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級利潤。
而貨幣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這就是數百年來，爲什麼國際銀行家要絞盡腦汁、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權的原因，他們的最高境界就是壟斷全世界的貨幣發行權。
爲了站穩控制世界貨幣發行這一金融戰略制高點，國際銀行家從20世紀70年代起，發動了一系列旨在鞏固美元信心、**發展中給國家經濟和打垮潛在競爭對手的貨幣戰爭，其最終的戰略目的就是：讓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爲完成一個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和世界稅收奠定堅實的基礎。
請注意，國際銀行家是一個超級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不忠於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相反，他們控制國家和政府，他們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利用美元和美國的力量，但是當他們的準備工作就緒後，就可能隨時攻擊美元，從而製造世界範圍內1929年級別的經濟危機，以嚴重的危機促使和脅迫各國政府放棄更多的主權，施行區域貨幣和區域政府制度。
打擊我國的金融體系，毫無疑問是他們的重中之重，對我國下手，決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任何僥倖的想法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他們可能採取的戰略戰術和打擊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製造我國的超級資產泡沫，我國的經濟在他們的幫助下，將會有幾年的極度繁榮時期，類似於六七十年代的日本。
然後他們將痛下殺手，實施遠程非接觸式的金融核打擊，打垮世界對我國的信心，將國際和國內資金嚇得四散奔逃。最後再以跳樓價收購我國的核心資產，並對我國經濟進行徹底解體，完成統一世界過程中的最艱難一步。
其實，1973年10月6日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並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84位國際銀行家、跨國公司巨頭和被選中的政客，會商如何應付令人頭痛的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頹勢。
戴維-洛克菲勒帶來了心腹謀士布熱津斯基，大家討論的結果是必須重振美元信心，奪回業已失控的金融戰場的主導權。
這一大膽的計劃將達成幾個目的：
一方面，由於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結算，石油價格暴漲4倍，將導致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黃金支撐後各國對美元拋售所產生的副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前幾年經濟刺客們的出色工作，拉美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已經中了過度貸款的狠招，一旦石油價格猛漲，美國順勢大幅提高利率，這些經濟落後而資源豐富的國家將成爲一羣肥美待宰的羔羊。
這個計劃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禍於人，挑動埃及和敘利亞進攻以色列，美國再公開支持以色列來激怒阿拉伯人，最後導致阿拉伯國家一怒之下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石油價格必將一飛沖天，而全世界的怒氣全部都發到了阿拉伯國家身上。
國際銀行家們一面坐山觀虎鬥，一面清點着石油美元迴流的鈔票，不僅一舉挽回美元頹勢，重奪金融戰場主動權，還順手牽羊地痛剪了中東，拉美，東南亞，非洲等國的羊毛，此計堪稱絕妙至極。
縱觀歷史上國際銀行家的歷次出手，可以發現他們始終遵循着最優算法，每一次重大戰略行動都會同時達成三項以上的主要目標，用一石三鳥來形容也絕不過分，國際銀行家從來就是打組合拳的高手。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這兩位國際銀行家的哼哈二將全力協同，整個事件發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熱津斯基出謀劃策，基辛格作爲尼克松政府的情報沙皇直接參與執行。
威廉·恩格在《世紀戰爭》一書中尖銳地指出：基辛格持續地壓制流向美國的中東地區情報，包括美國情報部門截獲的阿拉伯官員對戰爭準備的確認，華盛頓在戰爭期間的表現和戰後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確地執行了彼爾德伯格5月會議的路線，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成爲全世界泄憤的替罪羊，而盎格魯－美國的利益卻悄悄地躲在幕後。
在基辛格的誘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的歐佩克國家，它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債券，從而實現石油美元迴流，然後基辛格過關斬將，到1975年，歐佩克的部長們同意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世界貨幣於是進入了石油本位的時代。
石油價格暴漲導致了石油貿易結算對美元需求的暴漲，終於使美元在國際上重新獲得有力支撐。
從1950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價格一直穩定在3.5美元一桶。
從1970年到1973年，油價逐步上升到13.15美元一桶。
1973年10月16日戰爭爆發後不久，歐佩克將油價調高70%到15.11美元一桶。
1974年1月1日，油價又上漲了一倍，到31.65美元。
從1973年彼爾德伯格會議之前到1974年1月，石油價格果然上漲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裡的尼克松總統還試圖讓美國財政部向歐佩克施加壓力，讓油價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內情的官員在備忘錄中寫道：“銀行家對這個建議置之不理，而強調用石油美元迴流的策略對付高油價，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
隨後而來的高油價時代，造成了西方各國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人民儲蓄被大幅洗劫，更爲不幸的是毫無防範意識的發展中國家。
經濟學家恩格解釋道：石油價格400%的暴漲對於以石油爲主要能源的國家經濟造成了很大沖擊，大多數缺乏石油資源的經濟體，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難以支付的400%的進口能源成本，還不必說農業使用的從石油而來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貿易是順差，處在一個健康的經濟發展狀態，到1974年，印度的外匯儲備爲62.9億美元，卻要支付兩倍於此的進口石油費用，即124.1億美元。
同樣到1974年，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非洲和拉丁美洲，一個國家接着一個國家面臨着貿易赤字。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1974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達到了350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並不奇怪的是，這個赤字總和恰好相當於1973年的4倍，也就是說與石油價格上漲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強勁的工業生產和貿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範圍內的工業與貿易萎縮所取代，其嚴重程度是二戰結束以來之最。
20世紀70年代，許多正在實施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陷入對世界銀行低息貸款的嚴重依賴，石油價格猛漲使得這些國家的大量資金被高油價所吞噬。
發展中國家面臨着要麼停止工業化進程，從而無法償還世界銀行過量的貸款，要麼就得向世界銀行借更多的錢來購買石油和償還鉅額債務的本息。
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手設套的國際銀行家早已張網以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一系列苛刻的援助條件，再強逼着這些稀裡糊塗就倒了大黴的發展中國家喝下著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四副良藥---即國家核心資產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場化和自由貿易國際化，大部分國家喝下這幾副藥後非死即傷，個別抵抗力強的國家也落得元氣大傷，民貧國弱。
就在發展中國家掙扎着到處借美元進口昂貴的石油時，又一個晴天霹靂在等待着它們。
保羅-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是因爲他是華爾街的人選，這是他們對美國政府的開價，爲人所知的是他很聰明和保守，不爲人所知的是他即將掀起一場鉅變。
1973年，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爲了加強北美、西歐和日本金融界之間的關係，在布熱津斯基的倡議和協助下組建了一個名叫美、歐、日三邊委員會的團體，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並在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
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作爲戴維-洛克菲勒的心腹謀士的布熱津斯基便成爲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
布熱津斯基有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臘斯克，是佐治亞州人，他在肯尼迪-約翰遜掌管白宮時曾擔任國務卿，他向布熱津斯基建議邀請佐治亞州州長卡特參加三邊委員會，並一再讚美卡特的創業魄力和政治遠見。
在臘斯克的熱情撮合下，布熱津斯基同卡特見了兩面，布熱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認定此人日後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將他網羅在身邊，但以卡特當時的職位和聲望，要想成爲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在執行委員會表決時恐很難通過。
於是，布熱津斯基便當面向戴維-洛克菲勒先生做了推薦，着力將卡特大大稱讚了一番，三邊執行委員會主席採納了他的意見，並親自提名。
就這樣，名不見經傳的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邊委員會美國成員的名單中，這是他爲五年後跨上白宮的臺階所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大步。
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之後，他的入黨介紹人布熱津斯基順理成章地成爲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實際上是代表國際銀行家進行攝政，其角色與尼克松時代的基辛格類似。
1978年，美聯儲主席職位出缺，這可是國際銀行家非常看重的一個要角，戴維-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薦手下名將保羅-沃爾克擔當此任，卡特總統無法拒絕這一要求。
《紐約時報》稱--沃爾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蘭克福和瑞士的歐洲銀行的認可，熊市已久的紐約股票市場還少有地上升了9.73點，美元在國際市場上一下子堅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