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1932年，林漢就朝中國運了二十噸的法幣，而1933年頭兩個月，更是足足有四十噸的“德版”法幣被偷運到中國。而後林漢覺得運鈔太危險，一旦被查獲影響太大，林漢索性將印（蟹）鈔設備、模版，油墨通過長江航道直接送到蘇區，交由紅軍自己處理，而他負責定期提供印鈔所需的特種紙。
拿到了林漢提供的這個時代質量最高的印刷設備後，紅軍的印鈔廠也很快開工，各地的紅軍、地下黨拿着紅軍印製的法幣到處套購物資，賄（蟹）賂炮黨軍官倒賣軍火和敏感物資，造成後果就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控制區內“法幣氾濫”，物價狂升，法幣的信用度一落千丈。被逼急了的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於1933年七月宣佈廢除舊幣更換新幣，這才暫時抑制住了紅軍的“貨幣攻勢”。
當然，這種抑制也只是暫時的。幾個月後，林漢這邊解決了“新版法幣”的複製問題後，新一輪的“貨幣戰爭”也將再次打響。
白銀流失嚴重，僞（蟹）鈔氾濫，法幣急劇貶值，這正是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在財政上遇上的最大危機，在這個時候美國人突然又推出《白銀收購法案》，結果在法案推出的當月，就有超過一千萬銀元外流——美國人搞《白銀收購法案》提高銀價，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借提高銀價的方式來刺激銀幣國家的購買力，以便向這些國家推銷過剩產品。轉嫁危機。此時的中國早已是西方各國的經濟殖民地，1933年時，爲了轉嫁國內的危機，海量的洋貨更是瘋狂地在中國國內傾銷，甚至連中國農民傳統的農作物大米都受到了衝擊。
“各處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麪；頭幾批還沒有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葉聖陶先生寫的《多收了三五斗》這篇文章，說的就是這個時期的故事。
美國的《白銀收購法案》造成了中國國內的白銀大量外流，不過美國人出手時遲了一點。先美國人一步動手的漢娜和林漢，先美國人一年，使用自己印製的外匯在中國市場瘋狂地掃貨套購貴重金屬。
由於二人的僞（蟹）鈔質量好。可全世界流通。變相地也將部分外國轉嫁到中國的經濟危機又轉回國外去了——面對洋貨的傾銷時，先前從林漢和漢娜手中流到中國人手中的外匯，大都被拿去購買往中國傾銷的洋貨。
在這個時代的江南魚米之鄉，比歷史上葉聖陶先生寫篇文章裡要好一點。文章裡“糙米五塊谷三塊”的低賤糧價。由於林漢派出的買辦商人瘋狂地在市場上用“自制”自制的美元、日元、英鎊掃貨。民間生產出來海量的糧食有了銷路，1932年時糧食收購價格一直維持在“糙米七塊谷五塊”，種田的農民還算有點活路。而到了1933年七、月的糧食豐收期。由於市面上法幣氾濫，通貨膨脹嚴重，糧價漲到了“糙米十五塊，谷十三塊”，不過此時十五塊的法幣購買力也就勉強和去年的七塊相當。
江浙魚米之鄉的農民因爲林漢的掃貨而“受益”，但南京國民政府來說，《白銀收購法案》的通過卻可謂雪上加霜。白銀外流、銀價提高使中國幣值大大擡升，嚴重地阻礙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市場上的流通的銀元原本因爲林漢的前一年的掃貨就已經大大減少，美國人在這時又捅了一刀，南京國民政府在1933年的下半年的日子很快就感覺過不下去了。加上這時蘇區紅軍瘋狂的“僞（蟹）幣”攻勢，原本恢復了一些原氣的南京國民政府，卻因爲在內、外經濟戰場上的慘敗，原計劃在1933年年底發動的“第五次剿匪”大業，還沒發動就直接胎死腹中。
注：美國的人《白銀收購法案》不光是爲了轉嫁本國的危機，另一個目的也是打擊英國的經濟。當時全世界的銀本位國家其實不止中國一家，還有印度，加拿大，袋鼠，世界最大的四個銀本位國家是英國的四個臺柱子。在這過程中其餘三家其實也損失慘重。
1933年的最後幾個月，整個南京國民政府都忙着應付白銀危機和僞幣攻勢帶來的經濟困難。
他們一方面進行貨幣改革，計劃取消銀本位，實行法幣改革。另一方面制定各種政策力求挽回由於白銀出口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嚴禁不法商販偷運白銀走私出口。同時還通過外交途徑要求美國“不再購買世界生銀”。
但是，在羅斯福當總統的位面，美國尚且對南京國民政府的跪求不理不睬，比羅斯福更加“保守”的加納總統，又怎麼可能理睬炮黨這夥人的死活？
至於說取消銀本位，建立信用貨幣政策，這個想法也有問題。如今的法幣，早已被紅軍的“僞（蟹）幣”攻勢折騰得信用全失，想搞信用貨幣，這個難度可不小。
焦頭爛額的宋子文一方面派人和紅軍聯繫，乞求對方停止“假（蟹）幣戰爭”，一方面對美國人跪舔，懇求更多的外匯貸款作爲貨幣準備金。同時請英美幫忙，設計新式的防僞度更高的貨幣，進口更先進的印鈔設備。至於紅軍怎麼突然擁有了印製僞（蟹）鈔這麼先進的手段，宋子文理所當然地把這個罪名推到了蘇聯頭上，讓斯大林又一次地中槍。
不過炮黨要進行貨幣改革，取消銀本位，動作再快也要近一年的準備時間。這過程肯定少不了對英、美財團各種讓步和簽定各類喪權辱國的條約，比如在銀行、幣制、預算、金融、海關管理及稅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讓步（歷史上就是如此）。
此時的炮黨，因爲林漢的攪局，紅軍的提前崛起，能控制的地盤只剩下五省——江西只剩下長江邊上的一小塊“皮”，福建的地盤同樣也只有沿海的幾個孤零零的城市，這兩省的地盤對他們來說甚至是負擔而不是收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真正抓在手裡的，只餘下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五省。
至於名義上歸屬中央的相鄰的山東，那是韓復渠的地盤，湖南的何鍵自成一體，他現在正被紅軍圍困在長沙裡虐得欲（蟹）仙欲死，19路軍被紅軍逼得走投無路之後，把地盤“賣”給了宋子文，但那兒的局面和江西一樣糜爛。1934年剛開始的時候，實力大大縮水的南京國民政府，其實已窘迫到了“想賣國也沒多少東西可賣”的地步。
整個1932年到1933年年底，林漢和漢娜在中國這裡投放了“總價值”超過兩億美元的“各國外匯”，前前後後圈走的銀元更高達三億。當美國人想起用《白銀收購法案》往中國身上吸血時，卻發現這時的中國已經沒有多少汁水了。
注：歷史上美國人搞出《白銀收購法案》往中國身上抽髓時，日本人也趁機落井下石，最後的結果就是美國人吃肉，日本人吸血，只有中國損失慘重。不過這個位面林漢通過大量地印製僞（蟹）鈔，變相地把危機對外向全世界轉嫁，對中國來說反而是減少了損失。
當南京國民政府因爲內外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機而到處求爺爺告奶奶的時候，南方紅軍在各條戰線依舊高奏凱歌。
首先悲劇的是福建的十九路軍，東山港對南方紅軍的戰略意義非同一般。所謂臥塌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紅軍所以不幹掉十九路軍，奪取整個福建，純是擔心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影響面前大好的形勢。不消滅十九路軍，只是爲了讓他們幫着“佔”着這個“茅坑”。
一九三二年的江西戰役，紅軍已經切身地體會到了“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戰略的好處：奪取生產型的農村，通過土改，建立民兵和地方游擊隊組織，搞根據地建設，將炮黨的勢力從農村裡擠出去，把消費型的城市當成負擔丟給炮黨。炮黨的軍隊想離開城市據點奪取農村，那就通過運動戰的方式將其分化，吃掉。這一系列戰術不過十幾年後炮黨在東北遇上的局面的翻版。何應欽在江西近二十個師的家底，就是這麼被活活玩死的。
紅軍複製在江西的成功經驗，福州，泉州，廈門，莆田這四個沿海城市有意地壓而不攻。先前的漳州戰役中，十九路軍損失慘重，全部的殘餘兵加起來不過萬餘人，卻要分散在這四個城市內，兵力更是捉襟見肘。
針對這種情況，紅軍採用的戰術就是不斷地擠壓他們在這四地的生存空間，紅軍留下了兩萬人的部隊對分散在這四個城市的十九路軍進行壓制，逼得其只能困守城內。然後在城市周邊進行土改和根據地建設。(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