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天羽又搞了個聲明，說大家誤會了，日本還是贊成門戶開放的，中國那邊兒，有利益大家均沾。
廣田很着急，覺得必須拿出一個對中國的基本政策。但他也明白，對華外交必須得到軍部支持，否則就是一紙空文，所以他一次次地往軍部跑，說咱作爲一國政府，總得有個國策吧？不能想起一出是一出。你們不去外務省，我來三宅阪行不？咱們大家一起商量。
陸軍說：OK。
海軍省說：慢着！我們也想摻和摻和。廣田說，也好。於是外務部、陸軍省和海軍省搞了個聯席會議。就這樣，到1935年秋，“廣田三原則”終於出臺：
中國停止反日運動，放棄依賴歐美的政策，兩國一起提攜；
南京政府承認滿洲國，並與其進行經濟、文化的交流；
中日共同防共，尤其是在北部邊境提防蘇聯。
三原則一出，廣田特高興，認爲是自己外交生涯的傑作：你瞧，中日間所有的關鍵點，我都找到了。
三原則飛到南京，蔣介石抓過來一看，頓時冷汗一身。這三條看似平常，其實水很深，他第一反應是：接受即滅亡。
但對廣田拋過來的樹枝又不能完全不搭理。
蔣介石召集幕僚商討，最後拿出對策，回覆廣田：在第一條上，要說明中國沒利用英美對付日本的意思。中日間的糾紛，造成原因，主要是兩國“不親善”。怎麼才能親善呢？先廢除《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
第二條，對滿洲國，讓它先放在那裡，我們不會用和平之外的辦法，但我們也不會承認它。
第三條，南京政府其實一直在防共，是你們眼神不好，沒看到。至於在北部邊境的蘇聯問題，等你們接受了我們提的條件後，我們也不會不考慮。
這個回覆軟中帶硬，以退爲進。
就這樣，蔣介石接見了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
作爲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在日本外交圈也算老人了，到南京上任時他已近七十歲。有吉雖上歲數，但頭腦還算冷靜，一直不贊成軍部的冒進和外務省的強硬路線。他認爲過度壓迫中國只會讓日本失去中國，爲此在滿洲問題上與中國談判也是可以的。但當時的內田康哉外務大臣特別強硬，“即使日本化爲焦土，也不能放棄在滿洲的權益”。內田一直站在軍部那邊，否定了有吉的構想。
見面後，蔣介石告訴有吉：這是非正式接見，一切談話都是帶有私人性質的，你的明白？
對廣田三原則，有吉的看法是，承認滿洲國對中國來說，顯然是難以接受的。其他兩條基本上沒問題。所以，他主要解釋另兩條。
蔣介石說：三條中，兩條涉及華北問題，所以中央派官員去華北主持軍政後才能商討。蔣介石把華北問題拉進來，實際上是給廣田三原則設置了門檻兒。
最後蔣說：個人意見贊同，無有對案。
這是原話。
有吉也許是老糊塗了，認爲蔣介石接受了三原則，眉毛鬍子都笑開了，一路小跑回了大使館，就差道上絆個跟頭了。有吉向東京報喜，說中日親善、共同提攜的局面指日可待！
有吉馬不停蹄，又拜見了國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長張羣，說咱下一步得談落實了吧。中日媒體這時候也紛紛報道，說蔣介石接受了三原則。
張羣是1934年底接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前幾年，這個職位一直由行政院長汪精衛兼着。
民國時代的外交家：顧維鈞、王正廷、王寵惠、施肇基、羅文幹、王世傑等，大多是一些民族主義者，爲國爭權的幹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至於張羣，跟軍中的何應欽一樣，被很多人認爲是親日派。在這個問題上，好像人們不是反日的，就是****的，非此即彼。歷史要是這樣簡單，那倒也好了。
張羣是四川華陽人，早年考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取得留日資格，在東京振武學堂結識了蔣介石，所謂“本來準備學步兵的，可是與蔣先生一見如故，於是不學步兵而學炮兵”。在東京，兩個人一起參加了同盟會，又一起被分到第13師團實習，然後一起考入陸軍士官學校，武昌首義後又一起偷渡回國。
有這樣的底子，張羣可謂從一開始就是蔣介石的人。後來，在蔣鞏固政權的道路上，精明強幹的張羣又忙前忙後，爲蔣攏住了不少人。在中日關係走向不可知的時候，蔣介石急忙從湖北省主席的任上調張羣出任外交部長。
張羣一上任就要求：從今以後，各地方把所有涉日事件，都推到中央政府這邊來。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蔣介石決定打開中日政府間的談判大門。前面說過，九一八事變後，在外交上，蔣介石定了一個調子：不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關於這一點，蔣後來也反思過，認爲這個辦法未必上佳，只是弱國所採取的沒有辦法的辦法。
面對有吉的風風火火，張羣問：落實？
有吉說：你們的蔣委員長已經答應了，趕快落實三原則吧。
張羣笑道：不會吧。據我所知，蔣委員長的回答是：“個人意見贊同，無有對案。”您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麼？
有吉問：什麼什麼意思？
張羣說：“個人意見贊同”說的是贊成中日政府間開始協商這件事，而非說贊成三原則；“無有對案”是因爲三原則沒有具體的東西，無從提出對案。何況，上次你們的談話，是私人談話，是非正式的。
老有吉差點沒背過氣去，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駁。
有吉又提出處理華北問題的辦法，內容我們可以想象。張羣回絕了。張羣說：你提到的辦法，是你們針對華北行政長官提出的，但現在的問題是，你們反對我們的何應欽到北平上任，所以這些辦法也就無從談起。
有吉無話可說，只好卷着鋪蓋捲回東京了。
有吉走了，有田來了。後來長期擔任日本外務大臣的有田八郎，在1936年3月16日、17日、18日、19日連着四天，堵在外交部門口，跟張羣談判，這在中日外交史上非常少見。
日本有點急。
在第一次談判中，有田說：中日關係如果不調整，很可能會發生不幸的事啊！調整的話，三原則是躲不開的。話語間帶有威脅的味道。他說：現在中日間的懸案越來越多。
張羣說：最大的懸案是滿洲問題吧？那就從這個問題談起。
有田見有點自挖陷阱的意思，於是忙說：現在談這個問題，還不是時機吧！
張羣說：那也好，從華北談起。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必須保持。中日談判時，華北那邊的日本駐屯軍必須停止一切行動。有田說：華北的事，可否叫宋哲元跟我們談？
張羣說：他沒這個權力。
第二次會談主要是張羣說，有田聽。
第三次會談是有田說，張羣聽。
第四次談判基本上是各說各的。
有田出任駐華大使，任務就一個：讓南京接受三原則。結果沒談成，所以他也可以走人了。有田出任駐華大使一個多月後，返回東京擔任外務大臣，在一次談話中稱：中日關係的調整，也許不一定完全按三原則進行。東京有點亂。1936年7月，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對外侮的最低限度和“最後關頭”進行了說明：“中央對外交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會議前後“兩廣事變（1936年6月至9月，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地方實力派系：廣西的新桂系和廣東的陳濟棠粵系，利用抗日運動之名義，反抗國民政府中央首領蔣介石的政治事件。該政治事件幾乎觸發了一場內戰，但是最終以雙方達成政治妥協而和平結束。）”爆發。起因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猝死，蔣介石趁機想把一直半獨立狀態下的廣東統一到南京這邊，於是粵系實力人物陳濟棠（廣東陸軍速成學堂，廣東防城人）聯絡廣西的李宗仁（廣西陸軍速成學堂，廣西臨桂人），打起抗日反蔣的旗號。
在對付新軍閥上，蔣介石自有絕招。這絕招就是一邊打，一邊拉，先從內部瓦解開始，所以他一邊派軍入湘阻擊叛軍，一邊把粵軍大將餘漢謀（保定陸軍軍官學校6期，廣東高要人）拉了過來。陳濟棠不戰自敗，李宗仁硬撐着，最後跟南京達成和解。桂系起事是打着抗日的旗號，所以再次歸順南京後，他們表示：一旦中日開戰，即率軍出桂。
但實際上，這個事變背後有日本人的影子。在當時，日本人喜歡去兩個地方，一個是宋哲元家，另一個就是李宗仁家。日本人認爲，在中國各路軍閥裡，最具有反蔣實力的，就是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定陸軍軍官學校3期，廣西臨桂人）二人，所以一個個日本高官打着拜訪李宗仁的名義，去那裡進行反蔣策動，這些人裡既有土肥原賢二，又有日後率兵進攻上海、南京的鬆井石根（日本陸軍士官學校9期，愛知縣人）。而去的次數最多的，是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和知鷹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6期，廣島縣人）。和知開出的允諾是：在倒蔣事變中，日本將向桂軍提供所有武器裝備和彈藥，支持兩廣脫離南京政府。
李宗仁接見和知鷹二時說：我們倒蔣，打出的旗號可是抗日！
和知笑道：你們打什麼旗號都行，只要你是顛覆南京政府，我們就支持。
李宗仁看了看身邊的白崇禧，兩個人大笑，他們當然沒上日本人的鉤兒。
再說南京這邊，有田八郎悻悻而歸，東京派駐天津總領事川越茂爲新任駐華大使，東京似乎注意到自己有點急，所以川越來南京後，以靜制動，沒急着找張羣。但成都和北海又出事了。
日本提出要在成都設立領事館，南京那邊批了條子，但成都人不幹，理由是：討厭日本人，而且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沒什麼日本僑民，設啥子領事館？日本堅持往成都派人，對他們來說，領事館的另一個稱謂就是諜報機關。在成都搞了領事館，日本人在西南腹地就有了一個諜報據點。於是一個日本小組打着旅遊的旗號先期到了成都，四個倒黴鬼一住進飯店（大川飯店，8月23日），就被成都民衆包圍了，結果是兩死兩傷。
“成都事件”餘波未平，廣西北海又有涉嫌間諜的日本商人被刺。
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小小的一個事件都有可能造成曠世大戰。
而有時候，一個事件的爆發，遠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嚴肅”。比如說，1934年的“捉迷藏事件”。當年夏天，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有個職員叫藏本英明，此人性格內向，有事喜歡悶在肚子裡，因爲一點破事兒受同事譏諷，於是從總領事館出走，一個人鑽進明孝陵附近的紫霞洞，想要自殺。日本那邊認爲藏本被反日分子幹掉了，認爲中國必須負責，軍艦也跑到下關江邊示威。沒想到，四天後藏本在洞裡被找到了。
此時，中日兩國實際上已如脫繮野馬，衝着一個明朗的方向去了。雖然談判還在進行，但這仗遲早要打了。“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bǐ）隨時抗戰爲要。”這是兩地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發出的密令。在1936年，中日間每有一個突發事件，南京這邊就有戰爭預案作出。這是一個質的變化。
中日政府間的談判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