之餘非常樂意的接受了慈濟會會長的職務。這下子各地的政府和軍方都知道“慈濟會”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深，寧可得罪看上去還比較大度的吳總座，也別得罪這位未來的國母大人，雖然接人待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不過若是萬一讓這位女學霸給記下了黑賬，怕是吃不了兜着走都沒機會。總而言之，慈濟會在各地幾乎都成了當地的達官貴人太太團的首選，如果哪家的太太不能在慈濟會裡掛個職務，他家的主子都不好意思帶着夫人和別家打招呼。所以王子衿某一天心血來潮，拿到報表翻看的時候，驚訝的發現不出三個月慈濟會在各地市的覆蓋率已經達到九成九了了，比吳大官人的自治政府覆蓋面都廣泛，而且清一色的是當地官僚士紳出錢出地出房子，人員辦公包經費，慈濟會總會這邊儘管下文管理就行，開個大會，連找來報銷來前火車票的都沒有，全自掏腰包了。比起某紅會來，慈濟會的上下可謂是相當的悲催，可惜共和初年的北方達官貴人們智商偏低，居然無人抱怨，反而紛紛捐款捐物的要加入這賠錢的行當，也算是當年的奇譚一樁吧。
可惜的是除了十一個北方省份之外的地方還是沒有這種奇譚怪事的發生。
譬如天府之國的四川，熊克武熊哥出任了四川督軍，雖然劉家兄弟和諸位袍哥未必服氣，但是在陝西的國防軍沒打進來之前，熊哥的大腿最粗，他召開的整軍會議大家還是給了面子去參加的。熊克武在會上要確立了各派系軍隊“就防劃餉”的防區制。用當時參加會議的劉存厚的說法：“四川軍人控制的防區都是獨立王國，在經濟上予取予求，爲所欲爲，所以大家都拼命地爭城爭地。四川軍閥混戰經年，大多爲此。”
劉存厚所用的“獨立王國”一詞。當時四川的局面頗像戰國時代，六七個暴力集團的首領在這片土地上合縱連橫，羣雄爭霸。每個軍閥都有權在自己的防區內設立制度、任命官吏、徵收賦稅，不經該防區的軍閥認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過，由於爭奪激烈，防區主人頻繁變換，穩定程度還比不上獨立王國，也比不上諸侯領地，倒有些像黑幫地盤。今天洪興佔了油麻地，明天東興的各位老大領着小弟再砍人搶回來，類似的情節不斷上演，弄的進城的鄉下人先的看清楚城門口收入城捐的是哪路老總，免得給錯了人。
劉存厚自己也說，他“在自己的防區內，苛捐雜稅，人有我有，竭澤而漁，不恤民困，……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
其實四川軍閥的軍費一般是靠徵收田賦，正稅不足，便行預徵，有一年預徵五六年糧賦的。歷史上曾經有到1935年時，有些地方預徵田賦已到2015年的。除了預徵田賦就是普種鴉*片，徵收煙款，便設煙館，抽收紅燈捐。各軍防區還設立水陸關卡，徵收過道
捐稅。這樣一來本來還能在清廷的盤剝下勉強維持的工商業幾乎都關門大吉了。四川，乃至整個西南民族工商業都是哀鴻一片，反而是買辦和外資在這些地方大行其道，原因就是沒有幾個軍閥敢跟國際友人們較真，腰桿都是彎的，就算有槍桿子撐着，手裡的白條換不回人家的真金白銀。
除了預徵之外，竭澤而漁的具體辦法還有田賦附加。到了共和三年底，四川田賦附加稅有學費、縣誌、被服、備丁等26種名目，附加稅額之沉重，有的竟有達正供十倍之多。
這些軍閥的行爲與土匪有什麼區別呢？或許與同時同地的土匪比較，軍閥的搜刮似乎更加兇惡。土匪畢竟沒有“預徵”，也沒有“附加”，惟恐竭澤而漁，斷了日後的財路。而這些革命軍閥恰恰追求“竭澤而漁”。這不是道德和名分問題，而是利害的施報問題。既然防區經常易手，實施殺雞取蛋的政策，惡果未必由自己承擔，眼下還可以壯大力量。實施養雞生蛋的政策，將來未必吃得上蛋，雞也可能讓人家搶去吃了，眼下的營養不良又可能迅速導致潰敗。在這種格局中，竭澤而漁——標準的流寇行徑——便是最有利的選擇。
共和二年春節，川中鬼才劉師亮看到一家軍閥門口貼着“共和萬歲，天下太平”的對聯，非常氣憤，特撰寫了一副對聯：“共和萬*稅，天下太貧。”所謂的革命政府橫徵暴斂，廣大人民仍陷於貧困和絕望中，被他寫的是淋漓盡致，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還是這位不畏強暴，仗義執言的劉大師，對四川的革命軍閥們的橫徵暴斂寫下了許多構思精巧別緻、譏諷毫不留情的稅聯，暫取一副以饗讀者：
半年糧上六回，時拘押，時比追，迄無寧日，
百貨稅徵數道，罷請求，罷減免，只有呼天。
到了南方各家開戰，一決雌雄的時候，南京政府捐稅已經很多，而一些地方的貪官污吏又巧立名目，加捐增稅。有些稅名聞所未聞，真正達到了“萬物皆有稅，惟有屁無捐”的境地。
“盡敲榨假充公用，遍設關稅、卡稅、田稅、屋稅、丁頭稅，稅到民不聊生將腹稅；竭蒐羅大飽私囊，勤抽鹽捐、米捐、豬捐、柴捐、屎尿捐、捐得人無活路把軀捐。”
這副對聯就是當時南方九省“共和萬*稅”的真實寫照。只可惜這副對聯刊登在上海的幾家租界報紙上，竟被南京政府以“誹謗政府”告上了租界的工部局法庭，堂堂大國的外交官竟然在紅頭阿三的押送下在外國人的法庭裡控告自己的同胞講真話，好歹沒有用上共和大總統喬大爺的名頭當原告。用當時在浙江主持政務的張南江老兄的話就是“難得他們還認識羞恥二字。”
這場革命政府告報紙的案子一經北方媒體的宣傳，連原來的革命青年學生都迷茫了，一直都是清廷在英美租界、法租界的工部局子裡告了《蘇報》、告《浙江潮》，沒想到革命成功了，反倒是革命政府來工部局告講真話的報紙人，這讓熱情洋溢的青年們情何以堪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