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蔣介石十分鬱悶。他立即把陳立夫叫來，叫他限期破案。陳立夫、陳果夫是革命元老陳其美的侄子，而陳其美對蔣介石又有知遇之恩。陳立夫召集憲兵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8期，貴州安順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戴笠（黃埔軍校6期，浙江江山人）等人偵破此案。
雖然孫鳳鳴死了，但由於幾位高手同時出動，最後還是搞清楚了：孫鳳鳴，1905年生，安徽滁州人，曾在第19路軍幹過，參加了1932年上海之戰，刺殺與黨內人士無關。拿到結果，蔣介石長出一口氣。
孫鳳鳴身中兩彈，因臨近心臟部位，轉天就死了。即使不中彈，孫也活不久了。因爲在出發前，他已服下兩顆大煙泡。也就是說，他沒想活着回來。
那個年代，各有各的悲壯。
汪精衛雖腦袋上、身上中了三彈，卻僥倖活了過來，你說這跟誰講理去？
汪精衛一生跟刺殺有緣。年少時，他作爲刺客，赴京刺殺清朝攝政王，雖沒成功，但卻一舉名滿華夏，尤其是入獄的那兩句名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讓他一下子擁有了衆多熱血沸騰的“粉絲”。但後來，不知怎麼着，他就從刺客變爲被刺對象。不過，作爲民國“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衛，命還真是大。除這次外，抗戰爆發後廣爲人知的軍統越南河內刺汪時，他又躲過一劫。當然，從那以後，他徹底走上不歸路。
現在，望着主席臺上的汪精衛，誰又能想到幾百天后，他就成了漢奸的首席！“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的灑脫背影，最終化作一縷歷史的黑煙！
扯遠了，但也不遠。
接着說談話會。
緊接着，張羣告訴大家，談話會分四個組，圍繞着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等方面進行懇談，南京的政府官員分散到各個小組，跟大家溝通有無。
分組討論時，雖然很多人談到七七事變，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所以還照樣談怎麼進行國民教育、擴大新聞自由，乃至於制訂憲法等問題。比如，上海來的代表就對北平的事不怎麼關心，似乎習慣了中日間發生點衝突。
對於談到北平局勢的人來說，不外乎兩種觀點：一是當局部事件解決，二是準備即將到來的大戰。
在談到事變的人裡，國家社會黨總秘書張君勱第一個表了態。他對大家說：國社黨在當年是秘密成立的，與國民黨政見不同，對政府更是多有責難，但如今平案爆發，黨派之爭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廬山的大學校長有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等人，大家認爲危局之下，國家和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一切紛爭都可在這個原則下和解。
商務印書館經理王雲五提出問題：國難之際，無論是知識界，還是勞工大衆，都會擁護政府抗日，但怎麼把這種擁護組織成強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體的辦法。
文的表態了，武的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有兩個副委員長，一是馮玉祥，二是閻錫山。閻沒來，馮作爲軍界僅次於蔣介石的人，打開話匣子。
在此之前，馮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長大）造了蔣介石好幾次反，蔣馮大戰、蔣馮閻大戰等等，最後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馮、閻一起做了蔣介石的“副手”，實際上蔣從沒把馮當成一個強勁的對手。馮最大的特點是嗓門高，別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長演講，鼓動性還挺強；說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難說會打仗；在軍中呢，喜歡搞家長制，雖然北方的將領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後對馮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資格老，在各方較量中往往會成爲一個有用的棋子。
馮玉祥說了不少，總結起來是這麼個意思：日本人不是東西，這話我早就說過，看見沒有？果然又在北平鬧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說不能跟日本人打，因爲打不過人家，我說一定得打，寧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就是不能當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裡面，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人沒說話。他就是胡適。胡的態度很微妙。在談話會上，他對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並堅決反對華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積極地對抗日本，但又反對全面開戰。認爲一旦全面開戰，中國此後的局勢將不堪設想，多年來支撐起的“國體”將毀於一旦。胡適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與耐心，跟日本達成一個可以接受的停戰協定。
在會後，胡適還專門拜訪了蔣介石。
隨着日本調遣國內師團入侵中國，蔣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國想不想打的問題了。事變爆發後，從四川緊急返回南京的何應欽向廬山上的蔣介石請示如何應對，侍從室主任錢大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1期，江蘇吳縣人）得到蔣的口風后電覆何應欽：委員長的方針已經決定了。
1937年7月17日，談話會繼續在廬山進行。在這一天，蔣介石發表著名的《對日一貫的方針和立場》。在這個聲明裡，他把很多真實想法都說出來了：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外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爲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爲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夜，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僞組織，要驅逐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的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隊反要經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人家向中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北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爲我國是弱國，又因爲擁護和平是我國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爲我們是弱國，更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爲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爲東方民族作一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的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我們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蔣介石這個聲明一出，廬山談話會的調子就給定住了。
因爲事態危急，所以蔣介石7月20日就下山返回南京應對局勢去了，沒參加接下來繼續進行的談話會。這一天，代表周恩來等人也下了山。
國共談判中，一度因改編後的中隊的領導權問題陷入僵局。最終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不再堅持向軍隊派出政訓主任和師參謀長的要求，也就是說同意這支軍隊由獨立領導和指揮。根據國共所達成的協議，陝北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兩黨合作，一致抗日。
在北平南苑遭受日軍最猛烈攻擊時，廬山談話會第二期開幕，參加第二期談話會的主要是一些學界名流。第一期談話會的人，有的下山了，有的還留在廬山。汪精衛、胡適、張伯苓、蔣夢麟等人還沒走，繼續參加第二期談話會（按計劃，舉行三次談話會，但因形勢緊迫，第三次沒舉行）。
軍事委員會顧問蔣百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7期，浙江海寧人）參加了第二期談話會。
現在，說起抗戰，很多人都在談蔣百里，因爲他最先提到“持久戰”。喜歡錦上添花是我們的毛病，所以在推崇蔣的文章裡，不惜憑空杜撰，最有代表性的是，說蔣百里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時，成績優秀，跟其他中國留學生力壓同期的鬆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本莊繁等人，奪了天皇所賜軍刀，後來日本人覺得沒面子，於是作弊把真崎等人往前塞，就這樣越說越沒邊。
鬆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本莊繁是第幾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9期，畢業年份是1897年。這一年蔣百里多大歲數呢？15歲（1882年出生），還在中國待着呢。至於奪天皇所賜軍刀什麼的，更不靠譜，因爲天皇只賜給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學生軍刀（前6名，所謂軍刀組）。錦上添花不是這樣添的。蔣百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沒的說，但遠不是野史瘋傳的第9期，而是第17期，這一期日本那邊最有名的是東條英機。
蔣百里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又到歐洲第一強國德國學習軍事，有了這樣的經歷，回國後當了中國陸軍最高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校長，後來又代理陸軍大學的校長，從此子弟遍天下。
蔣百里屬於職業軍人，有着極其敏銳的判斷力。舉個例子：“一？二八”事變時，蔣百里正在上海，後來曹聚仁在《蔣百里評傳》中這樣回憶：
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戰後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們在一家咖啡館喝茶，翻開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聞》，頭條新聞是日本陸相覲見天皇的電訊。他沉吟了一下，對我們說：“2月5日早晨，會有日軍一師團到達上海蔘加作戰了。”他何以這麼說呢？他說日陸相覲見天皇的意義是報告日軍正式出戰。依日本當前的運輸能力，三天之間，可運輸一個師團的兵力：4萬戰鬥兵及其裝備到上海，所以他估計這一師團5日可以投入戰鬥。果然，“一？二八”戰役，日軍的第一場****是從2月5日開始的。
1933年，蔣百里以私人身份訪問日本，轉了一圈後，他就預言：未來幾年內，中日間必有大戰！回國後，他多次提醒蔣介石應該開始備戰，隨後以軍事委員會顧問的身份參與國防計劃的制訂。七七事變爆發後不久，蔣百里提出“持久抵抗”的戰略（唯有長期抗戰，才能把日本拖垮），認爲中國肯定是有辦法的。蔣百里又依據在日本的見聞以及多年來對日本民族、社會、政治、文化和軍事的觀察，寫成了《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文章結尾處，將軍這樣寫道：“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它講和！”
在廬山，蔣百里在爲軍官訓練團的學員們訓話時，叫大家作好跟日本進行全面戰爭的準備。
說起軍官訓練團，1937年夏天只辦了2期，到8月底，學員們就提前畢業了，因爲他們必須從廬山直接奔赴抗日戰場。
放在大時代的背景下，聯想着那一個個下山的身影，總有一種令人難以說清楚的悲愴。那些影像重重疊疊，軍、師一級的，有第26軍軍長孫連仲、第14軍軍長李默庵、第51師師長王耀武、第98師師長夏楚中、第11師師長彭善、第36師師長宋希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參謀長邱清泉、第2師師長鄭洞國、裝甲兵團司令杜聿明；旅、團一級的，有獨立第20旅旅長鍾鬆、第11師第66團團長鬍璉、第51師第306團團長邱維達、第51師第153旅旅長李天霞、第98師第294旅旅長方靖、第29軍219團團長吉星文……